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管子“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管子·霸言第二十三）观点的启发，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系统地解释了政治领导、国际格局以及国际体系三者间的逻辑关系。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凭借什么取代现有世界主导国的地位，即探究“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原理。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建立在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现象之上，即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弱势国家经过发展、起飞和超越三个阶段，赶超其所在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虽然已有一些国际关系理论试图解释这个国际现象，但它们都未能解释为何在众多弱国中只有某个弱国能够成功超越体系内的霸权国。按照经济决定论的逻辑，霸权国的物质实力基础强于崛起国，因此两国间的实力差距应该被拉大而不是缩小。然而结果却是崛起国的物质实力赶上甚至超过了霸权国。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缩小是这个困惑的具体表现。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军事力量、科学技术、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方面都是全面落后于美国的，然而人们却又同时承认，中美综合国力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世界第二，已相当于美国的60%，专家普遍预测十年内中国可与美国相匹敌。此外，中国已是美国之外唯一国防开支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中国也是仅次于美国接收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中文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一外语。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方式已开始影响发达国家的中小学教育。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了“帝国的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理论来解释霸权的衰落。然而，这个理论却不能解释为何崛起国能成功，因为不进行过度扩张的大国并不必然就能成为世界主导国。例如，日本在二战后没有进行过度扩张，但其崛起进程却在冷战后停滞了，未能进入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
后发优势理论对崛起国为何能成功也给出了一个解释，即较晚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它们比早期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拥有某种“后来者的优势”。后发国家可以学习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运用新的技术，因此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实现国力的快速增长，赶超发达的国家。然而，后发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在具有同样后发优势条件的国家中，只有个别国家能赶超霸权国而多数国家是没有这种可能的。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不仅东南亚、南亚、拉美、中东和非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未能成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崛起和赶超，而且在大国中也仅有苏联、日本、德国和中国四国曾一度缩小与美国的综合实力差距。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似乎使后发优势更为突出，但仍只有中国一国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其他大国反而和美国拉大了实力差距。
从国际关系理论创建的角度来看，当一个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的客观现象时，就说明这个理论或是已经过时，或是原本就效力不高。不同历史时代的国家形态不同，同一时代的国家特点也不同。如果一种理论能够用于解释不同时代的崛起国的成功原因，说明这种理论的普适性较强，即被视为“强理论”，反之，如果只能解释个别现象，那么就是“弱理论”。理论创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则是，理论的自变量应能同时解释同一事物的两种相反结果，即自变量的增减应该与因变量的增减（或减增）构成逻辑联系。例如，解释大国兴衰的理论，应能用同一自变量解释霸权的衰落和崛起国的成功。基于上述理论创建的基本原则，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试图寻找历史上崛起国取代霸权国的共同因素，并用同一个变量解释霸权的兴起与衰落。
一、崛起国战略利益的界定
维护领土完整、抵制分离主义和维护民族生存是所有国家的战略利益，但“实现民族崛起”却不是所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因此，要讨论崛起国的安全战略，先得明确崛起国的“战略利益”是什么。如果讨论者对国家“战略利益”的看法完全不同，那就不存在讨论维护“战略利益”之安全的对话基础。
（一）以实力界定崛起国的战略利益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是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分支，因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如利益为国家行为的动因，权力为零和关系，实力是实现利益的手段等。
道义现实主义是用综合国力来界定国家战略利益的。依据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道义现实主义把国家划分成四类：即主导国（霸权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和小国。不同实力地位的国家不仅拥有相同的战略利益，而且还有各自不同的战略利益。主导国最大的战略利益是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崛起国的最大战略利益是实现崛起并获得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地区大国的最大战略利益是维护其地区主导权，而中小国的最大战略利益则是维护本国的生存。
“安全”的定义是没有恐惧、没有威胁和没有不确定性。以此定义为基础，我们可以讨论崛起国的战略安全是什么。崛起国是指实力地位次于霸权国且正在缩小与霸权国实力差距的国家。按照这种实力界定利益的办法，崛起国的最大战略利益就是成功实现崛起，而其战略安全就是降低对崛起夭折的恐惧，减少外部力量对本国崛起构成的威胁，加快崛起速度，以增强成功崛起的确定性。
（二）结合内外两个大局分析崛起战略利益
道义现实主义对战略利益和战略安全的分析视角与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不同。后两种理论从国际体系层面分析大国的战略利益和战略安全，因此将决定国家战略利益安全与否的因素归于国家外部的国际体系性因素。而道义现实主义则借鉴了新古典现实主义从体系层次分析回归国家层次分析的做法，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判断崛起国的战略利益及战略安全，即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合为一体”的观念。例如，国内食品安全问题与中国海外市场的战略利益直接相关。2008年发生了毒饺子出口到日本导致许多国家的超市将中国产品下架是个典型例子。道义现实主义打开了国家这个“黑箱”，同时分析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对中国崛起安全构成的威胁。
道义现实主义不仅将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两个分析层次结合起来，还把个人层次分析结合其中，因此形成用“政治领导”一个自变量来解释决策、国家实力和国际规范三个层次的变化。道义现实主义在个人层次以政治领导变化解释策略取向变化，在国家层次以崛起国政治领导与霸权国政治领导的改革能力差别解释国际格局的变化，在国际层次区分了领导国的类型，不同类别的领导国促成不同的国际规范。道义现实主义以政治领导为自变量，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个崛起国在不同的政治领导下，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外交政策取向不同？为何该国比其他大国实力增长快？为何霸权国未能阻止该国的超越？为何有的崛起国会成功导致国际规范改变而有的则不会？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能否采取成功的安全战略，主要取决于该国政治领导的决策，其中包括政治路线的选择。当崛起国的政治领导选择向前改革的政治路线，该国崛起就有了成功的安全保障，而如果是倒退的政治路线，则该国的崛起将面临夭折的安全危险。
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50周年。《人民日报》在2016年5月17日刊发了评论员文章，重申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决议的观点与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很一致，即政治领导是大国崛起成败的关键，可谓成功崛起靠的是政治领导，崛起夭折也因为政治领导。除了中国自己的经验，冷战时期的苏联崛起和解体，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崛起和冷战后的停滞不前也是两个很好的案例，验证了道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
道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对正反两面的例子都能解释的理论，符合建立科学理论的基本要求。无论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任何科学的理论都得具有解释两面变化的功能。如果我们认为今天室内温度升高的原因是因为室内人太多，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室内人数减少后室温就应该下降。也就是说，室内人数的多少是导致室温升降的共同原因。当一个理论的自变量能解释事情向正向和反向两个方向的变化时，这个理论创新才具有科学性，即科学的逻辑合理性，才能实现逻辑自洽。
（三）从增强崛起成功确定性的角度分析安全战略
崛起的安全战略就是保障崛起成功的战略，对于崛起国来讲这是最大的安全战略，属于大家所说的“大战略”范畴。道义现实主义要解释的问题是，崛起国如何在物质力量弱于主导国的情况下缩小与主导国家的实力差距并最终超越主导国。道义现实主义认为，采取讲道义的安全战略有助于崛起国实现崛起，避免夭折。这个观点可以归结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常识，即国内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国际上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崛起国成功的确定性就会提升。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道义现实主义只论证了“讲道义有利于大国崛起，而不讲道义崛起困难较大”的基本原理，而没有论证“不讲道义的国家就一定无法实现崛起”。显然，历史上用不道义的方法成功崛起的案例是存在的，例如，秦国就是一个不讲道义的“虎狼国家”，它通过武力吞并其他诸侯国的方式建立了大一统的秦朝。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也很典型，它们都是通过暴虐杀戮的方式建立的帝国。然而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中国今天的崛起不应借鉴历史上靠暴虐杀戮成功的经验，而应借鉴那些在使用武力的同时也运用道义力量取得成功的王道经验。也就是说，中国不应该走秦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那种不讲道义的老路，而应该在总结历史上周武王、齐桓公、唐太宗等“道义崛起”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适用于核时代、信息时代的新路，即如何通过“讲道义”的战略保障崛起的安全实现。
对于中国大众来讲，民族复兴实现的标准是汉唐盛世，而汉唐盛世的最辉煌时代则是贞观之治。与唐朝贞观时期的国际地位相比，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当代中国的科技水平远远高于贞观时期，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贞观时期的那种卓越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和国际尊重。贞观之治靠的是唐太宗组建的领导集体。虽然当时的政治体系是封建王朝，但唐太宗李世民却实行了集体领导体制。在他死后，唐人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记载了他执政23年中的一些“语录”，其中前18年的语录中记载了他44次承认错误，其中4次是以文字形式认错。贞观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唐太宗建立的领导集体遵循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政治原则。唐太宗认为，魏征对他的批评是取得“贞观之治”历史功绩的根本原因。“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魏征死后，唐太宗感慨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一·魏徵传）
一个政治领导集体既可兴邦，也可误国。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苏联政府领导苏联赢得大战胜利，而冷战末期的苏联政府则导致国家解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人民无法替代国家政治领导集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任何一国的成功领导都是最高领导人通过一个领导集体来实施的，即便在封建时代，成功的政治领导也是通过一个领导集体来实现的。在领导集体中最高领导者与其他领导成员互动的不同模式和结果，体现了这个领导集体的作用，在崛起国则决定崛起的成败。
二、崛起成功的安全战略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成功的安全战略的本质是与时俱进，而非固定原则。每个崛起国所面临的战略安全威胁都有其特殊性、具体性，因此只有根据安全威胁的变化随时调整战略，才能提高崛起成功的概率。崛起失败的原因有可能是相同的，但所有保障崛起成功了的具体战略策略都是不同的，而且在崛起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安全战略也是不同的。
（一）崛起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需根据实力地位变化进行调整
大国崛起需要经历准备、起飞和冲刺三个战略阶段，因此崛起国需要依据本国实力地位的变化调整具体的战略目标。2008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实力都出现了相对衰落，中国的实力地位在2010年之后提升至世界第二位。2013年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将中国的对外战略的目标由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调整为民族复兴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这次会议提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这个新目标是符合中国综合国力地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的客观现实的。由于调整了崛起的战略目标，因此实现目标的战略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韬光养晦”转向了“奋发有为”。
“奋发有为”的战略原则是建立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国”的实力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一战略所设定的每项具体战略目标要与这一基础相符。这意味着，中国的具体政策不能超越世界第二位的实力基础，不能以世界第一大国的实力地位来界定。具体而言，就是不能以美国的战略行为作为制定中国政策的标准。“奋发有为”的战略原则意味中国通过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来承担国际责任，但提供的公共物品不能比美国多。以全球治理的温室气体减排为例，中国为全球减排二氧化碳提供的援助应低于美国而不宜与美国看齐。如果以美国的政策为标准来界定中国的政策，就会出现力不从心的结果，削弱中国的国力，导致战略透支。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制定超越国力的政策不属于奋发有为，而属于好大喜功。由于综合国力不断变化，因此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需要随时根据本国实力地位的变化调整对外战略。
中国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二位，这仅是性质判断，而不是程度判断。在世界第二位这个性质判断的基础上，还需要对中国的实力地位进行程度判断，即中国的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多少。只有判断出中美实力的程度差别，才能更合理地界定中国对外政策目标。根据笔者的判断，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50%60%。这意味着，即使采取奋发有为的战略，中国对外战略的总目标也不应高于美国的2/3。根据联合国提出的标准要求，发达国家每年应拿出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7%援助发展中国家。当然，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未能做到这个要求。中国为实力不足美国2/3的发展中国家，按照联合国的这个标准，中国的对外援助不应超过GDP的0.45%。然而在2015年，中国宣布对非洲承诺援助600亿美元，对巴基斯坦援助460亿美元，援助“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200亿元人民币（约31亿美元），南南合作援助基金20亿美元，此外，还免除了部分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的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以上各项总额约为中国2015年10万亿美元GDP的1.1%，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标准。
对外战略制定还需要考虑不同领域的实力地位区别。与美国相比，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实力差距相对较小，而政治实力差距较大，军事实力差距就更大。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实力要素具有不可转换性，即一个领域里的实力是难以直接运用于解决另一领域问题的。例如，日本的经济援助就换不来多数发展中国家支持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的政治方案。因此，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中国在不同领域里制定的战略需要以中国在该领域的实力基础为标准。当战略制定在自身的实力范围之内，中国崛起目标就有了实力保障，减少了崛起夭折的危险，增强了崛起成功的确定性，从而使崛起大业有了安全保障，反之则会受挫。例如，消除朝鲜核武器是超越中国现有实力的，也超越了美国实力，因此朝鲜核项目一直阻止不了。“朝鲜半岛无核化”作为一个口号具有政治正确性，但如果将这个口号定为中国近期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则会力不从心，事倍功半。
（二）拓展战略要符合时代的道义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大国的安全战略符合具体时代的道义特殊性，将有利于崛起国减少外部对崛起国的恐惧和反对，从而塑造有利于崛起的安全环境。任何国家都不会希望他国比自己强大，除非他国崛起对本国有好处，否则任何国家都不会支持他国崛起。不仅中国崛起面临缺少支持者的困境，历史上任何大国崛起都面临这个困难。在缺乏支持者的情况下，如何减少他国反对本国崛起就成了主要的战略考虑。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减少国际社会反对一国崛起的重要策略就是对外战略尽量符合所处时代的道义原则。
国际道义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表现为不同的时代道义的标准不同，在同一时代两个国家则要比较哪国对外战略的道义水平略高一些。对崛起国来讲，国际社会是以霸权国的道义水平为标准衡量崛起国的道义水平的。也就是说，在既定的历史时期，崛起国的政策道义水平只要比霸权国略高一点，该国就会被认为是讲道义的，而如果略低一点，则被认为是不讲道义的。如今，国际社会对中国是否讲道义的判断标准就是美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希望中国或美国是超级大国，但这不是它们所能决定的事情。哪国是超级大国对于中小国家而言都是安全挑战，它们只能在中美之间选择哪一国做世界主导国对它们更为有利，也就是说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中国对外战略只要比美国的道义水平高一点，就能有效地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反对，甚至可以得到较多的国际支持。
华夏历史上通过道义相对水平略高于霸主国而实现崛起的案例很多。例如，商和周对诸侯国的战略都让它们臣服，但商纣王虐待自己的大臣和诸侯国，而周武王却不虐待自己的大臣和诸侯国。于是据说有800个小国背叛殷纣王与周武王会师，因为这些小国视殷纣王为无道昏君而奉周武王为圣王。西汉时期，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诸国的本质都是扩张行为，但是西汉王朝主要是政治扩张，寻求与西域诸国建立臣属关系，而匈奴则是资源扩张，建立役属关系掠夺西域各国的物产和人力。大国讲道义还是不讲道义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相对的。冷战期间，美国被认为比苏联讲道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武装入侵敌对国家但不武装入侵自己的盟友，而苏联不但入侵敌国而且入侵盟友。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出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个意识形态相同的盟友。
有些人认为，中国选择了和平崛起的战略，这种和平崛起战略可以争取到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的崛起。然而事实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威胁论”从未停止过。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并不把是否进行战争作为判断霸权国和崛起国何者讲道义的标准，而是看哪国的战略对它们有利，尤其是战略利益的多少。如果进行战争的一方给它们带来的好处多于不进行战争的国家，它们就会认为进行战争的国家是讲道义的，不进行战争的国家则是不道义的。在二战前，英国的张伯伦政府对纳粹德国的扩张政策采取和平的绥靖政策，避免与纳粹德国进行战争，这被认为是不道义的行为。国际政治层面的道义是指一国政策行为的正义性，而非不使用武力。
依据有利原则，中小国家认为给它们带来安全好处多的大国讲道义；依据无害原则，它们则将损害它们战略利益小的大国视为讲道义。例如，尽管冷战时期欧洲国家不喜欢美苏两个霸权国家，但是它们更担心苏联的对外政策，于是宁可牺牲一些主权也让美军在它们国内建立军事基地。现在，许多亚太国家采取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逆向战略。这表明，这些亚太国家认为经济上可以从中国的政策上获利，而安全上可以从美国的政策上获利。这个现实还表明，这些国家认为中国的战略对它们构成的安全“威胁”大于美国的战略。这些国家还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愿承担国际安全责任的大国，因为中国不为其他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相比之下，美国则愿意承担保护其他国家安全的责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冷战后美国不断地发动战争，而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场战争，但在亚太地区的“中国威胁论”的声调却远胜过“美国威胁论”。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不结盟原则使中国无法对其他国家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故此中国在安全领域的道义形象不如美国。
（三）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所遇国际阻力相对较小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安全战略第一目标是减少国际社会的反对，在减少反对的基础上再争取国际支持。争取一国不反对中国崛起比争取一国支持中国崛起要容易很多；而如果连争取不反对都做不到，那么争取支持也就只是梦想了。
大国崛起的过程是与其他国家发生更多利益冲突的过程，因此崛起国如何在拓展自己利益的同时减少与他国发生利益冲突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目前，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各种政治实体的总数已经超过200个。崛起国拓展利益的政策如果与少数国家发生冲突则阻力小，而与多数国家发生冲突则阻力大。与个别国家发生利益冲突一般不被认为有道义问题，而与多数国家发生利益冲突则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不讲道义。因此，利益拓展策略应选择与个别或少数国家发生利益冲突的领域，而不宜选择“犯众怒”的领域。这就有可能争取到国际社会中多数国家的“不反对”，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争取它们的支持，即在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略竞争中选择支持前者。
例如，在中国不生产大飞机的时候，中国与美国的波音公司（Boeing）和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Airbus）之间就没有利益冲突。然而，今后中国的C919下线量产后，就必然与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发生利益冲突，先是争夺中国市场，而后会延伸到争夺国际市场。这有可能形成空中客车公司、波音公司以及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COMAC）的“ABC”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在大飞机这样的领域只有空中客车和波音两家公司，中国拓展在该领域的利益不会与绝大多数不生产大飞机的国家发生利益冲突，因此可以避免多数国家的反对。一般而言，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比在传统领域拓展利益阻力较小，甚至可以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支持。这是因为在新兴领域，往往只有少数实力较强的大国拥有相同利益，绝大多数国家新兴领域没有战略利益，崛起国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对没有此类利益的国家就不构成威胁和伤害。以大飞机市场为例，除美欧之外，中国与其他购买大飞机的国家不但没有利益冲突还有互补利益，因此还能争取到它们的支持。
从历史经验来看，崛起国在新兴领域里拓展本国利益竞争的激烈程度会低于在传统领域。当欧洲大国都在欧洲大陆上进行扩张和争夺的时候，西班牙和葡萄牙另辟蹊径，到南美洲进行殖民扩张，成为早期的两个殖民帝国。在19世纪末，当欧洲列强在中国拓展租借地的时候，美国作为后来者，在中国搞“门户开放”的贸易扩张。这种贸易扩张政策在当时显得不像欧洲列强在中国抢占租借地那么不道义，不仅欧洲列强没有反对，还得到了清政府同意。20世纪8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在竞争国际商品市场的时候，日本选择了海外资本扩张策略。日本投资购买美国的牧场养牛，然后将牛肉出口到日本，通过这种资本扩张减缓了与美国的贸易顺差矛盾。同理，如今在产能过剩的时代，如果中国把资金投入资金缺乏的国家，那么中国向海外拓展资本市场利益就比拓展商品市场利益显得更讲道义。
当前，世界处于信息时代，网络是这个时代最先进的领域，经济、政治、安全、军事、文化所有的领域都对网络形成了依赖。因此道义现实主义者建议，中国将拓展网络利益作为战略主攻方向，而不是海洋这样的传统领域。中国已是世界上网络技术第二大国和网络使用第一大国，在这个领域只有美国有实力与中国一争高下。因此当中国在网络领域实施拓展时，不仅面临的对手少，而且很多中小国家都愿意搭乘中国网络发展的便车，希望中美的网络竞争给它们带来好处。因此，以网络为战略拓展主攻方向，有利于中国实现减少国际社会反对中国崛起的目标，甚至还可以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目前，互联网领域就像“蛮荒时代的西部”，没有任何国际规范，该领域仍适用“先占原则”，即谁先主导了这个领域，谁就有权制定规则。中国的网购能力是拓展中国境外网络利益的有效工具。拓展境外网络利益比拓展传统领域利益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而且会被认为是讲道义的。然而，如果中国只在国内建设网络而不向全球扩展，这不仅浪费了中国的网络能力，失去一个有利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甚至可能给中国崛起带来阻力。
（四）崛起战略需要与时俱进
大国崛起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国际、国内各种因素和形势的不断变化，因此没有任何崛起战略可以一劳永逸地保障崛起成功。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只有不断及时调整的战略才能适应崛起形势的变化。历史上每一次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都是不同的，但是相同的原因却可以导致相同的失败。照搬历史成功的经验用于今天的崛起，其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些经验已不符合当今时代的条件。崛起的战略应是一个不断调整、改革和创新的战略。实力地位的变化、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的变化是调整战略的三个重要原因。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不在于设计出一个高明的战略，而在于能够及时自上而下地纠正偏差，改变过时的政策，制定适合新情况的策略。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自上而下地快速纠错，快速调整，创新方法，适应变化的战略。顶层设计对于崛起战略效率的影响在于其自上而下调整速度快，可及时控制不适宜策略带来的伤害，从而创造新的策略以提高崛起成功的概率。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政治领导是崛起战略有效的核心要素，因为政治领导具有进行战略制定和调整的主动权。政治领导强是指有推动改革创新的能力，是改革方向、改革意愿和改革能力相结合的产物。如果只有改革意愿而缺乏能力是提供不了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也就不能进行真正的社会变革；而有变革能力但走向倒退的政府则提供的是错误领导，这种政治领导的方向错误给国家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进步。以美国政府为例，克林顿政府是一个既有改革意愿也有改革能力的政府，于是使美国实力得到了快速增长。其后的小布什政府是个搞倒退的新保守主义政府。他的错误政策损害了美国国力，使克林顿时期积累下来的财政盈余转为大规模财政赤字，并导致随后美国的相对衰落。相比之下，奥巴马政府则是有改革意愿而无改革能力的政府，因此奥巴马政府只是延缓了美国的相对衰落，但无法提升美国的实力地位。在上述案例的比较中，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可以从正负两个方向，解释国家强大和衰落的原因，符合科学理论创新的要求。
1978年以后，中国之所以能逐渐缩小与美国的综合实力差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为整个国家提供了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决心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政治领导。比较中美两国进入21世纪以来进行的社会改革，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变革明显大于美国。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保障中国崛起的根本性安全战略就是“开放”和“改革”。前者使中国能够通过与世界先进国家比较，认清改革的方向；而后者则是纠正错误、改变落后和创新富民强国的战略。改革的本质是创新，对于崛起国而言，不仅需要技术、经济、管理、科学上的创新，更需要国家治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创新”特指朝着正确方向的变革，而不是朝着错误方向的改变和倒退。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任何崛起大国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时面临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挑战，中国亦不例外。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结合是非常复杂的。在不同的条件下，二者对中国崛起构成的挑战的重要性不同。
从中国现有的国际地位来看，目前威胁中国崛起的国际因素很多，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强大到足以颠覆中国的崛起。美国是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国际障碍，但美国最多只能增加中国崛起的困难，却无力颠覆中国的崛起。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崛起的动力源于国内，美国没有阻止中国崛起的能力，最多只能通过“重返亚太”战略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给中国制造一些外部困难。孤立中国的崛起有助于延续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本目标是，争取在亚太两极化的过程中，多数国家站在美国一边而不是中国一边，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手段就是结盟。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任国务卿时明确指出，重返亚太战略就是巩固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合作，扩大新盟友，加强与对手之间的对话。
除美国之外，日本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是中国崛起的阻力，但这个阻力是有限的。随着中日综合国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这个阻力将会下降而不会上升。特别是从长期角度讲，安倍之后日本政府是有可能调整对华政策，中日关系改善是有机会的。
在外部因素不足以颠覆中国崛起的条件下，国内挑战对中国崛起的成败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破坏，使所有领域都出现大倒退。如果极“左”路线重现，中国必然还要遭受同样的灾难，中国崛起必然夭折。一个极左案例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苏联政府担心这场边界冲突会升级为战争，于是苏联总理柯西金想跟中国领导人打个电话沟通，防止冲突升级。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中方接线员认为苏联的修正主义分子没有资格跟中国领导人通话，于是把苏联方面的电话给挂了。这件事得到了康生的表扬。极左原则就是只管政治正确而不担心国家利益受损。“文革”时期的著名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典型代表。在极“左”路线下，许多人会采取“宁左勿右”的原则，以明哲保身。
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当前为官不为的现象更加突出，指出：“当前‘为官不为’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为’，二是动力不足而‘不想为’，三是担当不足而‘不敢为’。”笔者认为，多数人不敢担当是因为胆小，怕犯错误。不仅官员中有人不敢为，企业人士也有恐惧心理。《人民日报》采访的权威人士指出，当前“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要“使企业家既有‘恒产’又有‘恒心’……不要盲目翻旧账，使创业者有安全感”。胆子小的不作为，有野心的会搞“假大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假大空”曾对中国的发展造成巨大破坏，今后中国仍需要防止“假大空”对中国崛起的破坏。
“假大空”对中国崛起造成的战略安全危害表现在不同方面。从外交角度来说，“假大空”的一种表现是做出超越国力的国际承诺和提出超越国力的对外战略目标。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战略信誉是大国讲道义的核心内容。超越国力的承诺和目标都是难以兑现的，于是很容易导致国际战略信誉受损。目前，发展中国家向中国寻求援助的要求越来越多，额度越来越大。从国家崛起的角度来看，符合国力的外援有助于崛起，而超越国力的援助则会给崛起带来负担。道义现实主义还认为，防止“假大空”对外交工作造成干扰的最有效办法是，依据国家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从而防止国际战略信誉遭受损害，争取“得道多助”的国际效果。崛起大国如果希望被国际社会看作是比主导国更讲道义，那么就需要建立起比主导国更高的战略信誉。战略信誉越高，崛起的国际阻力就越小；反之阻力越大。
除了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势力之外，“台独”和“港独”势力都在上升，因此分离主义对中国崛起构成的安全威胁不是在下降，而是在上升。蔡英文上台之后，美国对“台独”势力的支持很有可能呈上升趋势。“台独”势力的再度得势可能带来“三海联动”的系统效应，即台湾当局可能会与日本、美国在南海、东海和台海三个战略领域相互配合，联手对抗中国大陆。例如，一个很迫切的现实问题就是，如果台湾当局、美国、日本在太平岛的12海里之内搞人道主义联合搜救，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应对。
20世纪90年代，中美之间最主要的问题是“3T”，即台湾（Taiwan）问题、贸易（Trade）赤字问题和西藏（Tibet）问题，其中台湾问题是最主要的障碍。马英九上台后，台湾问题有所缓解，但随着民进党上台，台湾问题很有可能重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首要问题，也将是中国崛起面临的最紧迫的安全威胁。
（四）南海冲突恐将持久化
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很大程度上涉及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关系问题。在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国都在争取得到南海周边多数国家的支持。目前的情况是，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倾向支持美国，泰国和缅甸两国中立，老挝和柬埔寨倾向支持中国。
在这个形势下，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利益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经济利益，即南海的渔业和油气资源；二是岛屿主权；三是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关系。中国媒体较多强调中国在南海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岛屿主权。然而，即便南海地区没有渔业资源和油气资源，或这些资源都不能为中国所利用，这对中国能否成功崛起也不构成决定性影响。鉴于目前南海地区所有岛屿都已被相关国家实际控制的现状，可以推断，在不发动战争、以武力夺占岛礁的情况下，中国恐怕很难改变这些岛屿的实际控制现状。既然岛屿的实际控制已经固化，那么岛屿控制权的归属问题对中国崛起的作用也就基本固定了——即它成了一个常量，而非变量。与之相较，东盟十国在中美竞争中的敌友倾向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变量，是值得中国采取战略措施加以争取的。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中国通过自己的力量和战略调整是有可能改善与东盟国家战略关系的，并由此改变目前南海冲突上的政治力量对比。目前，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中国的国家少于支持美国的国家。如果能够将这个比例反过来，使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中国的国家多于支持美国的国家，那么中国崛起的战略安全环境就会有重大改观。从崛起的战略利益角度来讲，这种战略支持比经济利益和岛屿实控权似乎更为重要。
（五）朝核问题短期内难解决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有两个不同的利益，一个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防止战争；二是实现半岛无核化。当这二者发生冲突时，中国需要解决这两个利益优先排序的问题。目前，中国面临的客观情况是，中国有能力防止半岛发生战争，但没有能力消除朝鲜的核武器。在维护半岛和平的条件下，中国对朝关系有四个选项：（1）对华友好的有核武器的朝鲜；（2）对华不友好的有核武器的朝鲜；（3）对华友好的无核武器的朝鲜；（4）对华不友好的无核武器的朝鲜。由于朝鲜政府已经制定了经济与核力量同步发展的战略方针，因此这四个选项中的选项三和选项四都无法实现。于是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现有实力，在第一和第二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前者可使朝鲜成为巴基斯坦式国家，后者可使其成为印度式国家。以分类法解决国家利益排序问题的思路，同样可以用于其他领域的国家利益排序问题。
四、结论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争取国际支持对于崛起国实现崛起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由于任何大国崛起都会天然地遭到反对，因此崛起国的安全战略首先要注重减小国际反对力量，然后以此为基础尽可能多地争取国际支持。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崛起阻力，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需要以拓展在新兴领域的利益为战略方向，而且应根据每个领域中自身实力的变化及时调整对外战略。由于提高国际战略信誉有利于崛起，因此，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要防范“假大空”对外交政策的干扰，削弱中国的国际战略信誉。崛起国能否制定出有利于实现崛起的对外战略，主要取决于该国的政治领导，当该国政府能提供一个不断改革开放的政治领导时，该国缩小与主导国实力差距的速度就加快，崛起的速度也就加快。道义现实主义研究了历史上道义在崛起国成败中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历史上崛起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对中国今天的崛起更有警示意义。
目前，学界有很多关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在核时代，“修昔底德陷阱论”是一个过时经验。核武器能防止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发生直接战争，冷战后也能防止中美之间的直接战争。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中国崛起面临的最现实的陷阱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极左陷阱，因为“文革”中的极“左”路线实实在在地将中国民族复兴的进程破坏了一次。历史教训已经告诉我们，防止极“左”路线使中国崛起夭折是个现实问题。中国崛起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中最大的事件，实现崛起是中国人民的现实利益，因此研究如何减少崛起的安全风险，防止崛起夭折应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安全研究的首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