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鲁西南H村和M村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底张小林的一篇帖子《努力就可以上清华北大吗？》再次引起了人们关于“寒门贵子”的讨论，因为从2011年一位博主提出“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观点起，人们即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这一观点对中国传统主流意识“自古寒门出贵子，从来纨绔少伟男”提出了挑战，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与此同时也有诸多人反对，比如一档电视节目《超级演说家》第二季冠军刘媛媛在演讲中提出的“活出精彩的寒门贵子”同样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但是，在笔者看来，我们争论的焦点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寒门出贵子”的难易程度上，因为自古以来寒门都是难以出贵子的。在我国古代，尽管寒门学者在科举考试中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五关斩六将成为状元郎，但是看一看现实中这些状元郎的官阶，大家就会发现，这些古代所谓的“寒门贵子”尽管取得了状元封号，在官场上还是抵不过世家门阀的纨绔子弟。所以，拿“寒门贵子”的阶层地位与“豪门弟子”的阶层地位比较来判断寒门出贵子的难易程度是毫无意义的，从古至今，“寒门贵子”一直以来都难以超越“豪门弟子”。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我们应该从阶层的纵向流动来分析，也即比较“寒门弟子”的阶层地位与其父代相比是否有了向上流动，或者比较“寒门弟子”与“豪门弟子”与各自的父代相比流动的方向和速率差异。只要“寒门弟子”的阶层地位高于其父代，或者向上流动的速率高于“豪门弟子”，我们就可以说“寒门仍旧出贵子”。
既然“寒门仍旧出贵子”，那么他们的产生机制是什么？布迪厄的相关理论认为：“在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建构中，‘资本’起着阶层分类的标准作用，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阶级阶层地位主要是按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所构成的‘资本总量’来划分的。在‘资本总量’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结构不同，社会成员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也就不同，并且文化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对我国农村青年而言，他们无法从父代那里继承足够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所以，接受教育、积聚文化资本就成为他们实现梦想与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本文主要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探讨不同文化资本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农村青年升学、就业机会的影响，为我们研究农村青年阶层地位的流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思路
文化资本理论是布迪厄文化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布迪厄虽然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但他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没有对文化资本的概念做出明确的定义。早期，布迪厄只是将文化资本作为一个理论的预设而提出来，主要运用在解释和分析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取得不同的学术成就的原因，分析文化资本在学术市场中所能获得的特殊利润和各个阶级与阶层之间文化资本的分布状况。［1］
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一个开放性的和不断完善、发展的概念，所以布迪厄一直没有对文化资本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操作方面，文化资本概念包含了语言、文化态度、偏好、行为、物品、文凭、品位等类型。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布迪厄在其一系列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对资本的类型所进行的一个总结性分析中将文化资本分成三种形式：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总体而言，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在教育社会学涉及大量的文化资源，如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长廊、音乐会等高雅活动的参与，以及文化物品、教育程度等。在文化消费领域，他将文化资本视为建构阶级区分的标准，文化资本是文化消费所展现的生活方式和品位，是阶级地位的结果呈现。
在布迪厄之后，文化资本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在继承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学界对于文化资本的概念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些研究中，文化资本的概念经历了一个由狭义到广义，由阶级式的布迪厄定义到非阶级式的文化资源定义的演变过程。狭义的文化资本指特权阶级专有的文化知识、偏好、态度、品位以及经常参与的文化活动。布迪厄和迪鬠吉欧（DiMaggio）均是在狭义的范围内使用文化资本的概念。［2-3］广义的文化资本更多的是扮演着社会团结的角色，文化资本为各个社会地位群体所拥有，所有地位群体都可以用它来实现向上流动或者防止地位下滑。坚持广义文化资本观点的学者在对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和操作化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文化资本的概念内涵，将家庭的读书氛围、父母的阅读习惯以及学生们所具有的一般文化技能、文化能力、学术抱负、风格如仪态、装扮、旷课习惯等都纳入文化资本的范围。德格拉夫（DeGraaf）将父母的阅读习惯纳入文化资本的测量中。［4］蒂奇曼（Teachman）将教育资源操作化为4个指标：读书学习的专门场所、是否有参考书、报纸、字典或者百科全书等。［5］克鲁克（Crook）则发现父母的阅读习惯以及重视阅读的家庭氛围比代际间高雅文化品位的传递对子女的教育生涯更能产生积极影响。［6］耶格（Jaeger）的文化资本测量包括4个方面：高雅文化物品（古典文学、诗歌的书籍、艺术品）的拥有情况，家庭教育资源（是否拥有字典、相对安静的地方读书、书桌、书本），文化交流指标，学业讨论指标。［7］辛姆达斯（Zimdars）等也采用广义的文化资本操作方式，认为文化资本包括了高雅文化参与，阅读习惯和家庭图书拥有量以及文化知识。［8］而国内学者主要强调文化资源和文化氛围，刘精明的研究将文化资本操作化为14岁时父母的教育程度、藏书拥有量，读书、读报等文化活动，以及是否拥有地图册，是否拥有儿童杂志等。［9］吴愈晓则从14岁时家庭的文化资源和父母的文化活动来测量文化资本，包括家里图书拥有量，是否有地图和儿童杂志，是否有专门读书的地方，是否有专供儿童读书的场所，父亲读新闻报纸的频率，父亲读科学、技术、文学、历史以及传记作品的频率。［10］
根据以上学者的分析，我们可以将现有关于文化资本的分析分为两类，一类是布迪厄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群体身份象征的品味活动，如听音乐会、参观艺术馆、博物馆等高雅文化资本；另一类是每个阶层均有机会获得的大众文化资本，比如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教育资源（书房、书桌、书籍等），家庭学习氛围（父母阅读习惯，陪伴、监督学习，教育期望等）。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环境中一种特有的传统家庭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是以往国内外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的，在本研究中，这部分文化资本主要是指一个家庭当中所有的家庭成员所表现出来的优势——例如勤劳、坚韧的性格品质，以及家庭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制约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和家庭文化——例如家规、家教、家风、家传等。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家庭的概念，它的范围可以扩展到整个家族。
文化资本为阶层地位获得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视角和概念工具。关于文化资本在阶层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一直存在功能论和冲突论视角下的观点差异：文化资本既可能发挥再生产的功能，也可能是实现社会流动的工具。如果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那么高社会经济背景出身学生的文化资本收益，要比低社会经济背景出身的学生多，反之则是社会流动模型，即低社会经济背景出身学生的文化资本收益，将要比高社会经济背景出身的学生多。
在国内外研究中，有的研究认为文化资本主要发挥再生产的作用，［11-12］有的则是强调文化资本对社会流动意义，还有的则认为文化资本兼具有两种功能［13］，例如迪鬠吉欧指出美国的经验研究尽管表明文化资本很重要，但存在着文化流动模式而非严格的社会再生产。［3］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吴愈晓的研究表明文化再生产模型和文化流动模型是并存的。［9］刘精明等认为文化资本的作用是包含地位崛起机制的一种非整体性再生产。［14］
具体而言，早期采用狭义文化资本界定方式的经验研究，大多支持了文化再生产模型。狭义文化资本的实证研究一般认为高雅文化资本对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子女是十分有利的。例如，没有经过高雅文化社会化的学生在学校中感到十分不自在或者格格不入，他们缺乏技能、惯习和生活方式，只能从高等教育中退出（自我淘汰），即使进入高等教育，他们也无法取得预期的结果（间接排斥），同样也无法得到教师的认可（教师的选择）［15］。凯伦和马斯（Karen&Maas）的研究表明，在从高中升到大学的转化过程中，与出生劣势家庭的学生相比，文化资本更有助于出生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16］耶格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在较为平等和功绩主义盛行的丹麦，文化资本仍然对教育获得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得到了验证。［7］
而广义文化资本的实证研究则表明，文化资本不只是有利于上层阶级的子女，而是有利于所有阶层的子女。该类研究突出了文化资本的流动功能，尤其强调文化资本对下层阶级子女的作用，即下层阶级学生可以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克服本阶级存在的各种障碍。
迪鬠吉欧提出了文化流动模型，他认为文化资本不会给高社会经济地位子女带来额外的优势，文化资本为低社会经济背景子女提供一条实现阶层地位向上流动的路径。他发现父亲教育水平较低或者中等的男性学生尤其能从文化资本中获利。［3］卡米其和卡特坎普（Kalmijn&Kraaykamp）的研究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为处于劣势的少数群体（黑人群体）提供向上流动的路径［17］。布莱登（Blanden）的研究表明，出生于经济贫穷背景的孩子可以在成年时克服贫困，因为文化因素对代际间实现向上流动产生了影响，这些文化因素包括父母的阅读习惯，父母对教育的关心。［18］舍勒（Scherger）的研究指出经历文化资本社会化程度越高的被调查者更可能实现向上流动，较好的文化资本传递有助于中下阶级和工人阶级子女实现向上流动，也有助于防止服务阶级子女向下流动。［19］由此可见，广义文化资本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布迪厄的核心假设相反，文化资本对中下层阶级子女能起到额外的帮助（additionalhelp），文化资本不只是部分地扮演了社会经济地位高子女的再生产渠道，同时也扮演了对中下层阶级子女缺乏教育的一种补偿性资源，处于社会地位中下层阶级的父母可以通过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来弥补自己的教育不足。
在本研究中，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青年，对他们而言，父母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各种文化教育资源匮乏，布迪厄意义上的高雅文化资本对他们而言是遥不可及的。高雅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作用机制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解释力，那么西方学者提出的父母为子女阅读、对子女教育的关心等大众文化资本是否可以为他们提供一条实现阶层地位向上流动的路径，帮助他们走出农村，实现阶层的跨越呢？另外，根据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背景，是否可以为西方文化资本理论提供新的内涵，提高这一理论视角在分析中国阶层流动中的解释力？根据我们的个案访谈资料，对中国农村青年而言，尽管他们缺乏可以直接再生产较高阶层地位的经济、社会资本，以及高雅的文化资本，但是他们中的部分成员仍然可以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这种阶层的跨越与他们所拥有的大众文化资本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本是分不开的。本研究对以上相关的问题提出了肯定性的回答。
三、研究方法与个案情况
本研究主要采取定性访谈的研究方法，选择的个案主要是鲁西南地区全国某贫困县的H村和M村。2014年7～8月和2015年1～2月我们对两个村庄实现阶层跨越和仍旧留在农村的部分青年及其家长进行了半结构访谈，同时还对村庄领导和权威人士进行了简单访问，以了解村庄的历史和基本情况。
H村和M村地处鲁西南全国某贫困县，该县位于苏鲁豫皖四省八县交界处，地处华北平原中心地带，其中H村为郭村镇的一个自然村，总人口约1200人，该村为单姓村，只有一个大姓，同属一个大的家族，全村仅有5户外姓者，且全部是因为以前婚姻关系中“倒插门”而产生的。该村靠近镇政府所在地，毗邻一条国道公路，交通方便。青壮年村民约有一半在外打工或做小生意，留下来的劳动力主要从事芦笋和山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部分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种植，并在农闲时期当建筑工人。M村为莱河镇的一个自然村，总人口约800人，该村为多姓村，全村有三个大姓，且人数差不多。该村远离镇政府所在地，但是相对H村更靠近县城，交通方便，靠近全国著名窗纱生产基地，很多妇女农闲时在那里工作。青壮年村民有三分之一在外打工或做小生意，留下来的劳动力主要从事大蒜、山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部分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种植。尽管两村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十分相似，但是两村大学生升学比重却有明显差异，至2014年，H村前后约有60人获得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而M村则仅有不到20人。是什么原因导致两村的高等教育升学率有如此大的差异？根据访谈的资料，村庄或家族文化资本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只是聚焦于两个村的调查，分析家庭传统文化资本在农村青年阶层地位向上流动中的作用机制，调查结果仅对这两个村有解释意义。
根据两个村庄的统计资料，目前两村户籍村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只有约十分之一的村民有高中学历，并且这部分村民主要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常年在外打工。而绝大多数村民仅拥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家庭中布迪厄意义上的高雅文化资本拥有量普遍较低，即使是在近两年，两村村民仍旧没有注意培养孩子在音乐、绘画等高雅艺术方面的特长，他们自己平时也不听音乐，更不会参加音乐会等，也基本不带孩子去外地旅游，或者去博物馆、科技馆等。他们既没有这种意识，也缺少这些资源。两个村庄村民的高雅文化资本拥有量几乎为零，所以单纯的布迪厄意义上的文化资本在分析两村村民的阶层跨越问题时并不具有适用性。
至于大众文化资本，因为这种文化资本并不需要耗费太多的经济资本即可实现，所以绝大多数村民家庭中都拥有一定程度的各类大众文化资本，尤其是近几年，两村中青年家庭的大众文化资本较前几年的青年家庭有了大幅度提高。现在很多农村家庭，他们拥有的大众文化资本量是很多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所不能及的。很多父母都会在子女卧室里放张书桌，哪怕是很简陋的，同时也会支持他们购买各种教辅书籍，关心他们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就像编号H01UP①的被访者所言：“现在孩子的学习条件多好啊，不说学校老师比我们那会儿好多少，就看家里的条件，我专门找人给他接了一间配房，打个书桌，就是让他能安静地看书，只要上城里（县城）去，都带他去新华书店买书，只要他想要，再贵都舍得。学校老师说要买什么资料，报什么班，我绝对支持，每年一放假我还专门叫俺侄女住到俺家给他辅导、聊天，就为了让他姐姐影响影响他的学习，他们年龄差不多说话比俺大人管用。”
但是，在不同的家庭中，各种大众文化资本量的大小，尤其是家庭文化氛围又有着显著地差别。有些父母会在子女教育方面以身作则，为了使孩子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自己也不看电视，不邀请邻居来家中串门，在寒暑假还会针对孩子的弱项报辅导班或找亲戚辅导。而有些家庭父母尽管也表示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绝对支持孩子读书，但是却只是停留在嘴巴上，或者金钱的支持上，一边给孩子说，“快去看你的书，好好学习”，一边招呼着邻居在家里打麻将。
除了以上两种文化资本外，在访谈过程中笔者还发现这些村民还拥有一种非常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资本，在这里笔者称之为家庭传统文化资本。这部分资本主要是指父母等主要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性、品质，村庄习俗、家族文化风气等。这部分文化资本是中国农村所特有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家长自己意识不到的一种文化资本。编号M01UP指出：“他能上成学完全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家里一点忙也帮不上，你说俺俩大字不识一个，家里也没啥钱给他买书，都是他自己比较认真，听老师话，踏踏实实学得来的。”而在访问他们的孩子时，孩子则认为自己的成功与父母的勤劳品质是分不开的。“其实现在反思一下，我觉得对我读书影响最大的还是农活的艰辛和父母的勤劳和朴实。他们一辈子勤勤恳恳，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里刨食，一年到头很辛苦却也剩不了什么钱。我知道唯有好好读书，考出去才能摆脱和他们类似的命运，才能让他们晚年也过上好日子。所以我就发奋读书，尽管自己脑子比别人笨，但我相信只要我比别人多付出，我就可以取得成功。就像我的父母，尽管没什么文化，也没有多大能力，但是他们也可以通过他们辛勤的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另外，整体而言H村庄的传统文化资本量要比M村庄高，H村对考上大学的家庭有一系列的奖励，同时村庄的传统习俗也要求考上大学的家庭通过举办酒席或请全村人看电影等一系列仪式活动庆祝，而M村则没有这种文化习俗。
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和长期科举制度的影响，大多数中国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期望都比较高，尤其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来说，因为缺乏其他向上流动的有效机制，学业上的成功就成为他们取得社会地位、改变家庭命运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手段。所以，大多数家庭父母对子女都有较高的教育期望，都希望子女“上（学）到越高越好”，当然也有部分家长深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不支持孩子读书，这在M村更为明显，持这种观点的父母多是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希望子女早日打工挣钱，补贴家用。编号M05NC的被访者表示，“初中那会我成绩可好啦，我自己也愿意上学、看书，但是俺爸爸看俺堂姐在董庄织窗纱，一个月能挣1000多，眼红，那会一千多赶（相当于）现在五六千。说啥不让我上高中，让我跟俺堂姐一块去给人家织窗纱，其实那一年我都考上二中正榜啦，最后就没上成。要是能上，说不准跟你一样，也能读个博士写文章嘞。”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可以促进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支持，增加子女在教育时间和经济方面的投资。对于那些对子女教育存在较高期望的父母来说，“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你只要好好学习就够了”是他们对孩子的口头语。自己平时省吃俭用，但在给孩子交学费和买教辅材料时却从不吝啬。正是这种对孩子教育的期望及由此而付出的实际行动会在无形当中给子女一定的压力和动力，让他们能够分配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文化知识，思考人生的规划和未来职业的发展，帮助他们的学业取得更大的成功，最终走出农村，实现阶层的跨越。编号H02UP讲述了她家里的故事，特别具有代表性：“当时家真是穷的都揭不开锅了，老大刚结婚，还借了一屁股债。当时就跟他爹商量，要么让老二别上了，回家好歹能帮帮家里。他嫂子听说之后，就跟俺说：
‘俺兄弟你们老两口别管啦，我供，家里没钱我去俺娘家借。我跟他哥这辈子是没啥本事了，俺兄弟有本事愿意上，咱不能拉后腿，咱以后还都得指望他上成之后帮帮咱这个家来。’当时还专门开了个小会，就说老二上学的事，老二听他嫂子说罢当场就表态，说自己保证好好地上（学），等出人头地了好好报答他嫂子。现在老二在北京一个大学里当老师啦，给他哥他嫂子也都在那里找了工作，比在家是强多啦。”父母或家人对子女教育的期望确实会促进子女的学习进步，激发他们内心的责任感，督促他们去取得进步与成功。
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差异是造成H和M两村大学生比例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对H村家长访谈中，他们说的最多的是“现在农村能有什么出路，还是只能上学，只有考上大学啦，才真成公家人了，才能找个有保险、有保障的工作。打工这都是暂时的，年轻的时候出去打个工一年是能挣不少，老了不还是没收入只能吃老本。看俺这岁数（61岁）到外边给人家看大门人家都不要。人家城里有正式工作的不干活都月月领退休金啦。所以还是上学才是真出路。”（编号H06UP）。而M村因为隔壁董庄村的窗纱企业，让他们拥有比H村更多的赚取非农收入的机会，再加上这些农民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使“读书无用论”在M村得以蔓延。很多家长都认为现在上学成本太高了，上一年大学至少要花一万五，而出去打一年工却可以每年给家里省下一万五还要多，并且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也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早早辍学给家里干活挣钱。M村很多女孩子初中毕业就去织窗纱了，在家门口干几年，年龄大了之后就开始去外地城市打工。所以M村大学生数量比H村少很多，女大学生的数量更是少之又少。
至于教育资源，主要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藏书数量，家庭是否为孩子提供专门的书房、书桌，购买各种参考书籍或参加辅导班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教育期望是一致的。父母的教育程度作为一种教育资源对孩子的教育和阶层跨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在孩子低年级阶段可以为孩子辅导功课，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学习信心，小时候养成的学习信心对之后各个阶段的学习都会产生影响。其次，在子女升学和选学校过程中可以帮忙查找更多的资料，根据对子女的了解给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在我们访谈过程中遇到很多考了高分却没读到好学校和好专业的情况，究其原因，大多数被访者都表示在自己填报志愿的时候对各个专业和学校不是很了解，而家人和亲戚也都不懂，老师又不可能去指导每个学生，在盲目的情况下只能根据片面的信息做出选择，入校后才发现自己选择有失误。而家庭藏书量的多少也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兴趣，尤其是在孩子的教育启蒙阶段。尽管在农村，每个家庭书籍拥有量都比较少，但是他们却可以通过互借互助的方式阅读到很多不同的书籍，每本好书都能传遍大半个村庄。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也开始为孩子购买各种书籍，从小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并且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进入普通家庭，孩子自身也可以获得很多额外的教育资源，在填报志愿等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的案例也越来越少。在两个村的访谈中，听到了太多关于家长想尽办法为子女提供各种教育资源的故事，包括借钱给孩子交学费、省吃俭用攒钱买参考书，给孩子报辅导班，花高价、找关系进重点高中，租房子陪读，等等。尽管这些家长缺少为孩子提供更好教育资源的经济和社会资本，但是他们在争取资源中付出的努力是远超很多城市家庭的，也正是父母的这一系列努力激发了孩子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比城市家庭的孩子更努力，能尽其最大的可能将现有资源的效能发挥到极致。
家庭文化氛围和家庭关系也会在农村青年的阶层跨越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般而言，一个家庭中只要有一个考进大学，他（她）的弟妹或者侄子（女）也很有可能会考入大学，所以在两个村庄中，一个家庭出现多个大学生的例子有好几个。这就是家庭文化氛围对人们阶层地位向上流动影响的最好证明。哥姐等在学业和就业上的成功会在无形当中给弟妹和其他成员树立榜样，无需父母的强制要求和监督，他们也会自觉地努力学习。并且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还可以很方便地向兄姐请教。编号M03UC就提到，“我有个堂姐读了大专，在当地小学当老师，非常清闲，不用干农活还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拿。我当时就非常羡慕，爸妈也会经常拿她来做例子，让我好好读书。因为我和堂姐年纪差的挺多，而我们两家关系又很好。所以我小时候父母总是把我托付给我堂姐，然后我堂姐经常带我去学校，她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呆在她上课的教室里，她还会经常拿些书给我看。就这样在玩的过程中，我还没上学就认识很多字词，所以小学的时候连跳两级。因此我觉得和同龄朋友相比能一路读到大学没掉队，和我堂姐对我的影响和启蒙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隔代影响，即家庭中弟妹的成功对侄子（女）的影响，除了上面潜移默化的学习氛围的影响外，他们的成功还会带来更好的教育资源。
教育期望、教育资源、文化氛围等大众文化资本在农村青年阶层地位向上流动过程中确实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仍旧有一些来自较低大众文化资本家庭的子女取得了高等教育学历，并获得了中产职业，实现了阶层的跨越。那么其背后的机制又是什么呢？这与他们拥有的家庭传统文化资本是分不开的，本文将主要从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性、品质，村庄习俗、家族文化风气等角度展开分析。
尽管农村家庭在教育资源、文化氛围等方面的资本量十分有限，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拥有获取文化资本的积极态度和性格品质。这些态度和品质其实就是布迪厄意义上的“习性”，是在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化而成的，同时习性又具有开放性和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就是帮助农村青年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作用机制，是他们努力的动力源泉。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培养出大学生的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父母异常地勤劳。或许他们并没有超人的手艺，也没有其他挣钱的门路，只能在土地上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刨食养家。但就是他们的辛勤劳动背后体现出的勤劳、坚韧、执着、责任心等内在的性格品质在孩子身上得以模仿和继承，孩子将模仿和继承得来的这些品质用在学习上就会获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功。在H村，编号H01UC和H05UC的被访者均提到父母为了挣钱给自己交学费，每天卸水泥车的事，看到父母这么拼命干活挣钱，他们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他们自己也知道，唯有读书，考上大学，在城里找一份工作才能不再像父母一样干着最累的活，却只拿到最低的工资。
除了父母的辛勤劳作给他们的间接冲击外，自己或家人的一些不幸遭遇或糟糕体验会磨练出他们更强的耐力和勤劳的品质，促使他们不管遇到何种苦难都不退缩。这种自发得来的主观能动性要比在别人的强制监督下被迫的努力更能使他们在枯燥的求学路上坚持下去。编号H06UC告诉我们，她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退过一年学，当时家里能干活的人少，家里又种了很多棉花，所以尽管只有十二三岁，但是退学之后还是像大人一样帮家里人干活，每天很辛苦，曾经有一次还热晕在农田里。为了以后不是每天都过这种日子，她决定还是要上学，走出去，所以后来她就主动向父亲提出继续读书，父亲也答应了她的要求。访谈过程中她也多次提到“就是那一年拼命的干活，我被伤到了。发誓要好好读书，不管中间遇到什么困难，一想到那一年的经历，我觉得只要不让我继续干农活，什么都可以克服。”之后村里一些对子女教育期望较高的家长为了让淘气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好好读书，还想出一个办法，专门在最热的时候带孩子去田地里干活，并且分配给他们最累的活，试图通过这种体验教育方式让孩子意识到农民的辛苦和读书的出路。而编号M02UC的被访者则表示，支持他发奋读书的动力，就是小时候家里经常被一些邻居和亲戚瞧不起，所以下定决心出人头地，让他们刮目相看。很多农村青年正是因为一些不幸遭遇或糟糕体验让他们在心里埋下改变命运和出人头地的种子，他们会更加主动地发奋图强，追求成功，在各种竞争中获胜。
其实很多农村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也是源于一些家传，编号M03UC和M04UC是来自同一家族不同家庭的两名大学生，据他们说，他们家族也曾经是书香门第，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只是在他们的爷爷一代因为政治问题开始没落，他们家族一直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作为家训流传，他们的父母认为自己因为没“赶上好时候”而没有机会读书，现在国家有很多好的政策，每个人都能考大学，所以他们的家长就会一直拿这些话来鞭策他们学习，这也是为什么在村里流行“读书无用论”的时候，他们的家长还是一直鼓励他们好好读书，毕业以后考公务员。
在H村这个大家族里也保留了一些家族传统，就是每年只要有人考上大学，这家主人就会宴请全村人吃饭、看电影，当然村里人也会以给孩子路费的名义随上一些人情。就是这个小小的传统仪式，带动了整村人重视教育的氛围，使各家各户都有比较，看谁家孩子考上的多，考的学校好。这不仅会促使家长对自家孩子有更高的教育期望，并想尽一切办法提供各种资源帮助孩子达到目标。同时也让孩子自己暗下决心好好读书，为父母争光。同时，村里的领导班子和权威人士还会帮助考上大学的家庭争取各种镇级或县级资源，比如，对考上大学的贫困家庭争取一定的助学金，优先考虑考上大学的学生或家长的党员申请，等等。而M村则缺少这种家族文化风气，这可能也与M村是一个多姓村，拥有多个家族，村庄凝聚力不足，而H村则为单姓村，全村属于同一个大的家族有一定的关系。考虑到M村既没有重视教育的统一文化风气和仪式，又因周围农民企业家的出现导致“读书无用论”的蔓延，其大学升学率低于重视教育且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H村就不足为奇了。
五、总结与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在农村青年阶层地位向上流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多种文化资本，主要包括家庭教育期望、教育资源、文化氛围等大众文化资本与品格习性，家教、家风、家传等家庭传统文化资本。不同的文化资本在农村青年实现阶层跨越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一般而言，大众文化资本可以帮助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资源，解决他们的各种后顾之忧。但是这些大众文化资本作用的发挥需要个体自身的能动作用，只有在个体自身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时他才会充分利用这些客观文化资本，将之转化为教育获得的优势。而勤劳、坚韧的品格习性，家训、家规、家风，家庭遭遇等特定传统文化资本则在促进个体能动作用方面发挥着作用。这些文化资本可以激发出人们的求学意识，磨练人们的耐力和勤劳品质，促使人们在枯燥的求学路上坚持下去。这也是寒门学子在教育获得中致胜的唯一法宝，但是仅有传统文化资本培养出的辛勤与耐力的习性在帮助他们从教育地位向职业地位的转换中却没有了任何优势。因为他们拥有的仅仅是勤奋带来的高考成绩，他们的眼界和见识，综合能力和素质都与拥有高雅文化资本和较高大众文化资本的人相距甚远，在长远的竞争中不具优势。所以，只有大众文化资本和传统文化资本共同发挥作用，才能让农村青年真正实现阶层的跨越，走进中产阶级行列，并在进一步的生活中，获得更高的高雅文化资本，并将这些文化资本再生产给自己的子代，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实现阶层的最终跨越。
注释：
①本研究中，访谈对象编码规则如下：第一个字母代表村庄，H或M村；第二和第三个数字代表家庭编号从01开始；第四个字母代表该家庭的子女是否读大学，U为读大学，N为未读；第五个字母代表成员类型，P代表父母，C代表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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