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人口老龄化可能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以及劳动力供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许多国家采取延长退休年龄和出台鼓励就业的措施来进行应对。但是，延长退休年龄在一些国家也遭到了民众的激烈反对，比如法国。通常情形下，政府进行公共政策调整须遵循主流民意。已有研究表明，人们的预期退休年龄不仅有助于预测实际的退休年龄，而且还有助于理解人们的储蓄和消费行为。[1][2]所以，政府若考虑延长退休年龄，应该首先了解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预期退休年龄。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对中国45岁以上和60岁以下临近退休的劳动者的预期退休年龄进行研究，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预期退休年龄以及这种影响的性别差异。CHARLS是一套独特的关于中国人口健康与养老的追踪调查数据，详细记录了45岁以上中老年人的健康、劳动供给和养老状况等方面的情况。该数据是一套类似于美国的HRS、韩国的KLSA、日本的JSAR、英国的ELSA的数据，利用该数据有利于进行健康与退休问题的追踪研究并进行国际比较。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主要对国外研究预期退休的文献进行归纳整理；第三部分是数据描述与计量模型设定；第四部分是利用Multinominal Logit模型对影响个体预期退休年龄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第五部分是全文的总结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研究预期退休年龄最早可追溯至霍尔和约翰逊(Hall and Johnson)，他们首次分析了人们预期退休年龄的决定因素。[3]后来研究者大多沿用伯恩海姆(Bernheim)的理论模型，[4]把个人预期退休年龄视为基于所掌握的各类信息所形成的最优退休年龄的期望值。[5][6]具体来说，一个人的预期退休年龄可以表达为：A[e][，t]=E(〈A｜Ω[，t]〉)，Ω[，t]代表在t时刻个人所掌握的影响退休决策的相关信息，A是最优的退休年龄。如果个人在t时刻具有完全信息，那么预期退休年龄将与实际退休年龄相符。需要注意的是，关于预期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是否吻合，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预期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并不吻合。养老金财富的变化或者健康方面的冲击使得人们无法按照预期的计划进行退休。[7]此外，由于缺乏足够的金融知识，人们无法准确计算自己的养老金收入，因此并不能按照预期退休年龄来退休。[8][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预期退休年龄能够预示今后的退休行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人们能够形成理性预期，因为他们能够预料到周围环境的变化。[4][6][10][11][12]
尽管研究者们对预期退休年龄是否和实际退休年龄相吻合存在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影响人们实际退休年龄和预期退休年龄的因素基本相同。现有文献广泛研究养老金水平以及养老金改革对人们退休年龄的影响。已有研究指出未来养老金的折现收益是影响个人预期退休年龄的主要因素。[1]博塔齐等人(Bottazzi et al.)研究发现，养老金改革的确会对人们的退休预期产生影响，但是，预期退休年龄和实际退休年龄之间是否吻合取决于人们能否准确预期养老金变动。[14]科尔和莱文(Coile and Levine)实证检验了澳大利亚退休收入对老年人退休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养老金的增加往往使得老年男性倾向于提前退休，但老年女性的退休行为并未受影响，女性的退休行为往往与她们所处的家庭环境相关。[15]在研究养老金激励对退休行为的影响时，通常需要克服内生性问题。常见的处理方法是利用养老金制度改革作为外生事件，结合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以去除不可观察、不随时间改变的因素的影响。[13][14][16][17]
除了经济因素外，健康因素对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也逐渐被研究者所重视。卡恩等人(Khan et al.)基于HRS数据分析了美国老年人个人存活到75岁或85岁的主观预期寿命对他们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结果发现，主观预期寿命一个标准差的增加可导致预期平均工作年龄增加8%～24%，使用父母的寿命作为主观预期寿命的工具变量后，主观预期寿命的增加同样导致个人预期退休年龄增加。[18]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健康因素对人们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甚至比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大。麦加里(McGarry)基于HRS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人们预期退休年龄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健康状况的变化，而不是收入或财富。[19]德怀尔和米切尔(Dwyer and Mitchell)利用HRS数据也发现尽管经济状况对人们的预期退休年龄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健康状况的影响比经济状况的影响更大。当一个人健康状况不好时，他的预期退休年龄会提前1年～2年。[5]
以上关于预期退休年龄的研究文献都是基于个人层面的决策。但是也有研究指出，个人退休决策不仅仅受到个人特征的影响，还受到家庭及配偶等因素的影响。[1][20]赫德(Hurd)、格斯特曼和斯泰因迈尔(Gustman and Steinmeier)使用不同的模型来估计夫妻双方的联合退休行为，研究发现，夫妻双方的闲暇存在互补效应，丈夫和妻子倾向于同时退出劳动力市场。[21][22]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夫妻双方的闲暇并不一定存在互补效应，还有可能存在着“增加的工作效应”，即如果一方因健康原因或其他原因退出劳动力市场，那么配偶倾向于增加劳动供给时间来应对家庭收入水平的下降。[23][24]因此，在研究预期退休年龄时，配偶的因素也往往要考虑。
尽管国外学者对于人们的退休行为以及退休预期进行了深入细致分析，然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钱锡红和申曙光研究了人们的预期退休年龄，但他们的研究仅仅基于我国南方五个省的数据，而且没有考察配偶因素的影响。[2]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异、高度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性别差异政策，这些特征为学者们研究劳动者的预期退休行为提供了丰富的背景。通过研究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和收入状况下劳动者的预期退休年龄，可以为中国的退休政策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个人预期退休年龄会随外部环境、实际年龄、个人认知或心理因素而发生变化。年纪越小，个人的预期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之间的差异会越大。如果所选择的个体样本年龄太小，研究个人预期退休年龄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所以，研究样本的选择需要考虑受访对象的年龄因素。本文研究所使用的CHARLS数据库比较好地满足了这方面要求，主要受访者的年龄都在45岁以上。这部分受访者对自己的预期退休年龄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退休政策发生调整或改变，这批人将会最早受到影响或冲击，所以，了解并研究现阶段45岁以上人群的预期退休年龄对于理解人们的实际退休行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基线调查。CHARLS数据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导的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数据，调查对象为中国45岁及以上居民。此次调查于2011-2012年开展。CHARLS数据采用多层随机抽样。首先在全国所有的县级单位中随机抽取150个县/区，每个样本县/区中随机抽取3个村/社区。每个村/社区目标样本为24户家庭，并根据适龄率确定初次抽样数。受访者遍布全国28个省的150个县级单位，共计10 257户，17 708人。CHARLS数据主要涵盖了受访者的人口学背景，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情况，健康状况和医疗保障情况以及详细的家庭收入、支出和资产状况等情况。
2011年CHARLS数据中有四类人群汇报了他们预期停止工作的年龄。这四类人群主要包括：农业自雇、非农受雇、非农自雇和为家庭经营活动帮工以及寻找工作的人。考虑到农业自雇人群(即农民)倾向于“活到老、种到老”，没有退休这一说法，[26]本文暂不研究这一群体的退休预期，本文主要考察非农受雇人群的预期退休年龄。由于要考察配偶的特征对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因此，笔者删除了离异或者未婚的样本。最终，本文的分析样本为1 517个。
在CHARLS问卷中，受访者被问到：计划在多大年龄停止工作，即停止一切以挣钱为目的的活动，将来也不打算从事比消遣性工作更劳累的工作。请告知大概年龄，如果计划只要健康允许，就一直工作，请标注0。在本文中，如果受访者表示只要健康状况允许就一直工作，笔者就将其视为无休止劳动个体。同时，如果受访者决定75岁之后依然还要工作，笔者也视其为无休止劳动个体。
(二)描述性统计
受访者的预期退休年龄集中在“5的倍数”，这一结果与柯布—克拉克和斯蒂尔曼(Cobb-Clark and Stillman)利用澳大利亚HILDA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相似。[1]从表1可见，分别有15.03%，23.47%，5.67%的受访者愿意在60岁之前退休、60岁退休、61岁～75岁退休，还有55.83%的受访者为无休止劳动个体。从分性别来看，30.50%和7.37%的男性愿意在60岁和61岁～75岁退休，而只有15.94%的女性愿意在55岁退休，有11.14%的女性愿意在56岁～75岁退休。可见，女性愿意延迟退休的比例稍高于男性。
(三)计量分析方法
本文采Multinominal Logit模型来分析人们的预期退休行为。模型设置如下：
式中，Y为预期退休行为，本文根据受访者回答的预期退休年龄将预期退休行为分为三组：(1)在法定的退休年龄及以前退休。如果男性回答预期退休年龄为45岁～60岁，女性回答为45岁～55岁，则认定为在法定的退休年龄及以前退休。(2)延迟退休。如果个人回答的预期退休年龄大于法定退休年龄但小于75岁，则认定为延迟退休预期。(3)无休止劳动。如果受访者回答只要健康允许，就一直劳动，或者回答预期退休年龄大于75岁以后，笔者都将其认定为无休止劳动。j赋值为1，2，3，分别代表在法定的退休年龄及以前退休、延迟退休和无休止劳动。是个体i的预期退休行为属于j组的概率。是影响人们预期退休年龄的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工作状况等)和家庭特征(家庭人口结构、家庭抚养状况以及反映家庭经济状况的家庭房屋净现值和家庭每月消费数量)等。考虑到退休计划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且还是家庭共同决策的结果，因此，配偶的特征也应该纳入。所以，X变量中还包括配偶特征，例如配偶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以及工作状况等。各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请参考表2。
四、计量检验与实证结果
(一)退休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程度
如前所述，笔者将个人的退休意愿分为三类：在法定的退休年龄及以前退休、延迟退休和无休止劳动，并以法定的退休年龄及以前退休作为参照组。笔者运用Multinominal Logit模型估计了人们退休意愿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请参考表3。其中，表3第[1]列～第[2]列是延迟退休意愿的系数和边际效应，表3第[3]列～第[4]列是无休止劳动意愿的系数和边际效应。为了避免样本选择性偏误，模型估计的样本包括45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性和45岁以上、55岁以下的女性。这是因为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仍在工作的这部分劳动者本身就处于延迟退休的状态，他们的工作意愿很可能高于普通人群，所以笔者剔除了这部分样本。
从表3可知，随着受访者年龄逐渐接近法定退休年龄，人们延迟退休的意愿变得更为强烈，但无休止劳动的意愿在下降。具体来说，年龄每提高一岁，人们延迟退休的意愿提高1.1%，无休止劳动的意愿下降1%。
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更倾向于延迟退休。具体来看，女性延迟退休的意愿较男性提高7.3%。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差距过大，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偏低。当前男女退休年龄是按照20世纪50年代人口的年龄结构和预期寿命来制定的。为了保护女性，男女法定退休年龄相差5岁或10岁。但随着人们预期寿命的提高，女性法定退休年龄明显偏低。从人力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女性退休年龄定得过低，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极大的浪费。在无休止劳动的意愿上，女性似乎更倾向于无休止劳动，但并不十分显著。考虑到男性和女性的退休意愿存在明显的差异，接下来笔者将进行分样本回归，详细结果见表4。
受访者自身的受教育水平与他们的延迟退休意愿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配偶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地影响着受访者自身的退休意愿。从表3第[2]列可以发现，与配偶是文盲的受访者相比，如果受访者的配偶是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受访者延迟退休的意愿均下降3.9%。当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时，个人延迟退休的意愿增强，但并不十分显著。
为了分析健康状况与人们延迟退休意愿之间的关系，笔者把人们的疾病分成严重的疾病和不太严重的疾病两类，对照组是没有疾病的人群。从表3可以看到，无论是不严重的疾病还是严重的疾病都倾向于增加人们的延迟退休意愿，但影响并不十分显著。配偶患有不太严重的疾病会降低个人无休止劳动的概率。
延迟退休意愿因户口性质不同而不同。表3的结果显示，农业户口的受访者意愿在60岁以后继续工作的概率要比非农业户口的受访者高1.4%。与非农业户口的受访者相比，具有农业户口的受访者无休止劳动的概率提高12.8%。在我国，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人群无论是在收入状况、社会地位还是社会保障待遇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长期以来，中国农业户口的人群在年老时几乎没有任何养老保障，通常依靠土地、子女获得生活收入，往往是“活到老、种到老”。[26]
职称水平也影响着人们的延迟退休意愿。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受访者，其延迟退休的意愿提高8.1%。在单位工作的时间越长，受访者越不愿意延迟退休。如果配偶从事自我雇用的非农劳动，那么受访者倾向于延迟退休。
家庭中有8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与人们的延迟退休意愿呈现明显的负向关系。家庭中80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每增加一位，那么人们延迟退休的意愿就降低6.7%。可能的原因在于80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照料，而临近退休的人群是家庭中高龄老年人照料责任的主要提供者。
对无休止劳动意愿的研究结果还发现，相对于在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的受访者来说，在企业工作的人群倾向于无休止劳动。如果配偶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那么受访者无休止劳动的意愿将显著下降14.4%。
(二)退休意愿的性别差异分析
表3的研究结果显示，女性的退休意愿与男性存在明显差异。接下来，笔者对45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性与45岁以上、55岁以下的女性分别进行考察，并做对比分析，估计结果见表4。
笔者发现，年龄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年龄每提高一岁，男性延迟退休的意愿提高1.3%，但年龄对女性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受教育程度对男女延迟退休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于男性受访者来说，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男性延迟退休的意愿相应增加。具体来说，相对于文盲的男性，具有中学、高中学历的男性延迟退休的意愿分别提高6.5%和5.8%，而女性的延迟退休意愿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特别是高中学历的女性退休意愿相对于文盲的女性来说，其意愿显著地下降了16.4%。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他们无休止劳动的意愿均出现明显的下降，同样是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女性无休止劳动意愿下降的概率大于男性，前者为18.1%，后者为17.5%。
职称等级对男女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并不一样。从表4可以看到，具有高级职称的男性延迟退休的意愿相对于无技术职称的男性提高7.2%，而女性的延迟退休意愿并没有随着职称的改变出现明显的变化。工作单位的性质对女性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更大。与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女性相比，在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的女性延迟退休的意愿出现明显地下降，分别为11.2%和10.1%。以往的研究表明，女性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所遭遇的性别歧视要小于在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所遭遇的性别歧视，[28]由于在企业工作的女性工作待遇偏低、工作不稳定，而退休后所获得的养老金替代率较高，因此她们不愿意延迟退休。最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相对于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来说，在企业和其他单位工作的受访者无休止劳动的意愿都明显增加，大约在13%～23%。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往往有着较好的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不用为退休后的生计发愁，因此无需无休止劳动。
此外，家庭中0岁～6岁小孩的数量明显降低了女性延迟退休的意愿，但是对男性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照料小孩的责任更多地落在中老年女性的身上。随着国有企业等事业单位剥离了相应的幼儿托管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加上市场上照料成本上升，导致很多中老年女性成为家庭幼儿照料和老人照料的主要提供者。
配偶的特征对男性和女性延迟退休的影响不一样。男性延迟退休的意愿受妻子的影响比女性受丈夫的影响来得更大。从表4可以发现，相对于妻子是文盲的受访者来说，如果妻子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学历或者高中学历，则丈夫延迟退休的意愿显著下降4.4%和6.1%，但当妻子的受教育程度是大专及以上时，丈夫延迟退休的意愿明显提高7.7%。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11年的CHARLS数据研究了个体的预期退休年龄，并对个人延迟退休意愿和无休止劳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预期退休年龄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延迟退休的意愿明显比男性强烈。本文的结论支持延长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但要充分考虑女性所在工作单位的性质。本文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在政府部门或者事业单位工作的女性，在企业工作的女性更不愿意延迟退休。这是因为，在企业工作的女性因年龄和体力问题，职业发展上升空间受阻，职业成就感下降。
第二，具有高级职称的受访者更愿意延迟退休。对于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来说，适当延长他们的退休年龄，不仅有利于缓解因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而且有利于非转移性经验的发挥与利用。
第三，在企业工作、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以及家庭消费较低的人倾向于无休止劳动。笔者认为人们选择无休止劳动更多的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不够广，待遇水平还偏低，许多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为了维持生计而“被迫”进行无休止劳动。这个现象值得政策制定者关注。
第四，家庭中有0岁～6岁的小孩以及80岁以上的老年人会降低人们的延迟退休意愿，特别是家庭中有0岁～6岁的小孩，女性延迟退休的意愿明显降低。许多研究表明，照料责任会降低劳动参与率。[29]目前，中国市场上的照料服务比较昂贵，公共照料服务机构明显不足，导致许多中老年女性承担了家庭的照料责任而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笔者认为，仅仅延长退休年龄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劳动力紧缺问题，还需要加强养老以及幼托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把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和照料责任中解脱出来。
第五，个人预期退休年龄不仅受到个人特征的影响，还受到配偶特征的影响。特别是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对个人的退休意愿存在显著的影响。退休决定不仅仅是个人决策，更多的是家庭共同决策。
总的来说，退休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养老、就业、个人选择等诸多方面。个人预期退休年龄必然是多样化的，单纯强调延长退休年龄并不是明智做法。我国未来退休制度改革必须注重灵活性与包容性。政府应该通过各种配套改革措施来引导不同群体选择自己合意的退休年龄，同时实现养老金、劳动就业等方面的政策目标。既要鼓励人力资本较高的群体延迟退休，也要尽量避免群众因为生计困难、医疗费用负担过重等问题而被迫选择延迟退休这类现象的发生。在退休制度调整的过程中，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否则容易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注：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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