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3日,美国会智库“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发布了一份题为“亚太地区的弹道导弹防御:合作与对抗”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的弹道导弹数量不断增加且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为美国及其盟友带来了安全上的挑战。鉴于此,美国将弹道导弹防御(BMD)系统作为保护其前沿部署力量,以及为盟友安全提供延伸威慑的核心装备。
长期以来,美国及其盟友以应对朝鲜导弹威胁为由,在亚太地区持续开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装备的部署,不断深化该领域的合作。当前,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大背景下,美着力拓展三边甚至多边合作关系。美国国防部在2013年12月发布的《联合的一体化防空反导:2020年构想》政策指南文件中,要求美军与盟友集成防空反导能力,引领盟友为此做出贡献。
美日的合作。美国和日本对弹道导弹防御技术的研究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1987年。目前,双方已在“标准”-3 IIA型拦截弹的联合研制方面取得了进展。此项联合研发计划从1998年启动,进一步深化了双方的弹道导弹防御合作。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共同管理计划实施,经费由两国政府共同分担。美日弹道导弹防御合作已成为提升双方联合作战的关键驱动因素。美日两军可以利用多种传感器提供的信息,在日本横田空军基地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以及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PACOM)总指挥部生成共同的作战场景。据悉,美国和日本已经成为实质性的联合指挥关系,其在信息上的共享提升了各国目标识别、跟踪以及拦截制导方面的效率。日美每年进行一次代号为“利刃”的指挥演习,用以检验日本可能和周边发生冲突的应对能力(尤其是模拟弹道导弹防御作战)。迄今为止,日本自卫队是唯一与美军开展过动能弹道导弹防御演习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对“宙斯盾”系统及“标准”-3IA型拦截弹的试验。
美韩的合作。尽管美韩同盟在军事上呈现出密切合作的态势,但韩国仍然拒绝本国的反导系统与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相集成。然而,两国在导弹防御方面共享信息和传感器数据,尤其是2013和2014年,深化了双边的导弹防御对话。据报道,美国曾力邀韩国发展先进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实现韩美亚太地区反导系统的集成,但韩国表现出发展本国反导系统(即KAMD系统)的意愿,同时也向美国作出一定妥协,承诺提升美韩联合作战能力,将其反导系统与美国的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在不触及韩敏感问题的情况下,美韩达成的基础协议似乎足以确保双方在弹道导弹防御方面开展有效的双边合作。近年来,韩国之所以一直对“一体化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概念持抵制态度,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韩国改革派人士中,对谋求更多的战略自主权抱有强烈愿望;二是由于中国一直反对美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韩国在这方面不愿刺激中国;三是其从民族感情上不愿和日本“同流合污”。
美日韩的合作。由于历史积怨很深,日韩的防务合作大大受限。2012年7月,韩国和日本几乎达成军事信息共享协议,但囿于国内政治因素,韩国政府在最后时刻放弃了该协议的签署。2014年12月,美日韩就三边的情报共享形成了一份颇为有限的谅解备忘录(MOU)。根据该协议,日韩可以通过美国共享朝鲜核与导弹计划的相关信息,或有助于探测及跟踪朝鲜的导弹发射。
美澳的合作。作为美国坚定的盟友,澳大利亚与美国在2004年7月签署一份弹道导弹防御框架谅解备忘录,促进双方的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澳大利亚为美国转发预警雷达和卫星提供导弹发射及跟踪数据,以此作为弹道导弹防御平台的高价值信息。
美日澳的合作。作为三边例行安全磋商机制的组成部分,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构建了弹道导弹防御工作组。
弹道导弹防御演习和训练。2014年10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组建了太平洋集成防空反导(IAMD)中心,可提升亚太地区多个国家间防空反导系统的集成,兼可作为相关科目演训的枢纽。通过开展代号为“Nimble Titan”的全球双边及多边计算机模拟演习,美国与伙伴国(主要有日本、澳大利亚和许多欧洲国家)研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军事冲突中的作用和效能。2012年4月和12月,朝鲜进行了“大浦洞”-2(朝鲜自称“银河”-3火箭)三级推进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为美国、日本和韩国提供了一次实战检验传感器跟踪能力的机会。
在亚太地区,美国及其盟友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力度和相关决策与其对导弹威胁的评估息息相关。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为应对朝鲜威胁,“美国尽全力保护自身和盟友的安全,全面依靠常规及核力量所提供的威慑。”在该地区国家中,日本高层所表现出的不安全感最为强烈,澳大利亚领导层对导弹攻击的安全感较高。韩国决策层虽认同威胁,但认为目前防御的重点是朝鲜的远程火炮以及入境侵略。东南亚领导人似乎很少担心弹道导弹威胁,其相对有限的防务开支也不足以支持采购技术先进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了一系列的弹道导弹防御资产,其中包括:在“宙斯盾”驱逐舰上装备的“标准”-3(SM-3)拦截弹;在该战区军事基地部署的“爱国者”-3连队;各种预警探测系统,包括日本部署的两部AN/TPY-2雷达,海基X波段雷达,天基预警系统。2013年初,为应对朝鲜的威胁举动,美国防部决定在关岛提前两年部署THAAD系统。海军还将在未来10年内递进式增强其弹道导弹防御能力,逐步具备拦截较复杂的中程弹道导弹(MRBM)、中远程弹道导弹(IRBM)的能力。美国正在探索与其他国家联合对弹道导弹防御投资,构建亚太分阶段适应性(APPAA)反导系统;美国国防官员表达了对弹道导弹防御开展三边合作的愿望。2014年12月,美军在日本部署了第二部AN/TPY-2雷达(在京都附近的京岬通信基地);2015年初,美国又考虑在韩国部署THAAD系统,以应对朝鲜的挑衅。
日本。相对其他国家,日本在弹道导弹防御方面的投资力度更大一些。日本海上自卫队有4艘驱逐舰装备了“宙斯盾”跟踪软件和“标准”-3IA型拦截弹,防卫省计划再增加4艘具有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的“宙斯盾”驱逐舰。日本已经部署了17个“爱国者”-3(PAC-3)火力单元,保护东京以及日本列岛的关键目标,同时还打算增加PAC-3的采购数量。所有这些弹道导弹防御装备与先进的FPS-3和FPS-5雷达相联通。日本防务官员称,正在考虑在2010年代后期部署天基预警系统。据报道,日本将从2015年起构建四艘新的“宙斯盾”反导驱逐舰。2014年7月初,日本政府宣布计划解除长期以来对参与集体自卫军事行动的禁忌,这一决定将使日本“宙斯盾”反导军舰和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实现更全面的集成。2014年9月,有报道称日本对采购“宙斯盾上岸”系统产生兴趣。
韩国。韩国只是从近年才开始谋求取得先进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能力。在李明博2008年当选韩国总统之前的10年间,为了不刺激平壤,韩国领导人将密切与朝鲜的关系置于优先地位,不太重视导弹防御技术的采办。韩国海军现在有三艘KDX-III“世宗大王”(Sejon-Daewon)级巡洋舰装备了“宙斯盾”跟踪软件,但没有配装拦截弹。然而,首尔宣称计划构建自己的韩国防空反导系统(KAMD)系统,旨在防御朝鲜发射的飞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作为其中一项工作,韩国装备采购局2014年4月批准了13亿美元的计划,用以在2020年前升级韩国“爱国者”-2防空系统以及采办“爱国者”-3导弹。2014年6月,美国驻韩部署司令建议美在韩部署1套THAAD系统,关于该部署计划和韩国自己的KAMD计划成为2014年广泛争论的议题。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几座预警雷达基地的维护上与美国开展了长期合作,但当前并无弹道导弹防御拦截能力。澳大利亚海军计划采购两艘装备“宙斯盾”系统的军舰,使其未来具备对近程弹道导弹(SRBM)和中程弹道导弹(MRBM)的防御能力。对于澳大利亚而言,这种能力将主要用于防范他国的力量投送能力。由于距东北亚相当遥远,堪培拉面临的只是ICBM威胁,但其并无防御ICBM的计划。凭借以条约为基础的安全保证,澳大利亚依赖的是美国的核保护伞威慑。
美与亚太盟友反导合作的利益与挑战
当前,美国与亚太地区盟友以弹道导弹防御合作为基础,拓展双边军事同盟。虽然这种双边机制下的信息共享和防务协作已经形成,但像欧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那样赖以发展的多边机制尚有欠缺。美国高级国防官员指出,美军正在其盟友中倡导建立更大范围的指挥、控制、计算机和通信(C4)能力。随着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相关传感器变得日益复杂,分析家认为美各军种间和国际盟友间存在的机遇和潜在利益将越来越多。
最主要的潜在利益是提高了作战效能(包括射程、防御范围以及瞄准精度)和费效比,通过分摊经费减小压力,为构建集体安保释放“信号效应”。凭借在欧洲构建反导系统取得的经验,美军具备在亚太地区构建多国相集成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在美国防部发布政策文件《联合一体化的防空反导:2020年构想》中,强调了收集伙伴提供的各路信息并与其共享的重要性。
反过来讲,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反导系统也面临着风险和挑战。在多国联合方面,需要考虑的主要难题就是应对潜在的冲突往往与现实的国家利益相矛盾。以韩国为代表的亚太国家领导人通常会对美国提供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存在疑虑,认为加入该地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会导致与中国的关系恶化等风险。另外,在美国及其盟友国家联合反导作战中,拦截指挥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指挥权可能归被导弹攻击的国家,也可能归发射拦截弹的国家指挥,抑或归特别设立的指挥部门。
总之,一体化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体系是促进亚太地区更为密切的安保合作的基石,但各方在开展严肃的讨论之前,应排除政治上的诸多障碍。如:日韩之间必须化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敌意,认清当前安全环境下信息共享的重要性,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构建塑造战略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