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静气地说，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道歉已经有过很多次，问题在于一些政治家，内阁成员，甚至首相在历史问题上发表的修正主义言论极大地冲淡了日本的道歉，对此中韩等国家反应强烈，结果日本国内出现道歉多少次都没有用。
201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和日本战败70周年，历史问题再次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准备发表“面向未来”的70周年谈话，引发中国认为日本历史问题上开倒车的高度警戒，中国将举行首次纪念抗战胜利阅兵式，则被日本认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向后看敲打日本。
2014年初，针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70多个驻外使节进行了对日本的批判，军国主义复活以及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2014年2月27日，中国最高立法机关通过决定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的全国人大开幕式上说，捍卫二战的胜利成果和战后秩序不允许任何人开历史倒车。日本很多评论认为不能理解为什么把历史问题上升到如此高度。这实际上反映了中日历史问题迟迟不能妥善管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症结，即中日对于历史问题的认知定位存在着巨大落差。
从中国来说，邦交正常化时在处理历史问题上采取了战略的方式，这才为中日关系恢复提供了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迅速实现，虽然反苏以及中美关系解冻的结构背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希望尽快稳定邻国关系的意愿也很强。同美国不同，中日之间最大的难题不在台湾而在历史问题。
对此，中国采取“两分法”来说服民众，即将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分，战争的责任应当由那些战争罪犯承担，广大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是受害者，受害者没有必要向受害者要赔偿，中国决定放弃向日本政府索赔。
虽然在学术讨论中可以进行到底日本战时的民众、媒体、学者等各个社会成分应该负什么责任的问题，但是从外交政治的操作层面来看，两分法是唯一现实的办法。中国对历史问题的基本逻辑是清楚的，中国看来抗战胜利后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战犯审判，意味着对日本试图建立的军事帝国主义的国际秩序给予彻底否定，而日本首相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实际上从根本上挑战了上述中国对历史问题处理方式上的战略逻辑，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提高到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战略高度。日本是在接受东京审判的基础上签署旧金山条约，战争责任者等于战犯就成立了。
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说当前中日关系的确比较困难，根子在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创造的成就，也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带来的历史责任。李克强说：今年对中日关系既是检验，也是机遇。如果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就有新的契机。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在对日外交中看待历史问题的基本逻辑，即历史问题除了道义和政治问题以外，同样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中国没改变历史问题的基本逻辑
有不少日本专家的分析认为，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设立国家公祭日，阅兵式等，对日强硬色彩浓厚，并且以此来敲打日本，这些判断缺乏说服力。尽管新一届政府在对日政策方式上可能与以往有所不同，但上述历史问题看成战略问题的基本逻辑没有变，更多体现了中国对日外交的连续性，而不是变更性。
首先，历史问题处理上的“两分法”的战略逻辑没有变。2014年9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没有把那场战争的罪责归咎于日本人民，要求日本政府和一些政治人物对战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负责的态度。”
如果说中国的对日政策180度大转弯的话，那就没有必要继续坚持两分法。中国举行这些纪念活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于作为加害者的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相反过去作为受害者的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做得太少的心境。
第二，世代友好的战略目标没有变。2014年12月14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习近平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世世代代友好。”这与前主席胡锦涛2008年访问日本时候讲话是一致的，世代友好的战略目标如果变化的话，就没有必要说牢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这是向日本民众发出的明确信号即中国不是在打历史牌，但也表明中国对于历史问题是高度认真的，世代友好的前提是“对于邻国人民的感情有起码的尊重，对那场战争中亡灵符合道义的交待。”中日友好是针对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来定位的，这个定位没有错，需要坚持下去，过去做的不够。政府之间则需要建立正常工作关系，这是两个层面要相互补充。
第三，稳定中日关系为国内改革开放发展服务的战略定位没有变。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的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依靠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决定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要实现中国梦就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中日关系的稳定无疑是符合上述国内政治经济日程实现的。中国梦靠什么？靠改革开放不是穷兵黩武，中国没有理由主动采取对抗性的对日政策。
平心静气地说，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道歉已经有过很多次，问题在于一些政治家，内阁成员，甚至首相在历史问题上发表的修正主义言论极大地冲淡了日本的道歉，对此中韩等国家反应强烈，结果日本国内出现道歉多少次都没有用，甚至即使日本像德国那样下轨也没有用的“中韩不宽容”的看法，造成历史问题上的恶性循环。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近期访日期间在历史问题上传递了希望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能够有宽阔的心胸，展望未来，这实际上同样是把历史问题当成战略问题考量的思路。
问题在于日本的保守政治家们对于历史问题的认知，是在国内问题和对美外交的框架下进行。对于历史问题中的具体细节的争论，实际上为了满足冷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缺失的需求，把本来带有国际性质的问题国内化，与此同时，将历史问题的对外性主要放在对美外交的影响上。
随着日本战败和亚洲进入冷战，两极格局的对峙让日本对国家认同的讨论让位于国内的“小冷战”，即是否坚持日美同盟，这时候的左派和右派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于对于日美同盟的看法。随着苏联的解体及日本社会党的解体，日本在90年代后达成国内共识，即需要日美同盟。日本的自我认同，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重新开始升温，集中表现在如何看待战争的问题上。冷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开始经常性地强调日本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一面，认为这些都属于日本国内问题，其他国家不应当干预。这些常常被中国的专家认为是日本政治“总保守化”的集中表现。
然而有意思的是，日本政治“总保守化”在对美关系上却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冷战中，日本的保守派定义日本认同主要从反共的角度出发，那时候日本保守派与美国没有分歧。冷战后，美国希望继续从安全角度定义日本为一个可靠的盟友，在这一点上与日本保守派没有分歧，但是对于历史问题上则主张修正，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对于美国来说，日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一方面历史修正主义新定义的认同对日美同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与此同时，这些保守力量对于日美同盟的坚持则是美国国际战略所需要的。日本保守政治精英在冷战后的再定义自我认同方面展现了双重性，一方面是安全上继续日美同盟，一方面在历史问题上强调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
中日对于历史问题认知的定位存在着上述基本框架的巨大鸿沟，是历史问题经常性反复的重要原因。从国家关系和解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主要从战略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就不能够翻开新的一页。无论是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是日俄领土谈判，历史问题不能有一个战略了断就不能够打开局面。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为具体历史事实的进一步完整检证提供环境和基础，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以及东京大空袭的纪念日，也可以像欧洲为联军空袭的过程是共同举行纪念活动方式进行。历史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亚太地区和解的战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