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社会发展运行的基本机制并实现国家的富裕和社会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者所孜孜追求的目标。然而，一个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各领域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问题是，近几百年来，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最终实现富裕和社会稳定，而大多数国家无论怎样都很难实现长期的发展，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
根据统计，目前，在全球国家中，真正意义上实现20000美元以上的发达国家只有大约20个，而全球其他国家大部分均距离发达国家水平依然十分遥远，并且这一差距在近年来依然在加快大。并且，即便某些发展中国家曾经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快速发展后，但除极少国家外，大多数均由于各种原因重新陷入大的衰退中。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只有少数国家能够通过长期持续的发展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而大多数国家却无法实现国家的富裕和繁荣呢？被长期困扰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从不同的领域给予了各自的回答。然而，从目前来看，对这一问题的探寻还远远没有找到答案和形成共识。
一、对决定国家发展与繁荣要素的已有探索
已有的解释主要是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三个视角进行的，以及融合了三种角度的综合视角。
（一）经济学视角的探寻和挫折
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在探寻国家繁荣和富裕的道路。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通过重视工商业和自由贸易可以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富裕。进入到二十世纪中前期，苏德等高度国家垄断的计划体制在经济发展中的成绩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促使经济学家高度重视国家和计划的力量；而在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以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崛起的发展经济学以及高度重视产权作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将促进国家繁荣的原因归结为高度的市场经济、私有化的产权保护和自由贸易，这些观点被集中应用到解决拉美以及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并集中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然而，在自由主义理念的指引下，拉美等国并没有最终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①]。此后，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年的崛起，使得经济学家重新审视和强调国家的力量和自由经济的结合在促进国家富裕的作用，形成了依然有强烈争议的“中国奇迹”[②]以及相应由经济与政治学者共同提出的“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③]。
从经济学对国家富裕原因和路径解释的摇摆以及实际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来看，无论是国家力量、市场经济还是其他的单一经济模式，都无法单一地给出促使国家持续繁荣的解释和路径。
（二）政治学视角的探寻和挫折
政治学家侧重于探索政治制度与国家繁荣的关系。政治学家发现已有的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不是成熟的西式民主国家。因此，一个典型的政治视角的信念和解释是民主制度是促使国家持续繁荣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这一信条和解释的指引下，政治实证研究者通过对各国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比较，尴尬的发现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确无一都是多党民主的政治体制，然而在多党民主制度下，更多的国家依然是属于贫穷落后并且社会动荡的范畴[④]。这一发现基本已经打破了政治学关于多党民主制度是唯一通向繁荣的道路的解释以及动摇了发展中的多党民主的信仰。此后东亚若干国家近年来飞速的经济发展使得政治学家重新审视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经济部分已经涉及到此，不再累述）。总而言之，认为某种单一政治制度会导致经济持续发展的政治学解释已经不再被认为是成立的。
在跨边界的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用经济方法研究政治发展的公共选择学派试图在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构建出双向的联系[⑤]。例如，公共选择学家通过实证研究试图揭示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就会向多党民主制度转化。然而，这一努力同样被实证结果证明是缺乏稳定的联系的[⑥]。
（三）社会学视角的探寻和挫折
在经济学试图从经济体制和政治学试图从政治体制解释国家繁荣的努力失败后，社会学家将目光从外生的政治/经济制度投向了社会内部，认为社会内部的要素是国家富裕的关键。社会学者所找寻的关键的要素就是社会组织[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社会组织状况，社会学家发现繁荣的国家无一不是在内部具有发达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的网络构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一理论的支持下。社会组织就成为关于国家繁荣与富强问题新的解释与信念。
尽管，目前对社会组织的解释说在实证方面还未有明显的反驳，但是由于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国家的繁荣发展在直觉上联系过远，并且与经济/政治制度相比是一个内生变量，这使得社会组织的发展更像是国家繁荣的结果而不是国家繁荣的原因。所以，社会组织的解释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四）其他的解释
以上只是三种最为有代表性的解释视角，除了以上的解释外，其他的解释还包括文化和综合的解释。
准确的讲，文化视角是一种很传统的解释，其中最为代表的就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解释。文化视角的主要问题是隐含着一种文明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论的价值取向，然而无论是文明中心论还是文化优越论基本已经被抛弃；其次，历史发展的实践，特别是东亚若干国家的发展也打破了西方文化优越论是导致国家繁荣的单一解释[⑧]。
除了以上的解释外，其他的解释还包括容纳多种视角的综合解释论。典型的如道格拉斯·诺斯所提出的“双重平衡”理论[⑨]，其认为在发达的经济和成熟的民主之间形成了一种“双重平衡”状态，而这种双重平衡的背后的共同实质是竞争性的社会资源使用机制。而在这种机制下，又通过社会组织的发展来保障竞争性的社会资源使用机制的有效运行的。
诺斯的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混合了经济、社会、政治的多种要素的综合解释。然而这一模型的问题虽然比较完备，但依然不够令人满意。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形式上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内核的简单。形式上来说，诺斯的理论整合了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要素，显得异常复杂；然而，从内核来讲却依然是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竞争的内核，并无更新的突破。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与反思
以上不同领域在解释这一问题的历程和遇到的挫折促使我们需要认真反思从单一视角下的某一因素来解释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是否的确可行？也就是说，是否国家的繁荣的确能够被某一单一的因素所解释？
重新审视不同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作为一个国家，在生存与演化过程中，首先是处于一个完整的状态，而不是割裂开来的各种要素的堆积。而在不同的状态下，国家才能要么实现持续的增长，要么陷入增长-衰退的反复，或者长期难以实现增长。因此，只有先确立国家生存与发展所处的不同状态后，进一步探寻决定国家不同状态的要素才是有意义的。而已有研究总是试图在单一的要素与国家持续发展之间建立联系，而忽略了国家本身是处于不同状态的的整体，并且这些状态是由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也正是由于这种综合作用，使得从单一的视角去解释国家的持续发展的努力大多最终都无法得出满意的答案。
所以，为了进一步揭示国家持续发展的奥秘，首先应该确定不同国家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不同的状态，然后再揭示不同状态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最后再确定是什么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国家能够实现持续的发展。这也许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三、新的视角--社会的自稳定、不稳定与临界稳定状态与演化机制
在确定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存在和演化状态前，诺斯的研究给我们了一些重要的启发。在2009年的著作《暴力和社会秩序，一个解释有记录人类历史的概念性解释》[⑩]中，诺斯提出了一个简单但很有启发性的发现，即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发达国家，不取决于其在一个阶段的发展速度，而是取决于发展的可持续性。简要的说，能否成为发达国家，不在于发展的有多快，而是发展期有多长。他进一步比较各国近60年的发展数据发现，尽管发达国家在发展年份的速度没有非发达国家快（发达国家，3.88%，非发达国家，5.35%），但是发达国家发展的年份比发展中国家多的多（发达国家，84%年份正增长；非发达国家整体66%；最低收入国家，56%），并且发展中国家在衰退时，经济的衰退速度比发达国家要大的多（发达国家衰退速度，2.33%，非发达国家4.88%）[11]。用更形象的话说，发达与否的关键取决于能否实现增长的可持续。而发展中国家虽然发展的更快，但是属于“爬两步退一步”的增长，而发达国家虽然增长的慢，但是形成了“日积月累”的增长。
从以上证据中，可以看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三个明显的状态：1）有些国家在发展中长期处于持续的增长状态；2）而有些国家处于“快速增长-快速衰退”的反复状态；3）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处于长期不增长的状态。我们可以将第一种称之为国家存在和发展的“自稳定状态”；第二种称之为国家存在和发展的“临界稳定”状态；第三种称之为国家存在和发展的“不稳定状态”。我们首先来界定三种状态，再对三种状态的要素和特征进行深入分析。
（一）国家存在和发展的三种状态：
1、自稳定状态
自稳定状态是这样一种状态：国家与社会的稳定状态不因某种特殊的力量、要素或者外部环境而存在，而当外界环境或者其他各种支撑条件变化时依然能够实现政治的的有效运行、社会的稳定和良好组织，创新活动不断萌生以及经济不断发展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2、临界稳定状态
临界稳定状态是这样一种状态：虽然国家与社会能够在一定阶段保持稳定，然而这种稳定依赖于某些特殊的力量存在、外在条件或特殊的组织结构。特殊的力量往往包括外部的强烈干预；外在条件往往是特殊的经济模式、自然资源；特殊的组织结构往往是高度的强权专制等。然而，一旦当以上条件发生变化，则国家和社会无法继续实现有序的组织，无法实现有效的创新，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3、不稳定状态
与以上两种稳定状态相对应，不稳定状态下国家和社会缺乏基本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社会没有什么创新，经济落后和无秩序，最终国家发展很慢或者没有发展。
以下继而详细分析三种状态的特征。
（二）三种状态的特征
1、自稳定状态的特征：
自稳定的稳定主要体现稳定的自持性上，自持性就是其稳定的状态不受简单的内外部条件的约束，而能够在条件变化时自我的保持稳定的性质。这种自持性主要体现三个特征上：政治和社会上的自稳定性；经济上的自稳定；创新上的自稳定。
1）政治和社会上的自稳定：主要体现在政治系统和社会组织不受政权和统治者的变革而改变其自身的稳定组织和良好运行。
2）经济上的自稳定：主要体现在当要素禀赋和经济内外部条件和环境发生变化时，依然能够通过有效的相应机制和变化实现经济上的稳定组织和发展。
3）创新上的自稳定：创新上的自稳定是指，在政治、社会、经济等系统保持稳定后，能够不断的实现各领域的创新（包括科学技术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
2、临界稳定状态的特征：
临界稳定状态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其同时兼顾了形式上的稳定和内在不稳定因素的混合。因此，一旦当内外部条件变化后，政治、经济、社会等系统本身不能实现自持性的保持和发展。这集中体现在政治与社会、经济、创新三者上的临界稳定。
1）政治和社会的临界稳定：政治系统并不是内生性的稳定，而是由于强权、高压等强制力实现社会表面上的稳定，而一旦政治发生更替，社会很快会陷入到混乱之中。
2）经济的临界稳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更多是由于某种特殊的要素禀赋（比如特殊的资源、大量的人口劳动力）等和外在条件实现的（如国际的大量需求等）。
3）创新上的临界稳定：临界稳定的国家内也有创新，然而这种创新是如同社会、政治、经济系统一样，是受某种强制的压力（经济、政治、或者军事压力）而产生的。并且创新体系单一化，只在某些领域有所创新，而缺乏全面的创新环境和体系。
3、不稳定状态的特征：
不稳定状态在政治、社会、经济、创新等各个领域都体现为混乱性，无法实现有序的长期的有序组织和发展。
1）政治社会上的不稳定：政治秩序和社会组织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国内混乱、腐败、政局动荡。
2）经济上的不稳定：社会混乱下的经济体系混乱；缺乏基本的生产、消费体系和秩序；缺乏有效的经济产业组织等。
3）创新上的不稳定：基本没有有效的创新活动。
（三）三种状态的国家类型与构成要素
对以上三种状态构成要素的讨论是较为困难和需要谨慎的，因为一种状态的确定是受着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是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确定的。我们首先来确定三种状态下各自有哪些国家，然而继而再通过比较确立构成三种状态的要素。
从现实存在来看，人类历史上的长期自稳定发展的国家大多成为已经长期存在的发达国家[12]。从现有的特征来看，自稳定状态的国家大体具有以下要素：
1）成熟稳定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组织机制：稳定的政治体制包括政治上的竞争与退出机制和民意代表机制；平稳的政府更替机制；有序的公民自组织等。
3）完善的教育体系和较高的公民素质和文化：公民普遍接受较高的教育体系，并形成较为一致的科学与理性精神，社会形成较高的文化氛围。
4）成熟创新体制和活跃的创新活动：具有完善的鼓励和保障创新的机制，创新活跃，包括科学技术与制度创新机制。
5）健全的法治体系：作为保障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创新体系的完善的法治体系。
临界稳定国家在现实中主要包括那些经济上曾经经历过快速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无法实现有效发展的国家，经济上常称之为无法迈过或者长期迟滞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这些国家在特征上表现为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创新、法律等体系的部分发展，但各个系统之间并没有完备的发展和形成有机的整合。往往最后由于外界条件变化从而难以持续保持稳定。临界稳定状态的要素大体包括：
1）政治和社会的临界稳定形式：政治上典型的一类是高度的专制体制（如前苏联和纳粹德国）；或者具有民主形式而无法实现政治上的平稳转换（典型的如菲律宾以及非洲、拉美等若干国家）；以及历史上广泛存在的殖民地国家（在外力的统治下往往实现较长期的增长，而一旦独立后却无法继续自持性增长）。而在社会方面，缺乏有序的公民组织，社会内部矛盾冲突过大，使得一旦外界环境改变，就无法实现政治上的稳定和社会的有机组织。
2）经济上的临界稳定形式：经济上呈现出典型的缺乏有效竞争，产业形态较为单一，对某种形态的经济形态和要素依赖高度严重，缺乏创新；
3）教育体系不完善，公民素质不均匀：教育有一定发展，然而公民受教育不均匀，素养和观念差异巨大，形不成共同的社会意识。
4）不完善的创新体系：具有一定的创新活动，然而较为有限，创新体系和制度并不成熟，国家科技和制度创新对外依赖严重。
5）不健全的法治体系：存在法律体系，然而并形成完备的法治原则。
不稳定状态的国家主要表现为那些长期政局动态，缺乏有效的社会组织和秩序，从而导致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国家。具体表现为：
1）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政局动态，社会混乱，在具体的政体上有的是要么具有民主形式，但是缺乏稳定的治理结构；要么政治形式依然是专制或者落后的氏族形式；
2）缺乏有效运行的经济体系：经济结构单一，组织无效；
3）教育落后：国民普遍科学和公民素质较低，缺乏共同的社会共识；
4）创新极度缺乏：既没有有效的创新活动，也缺乏有效的鼓励创新制度；
5）法治缺乏：基本上缺乏或者未形成有效的法律体系和法治原则。
以上只是从形式上划分了自稳定、临界稳定与不稳定的类别和讨论了其构成要素。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为什么少数国家由于具有了相应的构成要素后就能够走上发展和演化路径的自稳定道路而不偏移?所以我们需要深入讨论自稳定的形成机制。
（一） 构成自稳定演化机制的自持性与创新性
构成自稳定性的重要特性是两点：一是能够使得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文化系统保持稳定发展自持性；二是能够使得各系统不断适应条件和环境改变的创新性。这两种特性对演化中的自稳定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对于自持性而言，一是能够在一定阶段保持一定阶段的社会整体结构以及各系统的稳定；二是能够在外界环境变化时依然能够保持整体社会结构不因内外力而破碎；对于创新性而言，其关键作用在于能够不断的产生新的科学技术和组织、制度形式并通过一定的机制将其扩散到社会中，最终通过不断的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变革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和本身社会的发展。而自持性与创新性两者之间形成互为支撑的关系，自持性通过保持社会各系统的稳定来提供创新的环境和机制，而创新性通过有效的创新和进步促进环境改变时社会各系统的稳定。这一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其中，社会中的五大系统（其中法治体系对其他系统产生支持作用）的自持性共同构成整个社会体系的自持性，而创新性主要由教育体系与创新体系促进。并且自持性与创新性实现互相促进的正反馈机制。以下具体探讨那些明确的自稳定国家中各要素的形态对自持性和创新性最终对演化中自稳定性的贡献。
1）政治系统：自稳定演化国家普遍形成了有序的政治竞争和退出机制以及有效的民意代表机制；政治竞争和退出机制能够有效的保持政治精英在社会中的上升并保持政治系统运行的新陈代谢；有效的民意代表机制能够兼顾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平衡，避免社会内部矛盾过大使得政治领导更替时产生内部的分裂和破碎。
2）经济系统：自稳定演化的国家普遍具有较为发达成熟的市场机制以及较好处理了国家调控与市场运行的关系。有效的市场竞争一方面促进了经济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和鼓励了创新；另一方面国家干预也兼顾了经济竞争中产生的社会公平和无效率问题。
3）社会系统：自稳定国家一般均有较为发达的公民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对于社会自持性的意义在于在环境稳定时促进社会内的沟通和共识的形成；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化时有效的凝聚社会，避免外界条件变化导致的社会分裂。
4）文化系统：自稳定演化的国家一般由于教育发达，文化活动在长期来看总体活跃，一方面国民普遍保持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也将形成稳定的民族的文化内核并且这一内核能够促进民族和国家社会的凝聚。
5）环境系统：环境是支撑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从长期来看，自稳定国家能够保持发展与环境系统（也包括资源系统）的协调和环境的长期稳定。
6）法治体系：法治体系是自稳定演化国家普遍的特征和原则，法治体系有效的规范了以上各种系统内部和系统间的治理关系并固化下来。因此在内外部环境变化时，法治体系能够使得一个国家按照既定的惯性运转，并且能够等待和激励适当的创新和变革的出现。
7）教育体系：成熟的教育体系有助于形成稳定的高素质的公民群体，形成社会共识，并传承国家的文化传统。
8）创新体系：创新性决定着一个国家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当内外部条件和环境变化时（例如经济模式的变化，所依赖资源的枯竭，国际市场和竞争的变化等），国家能够通过相应的创新活动适应于条件与环境的变化，找到新的发展和增长的空间和模式。
以上的八个条件，对于长期实现持续增长的自稳定国家（数百年））缺一不可，而对于短期实现自稳定国家（百年以内），其中政治、经济、社会、法治、教育、创新六个方面条件的满足依然是缺一不可的。
（二）自稳定系统中的各要素的互补机制与自我强化机制
以上各条件只是静态的，然而当以上各条件都具备或者具备大多数后，各个要素之间就自发形成了一种动态的互相修补机制。也就是说，当内外部条件和环境的改变的同时，即便某一系统受到暂时的损害，但是由于其他系统的存在和有效运行，能够通过调整迅速的修补被损害的系统，从而实现整个系统的发展中的自稳定。这才是自稳定机制能够确立的关键。
例如，一种最明显的例子是经济系统对于内外部的要素禀赋和环境极为敏感，当要素禀赋变化，例如某种高度依赖的资源枯竭或者外部市场缩小后。原有的经济系统必将受到损害。而自稳定类型的国家由于形成了良好的创新机制，使得创新系统能够迅速的产生新的制度和技术创新，使得国家进入新的发展模式中。
另外的典型例子包括政治更替造成的制度不稳定。自稳定国家由于形成了正常的政治竞争与退出机制，使得政权的交接不会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冲击。而一旦即便产生了较大冲击，由于存在稳定的公民社会组织，社会中存在政权之外的第二种稳定机制，使得国家能够自发的形成内生性的稳定。并且在法律体系和高素质的公民群体的支持下，通过有效的竞争和创新，迅速形成新的稳定政治秩序。
此外，政治、经济、社会等系统内形成的有序竞争原则和确保其他秩序运行的法治原则也对创新系统产生了促进和约束作用。创新系统的特点是一方面创新有助于社会的变革和适应；另一方面，在一个阶段创新中的优胜者在占据创新体系顶端后也很容易对后续创新活动产生压制（生物学上称之为顶端优势）。而良好的法治确保下的有序竞争等原则也抑制了这种先发优势者对创新体系本身的破坏。
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自稳定系统中各方面的要素几乎都能够对其他要素形成修补和加强。而正是在这样的修补机制下，才能够做到在环境和条件改变后，也不影响整体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互补机制之外，各个系统之间还能够形成稳定的自我强化机制，例如繁荣的经济进一步促进了创新，并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更加繁荣。其他例如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系统之间也都能够形成演化中的自我强化机制。而正是由于在被损害后的互补机制和发展中的自我强化机制的存在，才使得进入到自稳定路径的国家能够牢牢被锁定在持续发展的轨道之中。
五、进入自稳定发展路径—社会持续繁荣的关键
根据以上的探讨，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持续的发展和最终的繁荣，取决于能否形成自稳定的发展演化机制和进入相应的路径中。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一个国家能够形成并进入到自稳定的路径中呢？
按照我们的划分，一个不稳定的国家，需要经过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不稳定进入到临界稳定状态；第二阶段是从临界稳定进入到自稳定状态。受篇幅所限，本文略微提及第一个阶段，重点讨论第二个阶段。
不稳定状态的国家尽管存在各种形式，然而其基本的特征都是相似的，就是社会缺乏基本的秩序维护和保障；经济系统瘫痪；暴力肆虐；教育水平低下；没有什么创新活动等等。
然而所有以上问题的关键，就是缺乏基本的各个领域的秩序。因此，使不稳定状态的国家进入到临界稳定状态其重点是建立基本的国家秩序和控制社会暴力的泛滥，并在此基础上逐渐修复其他各系统。而建立国家秩序的关键是要形成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包括内部或者外部的强权。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领导下，通过对暴力活动的强烈压制，形成秩序之后，逐渐的调动经济要素，慢慢恢复经济系统，并建立教育和文化系统，培育创新活动等等。更为详细的过程，不在此详细讨论。
第二阶段是进入到自稳定状态的关键。因为，临界稳定的国家有很大程度上会由于条件的变化而退回到不稳定状态，从而无法实现持续的发展。而从临界稳定进入到自稳定状态的关键是使得国家秩序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来实现转换为国家秩序不单一依赖于强有力的政权。从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来看，从临界稳定到自稳定状态可能需要满足以下一些条件（我们只讨论最为重要的条件，而不再面面俱到）：
1、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高瞻远瞩的政治领导人
临界稳定的国家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来实现国家秩序的保持，并且大多依赖于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同样，使国家进入到自稳定的演化路径依然需要强有力的国家领导和高瞻远瞩的政治领导人。一方面，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能够有效地抑制和平衡强有力的社会新的阶层与原有既得利益阶层之间的分歧，使得社会避免暴力对抗陷入内乱。另一方面，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也能够控制从临界稳定到自稳定状态之间的过渡进程；此外，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也非常重要，高瞻远瞩和强有力的领导人能够制定和选择自稳定状态的前景、形式和有效的实现路径。
2、教育与公民素质
教育体系的完备和较高的人口素质是一个国家能够进入到自稳定的国民基础。只有较高的群体素质下，才能够形成客观公正的讨论氛围；形成全社会对道德和内心善的追求；养成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也才能形成普遍且有共识的主流社会意识。
3、创新机制与科技
创新对于进入到自稳定状态极为重要，技术创新决定经济的可持续性，制度创新决定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变革与适应能力。因此，必须要在临界稳定的状态下致力于形成完备的创新体系。
4、政治规范与法治的确立
政治规范与法治的确立是社会能否自稳定运行的关键。只有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和退出机制，以及有效的民意代表机制。政治系统才能够持续不断地输送政治精英到国家决策和执行的重要岗位并实现政治的新陈代谢，以保障国家政治决策的有效性。而在政治规范确立的过程中，必须要形成法治体系，通过法治原则的确立和法律体系的构建确保政治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的自稳定运行。
5、公民阶层、组织的发展和社会共识的形成
公民阶层以及相应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是国家自稳定运行的关键。公民阶层是具有高度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具有自觉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民主理念的群体。公民阶层通过公民组织的建立构建除却国家权力系统外的第二种社会自治秩序。在稳定的公民阶层的基础上，还需要形成有效的社会共识，才能够避免社会内部冲突过大导致的社会分裂和无序。
6、有序推进民主
民主并不一定意味着某种固定的形式，然而必须要具备有效的政治竞争与退出机制和有效的民意代表机制。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有序的推进民主，并且在推进过程中，逐渐的确立其他各个系统的有效运行。过快的推进的缺陷是有可能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过大以及公民组织还未成熟以及社会共识的缺失形成社会内乱从而使得社会退回到不稳定状态。而推进过慢或者拒绝推进，最终有可能同样由于压制社会不满使得社会产生严重的内部冲突陷入不稳定中。
六、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文章至此，依然还没有讨论关于中国的发展问题。尽管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取得了飞速的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内部的差异、矛盾和阻力越来越大，经济、环境、创新等各个系统都面临着较大的转型压力和挑战。因此，尽管我们希望，但必须要承认，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不可逆的自稳定的演化发展路径，依然为时尚早（虽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可能的）。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是能否真正进入到自稳定的社会发展和演化路径中。这其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教育、创新以及保障各原则有效运行的法治体系都是需要进行逐步有序的改革和完善。最终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进入到自稳定的演化路径中去。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自始至终我们都认为自稳定的演化机制并不一定与某种政治、经济、社会形态是一一对应的。但是无论哪种制度形式，决定发展的最终成败都取决于能否进入到发展路径中的自稳定路径。
七、结语
通过比较和划分国家之间的状态来解释国家的发展结果而不是简单的直接与国家发展与某种单一的制度或者要素相关联，这是解释国家发展的一种新的视角。从文中我们可以得到结论，任何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都处于不稳定、临界稳定和自稳定三种状态。决定于国家发展最终结果的关键在于能否进入到发展的自稳定状态和相应的路径中去。自稳定状态的关键是形成了国家的自持性与创新性的互相加强。并且在影响自持性与创新性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法治、教育、创新等各个系统之间形成了有效的互相修补机制和自我强化机制。这使得自稳定的国家在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时依然能够通过变革和适应继续沿着发展的道路演化。对于临界稳定国家而言，进入到自稳定状态的最关键可能原因包括：1）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高瞻远瞩的政治领导人；2）教育与公民素质；3）创新机制与科技；4）政治规范与法治；5）公民阶层、组织的发展和社会共识的形成；有序推进民主。中国当今依然面临着发展上的转型困境，中国要想最终发展和繁荣，必须要进入到自稳定的国家状态和演化路径中去。
注释：
[①] 参考：Rodrik, Dani. “Goodbye Washington Consensus, Hello Washington Confusion? A Review of the World Bank""""""""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 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ume 44, Number 4, December 2006 , pp. 973-987(15)；José De Gregorio.“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39, Issue 1, July 1992, pp.59–84
[②] 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Zhou Li.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 俞可平：《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 俞可平：《中国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人民论坛》2009年18期; 马立诚：《国内外学者激辩“中国模式”》,《领导文萃》2011年10期.
[④]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 Press,1968, p422
[⑤] Robert J. Barro. “Democracy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March 1996, Volume 1, Issue 1, pp 1-27
[⑥] 因此，公共选择学派转为尝试于更加复杂的多因素解释，但依然没有取得满意的共识。例如：Carles Boix.Democracy and Distrib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⑦] Jonathan Temple and Paul A. Johnson. “ Social Cap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13, Issue 3 pp. 965-990.
[⑧] Luigi Guiso & Paola Sapienza & Luigi Zingales, 2006. "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20(2), pages 23-48, Spring
[⑨] Douglass C. North，John Joseph Wallis，Barry R. Weingast.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9,p20
[⑩] Douglass C. North，John Joseph Wallis，Barry R. Weingast.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9
[11] Douglass C. North，John Joseph Wallis，Barry R, 2009,p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