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继续留在欧盟内，从表面上看这次公投的焦点在于是否接纳欧洲大陆和中东的移民，然而问题的本质在于全球化地区化带来的挑战，在民族国家层面被政治化后带来的政治和社会的分裂，而这背后则是国家“内部经济极化”。
发达国家内部经济与国内政治极化
工业革命后，欧洲和北美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这后的几百年时间里技术进步和殖民主义推动了全球化空前发展，全球财富也迅速向这两个地区聚集，结果是国家间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形成了所谓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间的极化现象，反映在政治上主要是富国和穷国之间政治主张的对立。
战后特别是冷战后，随着制造业技术的全球扩散以及全球市场的日益深入发展，新兴工业国家迅速崛起，全球财富分配开始趋向于这些国家，过去那种国家间的极化现象日益减小。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以信息，金融等产业的技术和产品革新为代表的部门，在新一轮全球化中获益颇丰，而传统的制造业等产业优势不明显甚至失去了昔日的荣光。
结果是原来的发达国家内部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速度，两种经济模式的“内部经济极化现象”（internal economic polarization），并引发“国内政治极化”（internal political polarization），其表现形式包括全球化对反全球化，区域化对反区域化，自由化对反自由化。
首先，以英国为例，可以看到以伦敦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圈与英国地方之间呈现出明显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情景，犹如过去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那些主张留欧的选民大多生活在大城市经济圈，往往有高学历，主要从事外向型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行业。
而那些支持退出的选民则主要是中老年人，生活在英国的东北部地区的蓝领阶层，他们往往有较高的投票倾向。笔者几年前造访英伦时，发现伦敦的活力和物价水平与北部的地方城市的萧条，让我感到不是在同一个国家访问的错觉，这种两种速度的英国怎么可能不造成政治分裂。
第二，伦敦在政治倾向上日益开放和全球化，而英国的地方则在向相反方向发展。今年5月6日的伦敦市长选举中，巴基斯坦裔移民后裔当选，这是欧洲主要国家首都市长首次由穆斯林担任，要知道这发生在英国国内对于移民问题如此敏感的时期，以及布鲁塞尔和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刚结束的背景下。这说明伦敦市民完全没有走向孤立主义和排外主义，而是选择全球主义和多元主义。据报道，目前伦敦市民中有八分之一是穆斯林，35%伦敦市民出生在海外，那些所谓的白人英国人（White British）仅为45%，此次市长选举选票就用10几种语言印刷。
第三，此次国民投票讨论中最有意思的现象，可能是执政党保守党内部的分裂，首相卡梅伦主张留欧，而原英国市长等重量级政治家则主张退出，这体现了受益于全球化精英阶层内部的极化。例如，目前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10%源于金融业，从业人口220万，尽管离开欧盟可能会让一些金融机构放弃英国作为欧洲地区总部，但是离开欧盟也将意味着可以不再受欧盟对于金融业的各种管制措施，这样会让英国的金融业更加充满活力和全球魅力，持这种观点的并不在少数。
卡梅伦一直在讲离开欧盟以后的恐怖，有人认为过头了。决定是否离开的主要因素还是经济。对于经济界来说支持留在欧盟内，全球企业的话可以进入欧盟市场，英国的企业税率低，投资环境稳定从欧盟和世界得到人才，如果失去的话将会有打击。
这些退出者的逻辑与蓝领退出者完全不同，后者期待退出后的国家保护带来经济安全，而前者期待退出后可以让英国经济跳出欧盟拥抱世界。在他们看来，欧盟经济内部依存过度导致了未来发展潜力有限，而英国如果能够跳出来则可以更加自由地吸纳全球的发展动力。
按照《金融时报》数据，目前欧盟内部经济依存度为货物贸易45%，服务贸易52%，直接投资62%，人员流动72%，数据流动77%，而英国情况正好相反，英国同欧盟外的经济依存度更高，例如货物贸易70%，86%服务贸易，63%资本流动，62的%人员流动都发生在与非欧盟国家地之间。
二、“选举中心民主制”的政治不作为
就英国来说，欧盟成员国地位问题本质在于全球化地区化带来的挑战，并在国家层面被政治问题化，即使英国退出欧盟移民政策收紧，根本的问题将仍然会存在，即如何解决发达经济体中日益突出的两种发展速度的经济发展极化问题。
第一，要认识到全球化和地区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结果必然带来成功者和失败者。在欧洲，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让原来的中产阶层技术工人受到挑战，平均实际收入20年没有增长。就年轻人而言，全球化造就了一批年轻的经济精英，例如面簿（Facebook），谷歌（google）等创始人30岁前后已经成为世界级富豪，而很多国家的年轻人失业率依然很高，或者从事非固定工作。所以这些失败者反全球化、反地区化、反主流的情绪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发达经济体的民主制向选举中心的民主制的蜕变带来“政治不作为”（political inaction），让上述情况没有办法通过政治政策来缓解。某位欧洲领导人曾说，我们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政策，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赢得选举。如何赢得选票变成政治家们唯一的价值体系后，中长期的政策动议就不会被认真考虑，如何在短期内不得罪选民，举债过日子的短期政治行为比比皆是，而到经济危机发生后则是财政的不可持续和选民们对政治信心的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