——“国研智库论坛2014”年会综述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智库的作用越发凸显，其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春天。在新形势下，如何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贡献？
9月13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国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承办的“国研智库论坛2014”年会于北京举行，主题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开幕式上就此发表主题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张军扩，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等出席论坛并发言。来自中央级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地方智库、民间智库以及其他智库机构的代表参与主题讨论。期间，论坛还发布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过去一年的重要课题研究成果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4”。这是国研中心首度集中、公开地向社会发布其研究成果。
迎接智库发展的春天首先须全面准确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准确把握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
智库在发达国家不仅数量多而且影响大，政府的很多重大决策就是基于智库的研究成果做出的。在我国，对智库的发展和认识也是随着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求和潮流而进步的。与过去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演讲中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从此，中国对智库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智库行业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进入新的黄金发展期。
李伟表示，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准确把握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并持续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大问题，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作用、体现特色、实现发展。
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李伟从三个角度论述了他的理解：第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只有牢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通过不断强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得以完善和发展；只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更有保障。第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制度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具体地讲，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指的是治理国家过程中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规制，包括权力配置、行使权力机构的设置、各权力机关的职能、公权力的制约监督以及公民权利的保护等方面，使国家政治生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规可守、有制可行。国家治理制度化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必要要求，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第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国家治理思想中，至少包含着两层重要含义，一是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割断与本国历史和文化的联系，也不能割断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和社会主义国家已有实践间的联系，重要的是要善于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二是对国外的治理理论和治理的经验与做法，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排斥拒绝，而要很好地进行吸收借鉴。要根据中国的国情，顺应时代改革发展要求，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按程序加快完善和构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李伟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智库发展在其国家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我国智库现状难以满足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与时代新要求相比，智库发展还相对滞后。要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智库要在资政辅政、启迪民智、平衡分歧、聚贤荐才等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智库还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发挥独特的影响。不但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理论总结，为进一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自信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对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独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系统性、前瞻性研究，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策提供支持。
李伟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持续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国内智库，应该全面了解国家治理的各种理论流派，及时掌握各类有效的分析工具和手段，深入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探求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政策设计。就此，李伟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原则。第二，现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应加快现代国家建构，完善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提高政府效能。第三，高度重视信息化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影响。
智库的生命在于其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及其研究成果切实为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智库的发展及其价值不仅取决于制度环境和社会认识，还在于其独立思考、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以及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贡献大小。这与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作出重要批示精神相一致。李伟说，总书记的批示要求国研中心紧紧围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任务，不断增强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提高决策咨询服务质量和水平。
作为直接为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提供研究咨询服务的智库机构，近年来国研中心以全面推进“一流智库”建设为抓手，以提高政策咨询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为重点，坚持中长期重大课题研究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相结合，完成了一批具有较高政策价值和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贡献。
当天上午，论坛专门发布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过去一年的重要课题研究成果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4”。这是国研中心首度集中、公开地向社会发布其研究成果。据张军扩介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每年都会开展1-5个重大课题、若干重点课题以及其他一些课题的研究。从2010年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每年选取当年的一部分重要研究成果，集结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让过去主要为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服务的智库成果直接为经济研究和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今年是这套丛书连续第五年出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4”包括16部著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侯永志、赵晋平、赵昌文、李国强、张俊伟、王青等分别就分项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包月阳就此套丛书出版情况及图书特点进行介绍。辜胜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分别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暨成果进行点评，并给予高度评价。
辜胜阻表示，这套丛书围绕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选题，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非常强。他重点对《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一书进行点评，并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坚持二维改革路径，一维是户籍改革，一维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
赵振华认为，这套丛书的问题意识非常强烈，并且所提出的问题是真问题、大问题，也是当下中国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同时，每一本书中都提出了切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建议，能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也能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参考，为研究人员提供素材。
张军扩着重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大研究课题“增长阶段转换的成因、挑战和对策”的成果进行了介绍。他作为该课题的负责人，对未来中长期经济形势判断有自己独到看法。他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增长潜力的确发生了变化，再回复到以前接近两位数高增长的因素已经不再具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后发优势的消失和追赶进程的终结，而是意味着后发优势性质、结构和程度的变化以及追赶型增长的阶段转换。因此，尚不会使我国的潜在增速滑落至低速水平。今后大约十到十五年之内，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这一判断与很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不人云亦云对于智库品质来说很重要。
他介绍说，经过国研中心课题组的研究，明确区分了二战后国际上的两大类增长——一类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创新引领式增长，典型的像过去的英国、当今的美国等；另一类是落后国家或经济体的追赶型增长，成功者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前一种增长主要依靠新技术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因此，尽管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时也可以实现较快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增长速度比较平稳和缓慢。这种增长也可以形象地叫做“蜗牛爬行式增长”。后一种增长则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和作用，常常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实现比前沿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或者换个角度讲，常常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前沿国家在较长时间内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和增长任务。这种增长也被称为“压缩式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增长显然是后一种增长。
课题组继而对后发追赶型增长的一般规律、追赶型经济体增速阶段性变化的内在动因、机理及其对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意义进行了研究。通过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联系到我国，课题组认为，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我国具有一些独特优势。比如，我国是一个大国，不仅国内市场规模潜力巨大，且区域发展不平衡，有利于需求的渐次释放；其次，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之时，我国每年有600万-700万大学毕业生，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还比如，我国制造业优势明显，有利于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换；最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如果改革能够取得进展，就可能释放出较大的改革红利；等等。基于此，课题组认为在今后大约10-15年，我国具有争取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如何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在交流探讨中形成诸多共识
当天下午，与会智库机构的代表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这一主题，分中央级智库、高校智库、地方及民间智库三个单元，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形成了诸多共识和共鸣。
作为具体牵头起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智库建设工程规划的负责人隆国强认为，智库的发展和任何行业发展一样，既取决于供给又取决于需求。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有很多机遇、挑战，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封闭状态下逐渐融入世界的国家来说，其中的机遇和挑战可能更多，更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机遇是什么、挑战是什么，特别是怎样才能趋利避害，抓住这些机遇。这从需求上就给了中国智库发展一个巨大机遇。当然，要看怎么能够满足这些需求。中国智库像雨后春笋般非常多，但发展相对滞后，滞后不是指数量而是质量。智库怎么才能发展好，体制机制是关键，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要探索、改革。正是在这一考虑之下，这两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总书记批示之前就已经开始做一流智库的发展规划，总书记批示以后又在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试点工程方案，在此过程中认真研究世界各国智库发展的经验及其教训，分析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试图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智库发展道路。
隆国强说，我们需要有一个适合智库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有高质量、高水平的高端人才，需要有开展智库研究所需的工作条件。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智库文化也非常重要，“智库的文化是智库的灵魂”。全世界成功的智库，在文化上有很多共性：第一，客观性、独立性，在他个人看来，用中立性更好。每一个国家优秀的智库一定是站在全民利益、国家利益的立场来思考问题。第二，科学性、专业性。智库研究的对象——公共政策非常复杂，影响因素和变量非常多，不但条件无法假定也无法割裂出来在实验室模拟。因此，专业性、科学性很重要。第三，建设性。智库的知识分子的研究始于批判终于建设，落脚点是要提出解决方案，这与公共知识分子始于批判终于批判存在根本区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所长高世楫把智库看作是进行公共政策设计的机构，智库研究人员看作是政策工程师，他们利用各种知识，在给定的条件下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优方案，而条件是因时而动、因地不同。就中国智库建设问题，他提出首先要坚持一个立场，重视五个领域的重大研究，意识到一个新的思维。“一个立场”，特别是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的官方智库，其研究应该是怎样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更好地治国理政，坚持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这是一个大前提。“五个关键问题”，即法治国家建设、现代预算国家建设、公平公正的福利制度设计、政府监管、政府如何引导国家发展；所谓“一个新思维”是指，在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治国理政面临的对象和可以利用的手段不一样。这对中央和地方智库建设都给出值得思考的框架。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认为，建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某些方面有失误甚至有一些重大的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的智库不发达有关系。因此，智库建设需要政府重视。而对于智库本身建设来说，第一，需要“智”，智来自于学者的学识素养，来自于对实际情况的了解。第二，“库”里得有人，就是高素质、高水平的学者。第三，还需要良好的机制管理。第四，要有人干事，干党中央需要关注的事，并提出自己超前的观点。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提出，中国的智库既要影响决策，也要影响社会。光拿领导的批示不代表你是智库，最重要的是要对社会产生影响。智库的责任是要说真话、科学说话，不要跟着别人后边说废话，说自己都不相信的大话、空话。中国智库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夏杰长把这十年来参与智库建设的经验、困惑跟大家共享，概括起来八个字：储备、参与、共建、融合。也即，一是要储备丰富的人才，而人才要储备丰富的知识，具备坚实的学术基础，深刻理解中国国情，对政府运行、决策初步了解。二是要深度参与国情调研，参与伟大的实践，要深入到企业、行业协会，只有这样做出来的调研报告才能落地、才能务实。同时，要参与党中央国务院、国家部委交办的研究专题事项。三是与中央国家机关、研究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建研究机构，相互融合，保证研究来自于一线经验，来自于比较深刻的国情把握和了解，紧跟国内前沿，而不是做对政策、实践经验总结的“马后炮”。这种共建经验得到韩俊的赞赏和认同，认为“延长了手臂”，值得国研中心学习。四是强调学术研究与产业、企业运行的融合，学术与政府的融合，深深切入政府的文件起草、决策咨询之中。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赵建军说，目前正处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期，其波及面非常广，在进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建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这一背景。作为智库尤其是国家级智库，需要承担着非常大的社会责任。“智库的灵魂是文化”，再延伸一下八个字，“唯有良知，烛照未来”。为国家提供政策咨询意见时一定要摒弃个人的私利和自我认识的局限，把专家个人的视野与国家集体的智慧高度融合起来，让智库体现出思想火花的引爆库、政府执政的锦囊库、百姓声音的发音库、智慧人生的思想库，站在学术前沿，引领时代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提出，智库的研究基点是战略，人类进入快速叠加的时代，战略认知和战略定位至关重要。在下一代卫星互联网时代来临之际，全球化3.0版，是中国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最大变化，构成我们的战略背景。全面的信息认知和战略战术双赢是战略的基点，制度、规则、概念的巧实力是战略的交汇点，而巧实力支点的寻找是最重要的。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提出，要从大国治理角度谋划大国智库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大国治理和小国治理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概念，正如大海和池塘的复杂性程度完全不同一样。有一个比喻，大象与蚂蚁，大象在树的背后藏不住，过去叫韬光养晦，很多事情不牵头、不领头，但他在那儿大家都看着，作为大象想藏也藏不住。这些比喻说明，一个大国的治理跟小国的治理不是一个概念。大国治理对大国智库提出的任务与小国治理给智库提出的任务也不一样。我国智库的发展应当从大国智库角度考虑大国的治理。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表示，做好智库工作，要理顺三个关系。一是要理顺决策咨询和科学研究之间的价值取向与科学依据的关系。一个决策咨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研究事实，把握问题的实质，这是决策的科学基础。必须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决策，所以，在决策的最初，最好不要带有任何价值取向，采用各种科学方法把问题搞清楚。在搞清事实的基础上，作为智库就要根据自己的定位，包括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对智库的要求，在客观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重大的对策建议。二是要处理好短期对策和长期研究的关系。要拿出来高质量的对策建议，需要长期的研究、积累，需要专项研究，这是做好决策咨询工作的重要前提。三是处理好前沿研究和各种历史积淀研究的关系。把智库做好，提出高质量的智库建议，必须站在实践前沿、政策前沿和理论前沿，这样提出来的对策建议会更厚重。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要建立一流智库，其定位不应是国内智库之间的竞争，而是要着眼于打造世界一流智库，在国内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在国际上享有应有的学术地位，产生国际影响力。智库想成功，第一，应该与政府既有联系，又保留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光是给政府政策做注解，还要有自己的判断，给政府提出多种政策选择。第二，要有很好的人才储备。第三，具有很高学术声誉的领导人。第四，要有稳定丰富的资金来源。此外，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也是智库应该研究的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关注智库的发展，就应该关心智库的生长环境和生长氛围，尤其是政策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的培育。第一，国家运行的基础数据应更加开放、及时、全面地与社会共享，打破政策研究上数据资源的垄断。第二，建立有效的智库治理和规制。如果没有有效的资助体系，智库本身就会带有某种偏向性，或者成为某种资助方的代言人，避免这种现象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公开透明。第三，建立多元化政策沟通渠道，尤其是应考虑怎样把社会上各种政策研究、建议进行有效搜集、综合整理。第四，提高政府和社会的宽容度，容忍不同的观点、建议，这是智库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五，建立合理的智库资助体系。此外，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机勃勃的政策研究市场，让不同的分析结论、不同的政策建议互相竞争，在一个合理的理性讨论、辩论机制下，让市场进行筛选，从而减少政策执行的偏差和决策失误的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说，政府要从法律上、观念上进一步革新，解决智库的独立性问题，同时进行干部制度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制度，让智库人才与政府官员之间合理流动，广泛吸纳社会精英，特别是吸纳有更宽视野、更高道德水准的人才来到智库工作，提升现有执政团队的社会基础及其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所在的机构2013年1月始建，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做出了不同凡响的成绩，其中在智库国际化上迈出的步伐令人瞩目：聘请了来自许多国家前政要、银行家、金融家等49位成为高级研究员，吸纳全球智慧。举办20国智库论坛、丝绸之路经济带十二国智库论坛等，通过设置议题影响各个国家。该智库机构成功起航，首先是通过独有的方式实现社会融资，甚至资金池越滚越大，遭遇钱花不完的“幸福的烦恼”，王文希望与国内智库形成智库共同体，去全世界进行思想和智库的竞争。其次，他们有一个清晰的战略定位，即：资政、启民、孕才、伐谋。尤其是将“伐谋”理解为大国崛起的标配，重在设置全球议程，影响国际舆论，广交国际朋友，发出中国的声音。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说，美国大学是很重要的智库力量，中国需要创造条件让大学智库建设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第一，政府一定要把信息公开，否则大学的很多研究工作就是白做。第二，一定要让有能力的人自由地在商界、政界、学界间自由流动。第三，建立各种不同的实践基地，包括到农村的、国外的基地，为教授进行研究创造条件。第四，大学一定要有自主权。第五，逐步建立一个智库市场，让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协同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做出第一份国内智库研究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该中心副秘书长权衡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有几条国际经验值得借鉴：专业化、特色化发展是智库成长的核心竞争力；高质量、独立性与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力；合作发展与国际化是智库创新的重要平台；专业人才和研究力量是智库竞争的核心资源；“旋转门”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活力所在。
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沈和对地方智库建设具有很强的紧迫感。他说，江苏的智库建设与江苏的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薄弱的研究机构面对重要的发展命题，显得力不从心，迫切需要加强智库建设，迫切需要智库提供高质量的成果支持。客观地说，江苏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智库支持，得益于两个机制：一个是集成的学习机制，改革开放学广东，民营经济学浙江；二是引智的机制，比如苏州发展这么好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分不开。但是，江苏过去是追赶型可以学习，今后是创新型，如果没有自己的智库不行。沈和就如何建好江苏智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形成初步成果。
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南岭说，深圳作为中国的一线城市，高校和传统的科研机构最少，但深圳现在有上千家研发机构，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一半；深圳现在的研发经费占GDP的4%，将近600亿元人民币；深圳没有国有大型企业，但华为、比亚迪、中兴、平安、万科都走向了国际。深圳的成就，得益于有一大批新型的、不同于传统体制的研发机构。由此，可以视野更开阔地观察未来中国智库的发展，一是智库发展的形式、架构、方式会是多样的；二是会在全球配置智力资源；三是要有一个可持续的自我强化、自我放大的激励机制，不断使研究机构实现良性循环。
宁波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利权从他们发展经验角度谈到，该中心从2006年起加强宁波高校开展合作研究，同时在县市区、重点开发区建立调研咨询网络，加强课题成果转化，效果较好。但是，地方智库在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的研究方面相对较弱。他建议，要强化智库的评估功能；希望把智库的建设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包括通过挂职等形式，实现类似于“旋转门”的作用。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作为一个民间机构代表很乐观。他认为民间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风向标，代表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前景。他认为，民间智库应当回归民间本质，最重要的就是独立性。同时，提出民间智库的发展要找准定位，研究政府关心、人民群众关心、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坚定信心，享受孤独，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要等待机会，相信跑在前面的未必就是冠军，跑在后边的未必就不是冠军。
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包月阳说，民间智库总有一天会盼来自己的春天。现在整个智库行业已有了春天，民间智库在这个春天中也一定会有自己温暖的天气。
北京万通宜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惠敏从企业家的角度，认为从民营机构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求来看，中国确实需要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高水平、高质量的智库。国际竞争的多样化，不仅有经济、科技的硬实力竞争，同时还存在思想、文化、智慧、话语权等软实力竞争。作为企业家要肩负起社会责任，不仅要参与研究，还要将智库成果落地，在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经济上做出不懈努力。
论坛结束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给论坛讨论环节总结出九点共识：第一，中国智库的发展要重视战略层面问题的研究，增强战略谋划能力。第二，作为智库要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增强服务决策的能力，同时政府也要创造更多条件，让官方智库、民间智库有更多机会、有更多通道来服务国家决策。第三，作为智库绝对不要去说一些空话、大话，更不能说假话，要讲真话。第四，智库之间需要加强交流与合作。第五，中国智库的发展需要有高水平的人才支撑。建立人才储备，特别是通过“旋转门”制度让很多社会精英到智库来工作，为政府储备更多的优秀人才，这是国际上智库发展的成功经验，我们也需要借鉴。第六，智库要创新、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为更多的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支持智库发展创造更宽松的政策环境。第七，应该重视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要为民间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创造更多的平台，创造更宽松的环境。第八，完善智库评价体系。第九，中国智库要走向世界，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增强话语权和影响力，为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做出贡献。
韩俊说，“国研智库论坛”，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希望藉此搭建三个平台：国内智库交流的平台；促进国内智库合作的平台；智库成果交流和发布的平台。据悉，今后该论坛将每年举办一次，并逐步形成年度论坛、季度论坛、月度论坛和圆桌会等智库论坛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