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不要忘记新挑战
观察者网：5月份，你在一个演讲里面提到中等收入陷阱。当时谈的还是蛮悲观的，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远大于50%，跟楼继伟部长的说法比较接近，只是解决方案不太一样，当时你强调金融改革是破局关键。但是最近你在微博里又有不同的说法，你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确保不从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正道上脱轨。
屈宏斌：其实这个议题都是一样的，面临的挑战也是一样的，当时我强调金融改革，是因为在一个以金融为专题的论坛上，发言时间也比较短。
其实说实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金融改革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首先楼部长说的是一个事实。（关于世行的中等收入陷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朱天教授，以及经济学家华生都表示质疑，他们在观察者网分别撰文详细论述，请点击阅读）。
世行的研究报告说的很清楚，从二战以后到现在，真正能够维持二三十年6%到8%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13个。同样，二战后，这13个经济体能够成功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然后再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等收入国家，严格来说只有5个。这5个里边，除了马耳他这个十分小的国家之外，剩下的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以，这从概率事件来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楼部长说的我觉得其实是客气了，成功跨越的概率其实是非常小的，过去70多年100多个国家只有五六个经济体。
对于中国，当下中长期我们正需要面对这个问题。现在讲新常态的太多，我觉得在讲新常态的同时，不要忘了新挑战、新风险。短期内的挑战是通缩，中长期的挑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立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然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首先要看看成功跨越的那些经济体有哪些经验，尤其是我们的那些邻邦，虽然他们体量小，但其实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
我们可以做一些观察，这几个经济体都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持续工业化，然后是城市化和国际化。就是从路径来说，持续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或者说全球化，这个是成功跨越的一个正途。他们进入高收入不是沿着以第三产业为主的路径，也不是沿着纯粹以内需为主的路径。他们经济结构的变化就是持续不断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
工业化如何去表述呢？工业化具体的反映就是工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同时工业不断吸收新的劳动力，就业比重也在持续上升。城市化就比较好理解了，其表现就人口不断从农村到城市，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国际化主要就是对外贸易和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是下降而是持续上升。
改革不是另辟蹊径
观察者网：你在微博中还提到一句，中国改革的目标是清除路障，确保不从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成功路径上脱轨，而不是另辟蹊径。请你具体谈谈？
屈宏斌：结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我们来看中国，实际上我们国家比较幸运，因为我们过去三十年走的就是这条已经被别人证明是成功的路径。现在我们走的这条是对的，面对未来的挑战我觉得不是去另辟蹊径，而是主要通过改革、通过调结构把这条路上可能出现的路障，或者说已经出现的路障消除掉，从而确保我们不从这条已经被证明的正途上脱轨。
我强调这个特别有现实意义，因为，现在有一些舆论，就是说要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例。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家过去就是这么做的（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可能别人会说，中国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走以服务业为主的路子，没有被证明是成功的，而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是一条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路径。如果另辟蹊径、选择另一条路径需要慎重考虑。
这还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比如，现在很多人说要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占比要提升，甚至把这作为调结构的一个目标和成果。这主要是由于近几年出口需求不好，工业因需求乏力而增长放缓，相比较而言，第三产业的发展显得还不错。
我觉得目前的结构调整更多地反映的是工业增长放缓，而不是第三产业在原有基础上加速增长，是相对比例上的变化。好多人把这作为一个成果。
我不客气地讲，即使没有近忧也有远虑。当然，很多人说，我们从眼前的标准，从就业的角度，服务业取代工业，创造了比较多的就业，这样即便工业有一些裁员，增速在减缓，但整体上没有出现大面积失业。他们觉得这挺好，。但我觉得这样虽然在数量上避免了大面积的失业，但是就业有个质量问题。
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来讲是高于第三产业的。从这个意义来讲，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虽然在量上的就业是保住了，但我们更多的是用低劳动生产率的就业岗位替代了劳动生产率相对比较高的岗位。这个如果成为了一种趋势并持续较长时间的话会有问题，这实际上说明了你从工业化上道路上脱轨了。
越来越多的新增就业都到了低劳动生产率的劳动部门，那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将会放缓，整体可持续的增长速度也将放缓。所以我要强调持续的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
当然我们必须要改革。这条路我们走了三十年，使得我们脱了贫，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收入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上了轨道，只要再往前走就行了，其实这里面还有更多的障碍，甚至后半段可能更难。
比如，城市化到了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就必须解决一些制度的障碍，包括户口制度问题，要有一系列的制度让进城农民工能够市民化。这些都需要改革。
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也不能停留在过去十几年的技术水平，它不仅是一个量的增加更是质和量的同步推进。技术的升级换代需要在教育方面、人员培训方面进行改进。此外还要创造更公平的平台，引进充分竞争，鼓励新企业不断成长。这些都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
国际化也是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要升级，要有更高级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一个路径的问题。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业化的表现程度。那些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期间表现为储蓄率和投资率比较高，这和工业化是相应的，因为工业化就需要投资，城市化搞基建也需要投资。要投资没有储蓄就不行，所以需要大家储蓄多一点而不是消费多一点。
这又谈到了大家关心的另一个热点，就是中国经济要鼓励以消费为主还是以投资为主。
观察者网：所以我注意到你的微博，经常重温旧博……
屈宏斌：这主要是应个景，因为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很多问题都已经说过了，但是大家对这些基本的问题还在不停地争论。
中国经济结构拉美化节奏？
观察者网：你多次提到不要从正道上脱轨，后面又说改革不要另辟蹊径。三驾马车里面，现在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大幅下滑，您是否觉得这值得担忧？
屈宏斌：我为什么老是强调这些问题，这是有针对性的。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些苗头，出现了这种思潮，有了这样一种舆论导向，包括在学者内也有这种情况。比如，鼓励服务业，觉得这是调结构的一个成果，包括官方都在这么讲。我对这个还是比较担忧的。我在微博上说得比较直白，说这一旦成为一种趋势将是中国经济结构拉美化的节奏。
包括就业，有的人说虽然经济增速放缓，第二产业不行了，但是服务业还是不错的，就业是没问题的，认为这是经济结构出现转型了。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包括大家对于投资的一些争论，认为现在投资率已经很高了，再提高就意味着浪费，更多的是要鼓励多消费，少储蓄、少投资。所以，我在各种场合都在强调我的观点。
当然，作为一个纯粹的争论，每个人都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论据。我是说发展要借鉴别国的经验。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这些经验都来自一些小国，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论。
但是如果你看得远一点，比如二战之前美国的崛起，在欧洲崛起后，美国后来居上，也基本上按照这一路径，也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当时，美国比英国大很多，美国崛起后，很多人也同样有这样的论调，认为大国的经验未必对小国适应。后来四小龙也这样成功了，现在轮到中国了，很多人说它们都是小国，大国未必适应，我觉得这样说是没有道理的。
观察者网：现在很多学者也喜欢拿美国比，说你看美国，消费对GDP的贡献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中国很小。
屈宏斌：这样比其实是不合适的。我们应该比的是，美国从中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那个阶段的情况，这样比较合适。现在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它现阶段的情况和我们现阶段的情况去比较是不合适的。我们可能最终也会走到美国那样，但我们现在处于爬坡的阶段，和人家现在是不一样的。
观察者网：从我们眼前来讲，像你说的，如果继续照这个趋势下去，是拉美化的节奏了，你讲到我们要“趁势而为”，那么，具体有什么建议吗？
屈宏斌：首先，在政策上不要忽视实体经济。现在目前面临的问题是通缩，需求乏力，经营状况越来越差。我现在比较担心的一个趋势就是，决策层觉得工业不行那就不行吧，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所以，现在觉得工厂的就业不好，那就让人们，尤其是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士去创业。
从这当中能够闻到一种味道，就是应对方式，不是去面对工业萧条这个问题并想办法解决它，而是用服务业，用个人创业去绕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这个苗头。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苗头。
我前面也说过，用服务业取代工业作为吸纳新增就业的主要部门，没有近忧也有远虑。所以，从眼下来说，我们要讲究一个“长短结合”，对于任何一个问题既要考虑当前，又要考虑长远。
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对于绕开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让它这样萧条下去，不仅对短期是不利的，对长期发展也是不利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真正去解决。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务之急，首先把重视程度搞上去。
接下来是更加技术层面的，如何去解决工业所面临的问题。问问企业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无非是“三座大山”：第一就是需求乏力，那我们可以想办法从政策上解决这个问题，既然要解决需求问题，那就需要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
第二就是成本过高，包括劳动力成本，比如僵硬的最低工资制度，不管经济好坏都要双位数的增长，还有“五险一金”的金额也比较高；还有一个就是融资成本高企不下，融资条件不够宽松。这些方面都需要着手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