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财政机构是全球公共财政管理领域的新生事物。目前虽然尚无统一的定义，但独立财政机构具有如下共性：它是由财政资金支持的公共机构；是独立于党派纷争之外、按照专业标准开展工作的机构；是主要从事财政预测和政策成本分析的机构。OECD高度评价独立财政机构，认为它是当前新兴公共财政管理架构中最重要的创新之一。OECD还推出了“独立财政机构准则”以推动独立财政机构的普及和规范发展。独立财政机构的新鲜实践启示我们：推进现代财政改革，应当把加强人大监督作为突破口，应建设充满活力的财政委员会，应充分发掘预算工委的制度潜力，还应善于从政府全局的高度谋划和推进财政改革。
独立财政机构是学术用语，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对应着不同的实体，具体如：预算委员会、预算理事会、预算办公室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独立财政机构是依据法律或行政性命令而产生，不受党派影响，履行如下至少一方面职能的永久性机构：（1）根据宏观经济目标（上述宏观经济目标通常与财政长期可持续性、中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等相关）评估政府的财政政策、计划和绩效；（2）通过预测、打分或就审慎的关键性指标提出建议，推动预算准备过程使用无偏的宏观和预算预测；（3）识别敏感性财政政策选项，并有可能提出建议；（4）便利财政政策规则的贯彻执行。按照经合组织（OECD）的定义，独立预算机构通常指独立的议会预算办公室或预算委员会。它是由公众资金资助的、在议会或行政法定实体下设立的独立实体，该实体对财政政策及其绩效提供非党派的监督与分析，有时也提出建议。
IMF和OECD对独立财政机构的定义存在差别，但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独立财政机构的本质特征，那就是：独立财政机构是官方机构。它是由财政资金支持的，履行法定义务的机构；独立财政机构是独立性机构。它独立于党派纷争之外，按照专业标准开展工作；独立财政机构是分析和预测机构。预测和分析是它的主要工作。通过预测财政收支变化、分析政策实施成本，独立预算机构为加强预算监督、开展政策辩论提供支持。
独立财政机构的案例，最早可以追溯到1936年的比利时和1945年的荷兰。但有代表性的早期案例是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美国，议会对预算具有很强的控制权。政府和议会围绕预算控制权争夺不断。长期以来，议会在预算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联邦政府各部部长直接向议会提交预算报告，甚至导致了政府财权的分裂。直到1921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预算和会计法案》，赋予总统向议会提交全面预算计划的权力，美国总统才算把预算主导权抓到了自己手中。此后，通过设立预算局（1971年更名为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美国总统进一步加强了对预算的控制。与此相对应，国会则因为缺乏制度性能力而难以与美国总统（行政系统）相抗衡。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在1974年达到高点。当年夏天，尼克松总统以项目拨款和政府政策不一致为由要求扣押预算拨款；而国会对此予以回绝。《国会预算与扣留控制法》就是上述冲突的一个结果。国会预算办公室就是依据该法于次年（1975年）成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作为国会下设的非党派、专业性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客观、专业、及时、非政治化的分析，为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筹款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开展预算审查、政策辩论提供辅助性支持。
上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对“滞胀”问题的探讨不断走向深入，逐步涉及政府管理、公共选择等领域。多方面研究充分表明，着眼于竞选连任、侧重于追求短期效果的政府决策者往往会执行偏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由此引发了对财政、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持续关注。要求仿照货币政策委员会设立独立财政机构的呼声也不断高涨。但独立财政机构的发展真正成为潮流则是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欧美国家相继陷入衰退。为了救助金融体系、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上述国家不得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由此引发人们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强烈关注。这为独立财政机构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独立财政机构的爆发式发展，也受到欧盟的积极推动和大力倡导。欧盟实现了货币统一，这限制了成员国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推动着其把摆脱危机的希望寄托到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身上。由此导致一些国家财政赤字激增，这不仅为欧元区经济复苏增添了额外的风险，也威胁到欧盟一体化进程。甚至出现了个别国家威胁要退出欧盟的现象。为了推动各国加强财政纪律、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欧盟积极推动和倡导各成员国设立独立财政机构。2012年，欧盟“财政契约”建议各国设立“独立主体”来监督该国遵守财政规则的情况，随后的双包协定则要求欧元区各国设立独立财政主体以为预算过程提供独立的宏观经济预测支持。这解释了为什么独立预算机构会最多出现在欧盟地区。当然，在欧盟地区以外，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也先后成立了议会预算办公室。
OECD高度评价独立财政机构的重大意义，并采取了积极措施来推动其发展。OECD指出：“今天，独立财政机构被认为是新兴公共财政管理架构中最重要的创新之一。”2014年2月，OECD推出“独立财政机构准则”，为各国设立独立财政机构、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与此同时，OECD还在积极推动开发独立财政机构评估工具，希望通过系统的评估来推动独立财政机构充分发挥其职能。可以预计，良好行为准则和一般性评估框架的推出，必将促进独立财政机构的发展，极大地促进现代财政管理架构的完善。
对于独立预算机构快速发展的潮流，OECD曾做过准确的描述：“在OECD成员国内……有一半以上的成员国已拥有独立财政机构，并且，半数以上的独立财政机构都是在过去5年中成立的。在可预见的未来，独立财政机构的数量将有可能继续增加。”
从已有的独立财政机构实践看，由于国情不同，需要解决的矛盾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独立财政机构在法律地位保障、职能定位、人员编制、预算资金支持力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有的国家（如美国）独立财政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编制高达两三百人，年度拨款数千万美元；但也有国家（如爱尔兰）独立财政机构（财政建议委员会）只有几个人（五名委员会成员，三名秘书），年度预算经费只有几十万欧元。为了推动独立财政机构健康发展，OECD理事会于2014年2月通过了“独立财政机构准则理事会建议”。建议围绕加强独立财政机构的技术能力、提供高质量的分析报告、强化独立财政机构核心价值提出了22条良好行为准则。上述准则覆盖了独立财政机构从设立、运行到绩效评估的全过程，为各国独立财政机构的设立、规范运行和绩效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准则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准则提出：“独立财政机构需要拥有广泛的国民所有权、承诺和在政治谱系中的广泛共识”。“虽然寻求建立独立财政机构的国家将从对其他国家既有模式和实践的研究中获益，国外的模式也不应该被人为复制或强加使用”。“当地需求和当地的制度环境将决定对独立财政机构所充当角色及其结构的选择；有关独立财政机构的设计还得考虑能力限制”。“独立财政机构的功能应当由国家的预算框架和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来决定”。
准则提出：“非党派与独立性是独立财政机构取得成功的前提”。“一个真正的非党派实体并不从政治的视角提交其分析；它经常力求展示其客观性和专业特长并服务于所有的政党”。“独立财政机构的领导人应当根据个人成就和技术能力进行选择，而不需要考虑其政治倾向”。“独立财政机构领导任期的长短与任期限制应当用法律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就像因故解职的标准和程序应当用法律形式明确固定下来一样。领导任期最好应独立于选举周期”。“独立财政机构的领导人应当拥有充分的、依据现行劳动法雇用或解雇职员的自由”。“职员的选用应根据个人成就和技术能力，在不考虑其政治倾向的前提下通过公开竞争方式进行”。
准则提出：“对独立财政机构的授权应当在更高等级的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如果与立法授权相一致，独立财政机构应当拥有自主开展研究与分析的权力”。“独立财政机构执行的有代表性的任务应当包括（但不限于）：经济与财政预测（短期和中期以及长期愿景），基线预测（假定政策保持不变），对行政部门的预算建议进行分析，监督遵守财政规则与政府目标的情况，估算重要立法建议的实施成本以及专题分析研究等”。
准则提出：“分配给独立财政机构的资源必须与法律职责相对称，以使其能够以可信的方式履行其职责”。“给独立财政机构的拨款应当与给其他独立主体 （例如审计办公室）的拨款一样予以公开，以确保其独立性”。
准则提出：立法机构在一国预算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问责职能。“无论是隶属于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独立财政机构都应当建立相应机制以鼓励其对议会履行适当的责任。这些机制包括 （但不限于）：（1）及时向议会提交独立财政机构报告，为议会的相关辩论提供支持；（2）独立财政机构的领导或高级职员出席预算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会议，对议员们的问题做出回应；（3）议会审议独立财政机构预算；（4）议会预算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在任命独立财政机构领导人和解除独立财政机构领导人职务方面发挥作用”。“就提交分析报告而言，应当通过立法形式明确规定议会预算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其他委员会以及个别委员所提要求的优先顺序”。
准则提出：在政府和独立财政机构之间经常存在信息不对称。这就产生了“通过立法、重申协约书和谅解备忘录以确保独立财政机构能够及时获得所有相关信息的必要性”。“信息提供应该是免费的，或者为独立财政机构提供充足的预算资源以覆盖其购买政府有偿服务的成本”。“任何限制获得政府信息的行为，都应该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下来”。
准则提出：“独立财政机构在以尽可能透明的方式采取行动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独立财政机构的工作和运作完全透明，为其独立性提供了最大的保护，并使其得以在公众之中建立可信度”。“应当公开独立财政机构的报告和分析 （包括对采用数据和方法的全面解释）并使所有人方便地获得”。“应当对报告与相关分析的发布做出明确规定，尤其是要与政府的数据发布相协调”。
准则提出：“独立财政机构应当开发有效的外部交流渠道，特别是借助媒体、公民社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考虑到独立财政机构在财政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力是通过说服而不是通过法律制裁或其他惩罚措施的强制，媒体对其工作的充分报道有助于培养能及时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掌握相关信息的选民，从而迫使政府在财政事务上透明、负责任地行事”。
准则提出：“独立财政机构应当开发相关机制，对其履职情况开展外部评估”。“评估应由当地的、乃至国际专家来开展”。“评估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特定的工作开展评价、对分析报告的质量进行年度评估、常设顾问小组或顾问委员会，由其他国家的独立财政机构开展同行评议等”。
独立财政机构的快速发展是 “次贷危机”以来的新现象。现在就试图对其在财政管理新框架中的作用做出全面而系统的评价，显然还为时尚早。但从代表性国家的情况看，独立财政机构显然发挥了正面的作用，基本达到了制度设计者的预期。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对议会预算办公室的绩效审计报告就明确提出：自2012年7月运行以来，议会预算办公室有效地履行了其法定义务，并被看作是预算与财政政策领域独立的、可信赖的、权威的分析来源”。概括而言，独立财政机构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改变了预算管理程序，提升了预算编制和管理水平
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预算报告是由政府部门（如财政部）负责准备、提交的。但部分国家独立财政机构的成立，负担起了预测财政收支变化的责任，改变了由政府部门垄断预算报告准备过程的局面。仍以英国为例。预算责任宪章规定，财政大臣向国会提交预算报告或年中预算执行报告，在通常情况下需要提前至少10周告知预算责任办公室。在接到相关通知之后，预算责任办公室会和财政部共同拟定一个时间表，就双方围绕经济和预算预测、政策成本预测等事项开展沟通做出安排。预算责任办公室首先会根据自己对经济运行状况的预测估计政府（乃至整个公共部门）的各项分类收入和支出，并据此汇总出收入和支出的总量和变化趋势，评估政府实现中期预算目标的前景；然后，预算责任办公室将上述预测结果和评估结果提交给财政大臣，征求其意见；根据来自财政部的反馈意见，预算责任办公室再对经济和财政预测做出修正；最后，预算责任办公室向财政大臣提交其最终预测结果和评估结果。在业务磋商和意见反馈的过程中，由于双方的观点和意见对各自而言十分重要，预算责任办公室和财政部都很重视来自对方的意见。就这样，预算责任办公室嵌入到了财政部（英国政府）预算准备和管理过程之中，成为推动财政部提高预算管理水平的重要力量。
2．加强了议会财政监督，提升了公共政策的质量
监督和制衡是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原则。要有效地对预算实行监督，议会就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条件。现代政府规模庞大，运行流程复杂，资金收支种类繁多。即便是外部的专业人士，往往也难准确把握政府财政运行的全貌，更不用说评估特定领域内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了。独立财政机构设立以后，通过定期发布预测报告和政策分析报告，改变了议员们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劣势地位（相对于政府而言），为加强预算监督创造了有利条件。
独立财政机构的设立，还降低了执政党利用政府内部信息谋求有利竞选地位的可能，使在野党和执政党得以公平地开展“政策竞争”。正像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对议会预算办公室的评价那样：“受到咨询的相关各方都认为，议员们破天荒地能够在议会周期的各个阶段获得独立的政策成本分析和信息提供服务，并且，大家都认为其提供的成本分析是高质量的……相关各方也都同意，议会预算办公室的工作提升了竞选承诺的透明度，便利了围绕公共财政事务更有效地开展公开辩论”。独立财政机构对中长期财政风险的揭示，也对在任政府片面追求短期政策效应的机会主义行为构成强有力的制约。它引导着朝野力量“眼光朝内”，把重点放到完善政策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上。这些，都是有助于推动提升公共治理水平、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的。
3．提高了财政运行的可持续性，提振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独立财政机构独特的角色定位（客观、独立、非党派）为其带来了超脱的身份和高质量的预测和分析报告。政府、议会越重视发挥独立财政机构的作用，对其预测和分析成果采纳得越多，就会有越多的社会公众认为其尊重科学、具有专业精神；就会有越多的社会公众认为其摆脱了政党的私利，在追求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
独立财政机构以其自身的新鲜实践，丰富了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为推进我国财政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的启发。
1．推进现代财政改革，应当把加强人大监督作为突破口
现代财政运行一头托着政府，一头托着议会（人大），在社会治理架构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近现代财政的发端，就是英国“光荣革命”确立了议会对财政的主导权。我们推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做实人大监督，并把加强人大监督作为推动财政运行民主化、法治化、透明化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
2．应建设充满活力的财政委员会，扭转预算监督严重缺位的局面
在现行的法律架构下，我国把审查、批准预算的权力赋予了各级人大，把审查、批准决算的权力赋予给了各级人大常委会。而具体职能则主要由人大常委会的财经委员会所承担。面对能力不足的困扰，全国人大常委会、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又普遍设立了预算工作委员会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助手机构。这样层层委托下来，就带来了权责不清、难以问责的难题。既有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的活力。我们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将预算审查职能从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中剥离出来，在县级及以上人大常委会普遍设立预算委员会，并赋予其审查、监督政府预算和决算的专责，以改变预算监督长期严重缺位的局面。
3．应充分发掘预算工委的制度潜力，为推进改革凝聚力量
财政改革往往涉及到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公众对改革方案的认同，社会舆论的压力，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必要前提。独立财政机构以独立的身份，对财政收支做出预测，对政策成本做出分析，客观上是对政府改革政策的一种“背书”，这是有利于遏制利益集团势力、凝聚改革认同的。因此，独立财政机构是推进财政改革的“正能量”。我国预算工作委员会的设立，已经为充分发挥其正能量打开了大门。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推动县级及以上人大常委会普遍设立预算工作委员会，同时根据其履职需要，充实其人手，增加其经费投入，强化其工作独立性和透明度。
4．推进现代财政改革，还应当善于从政府全局的高度进行谋划和操作
在很大程度上，预算管理改革解决的是公共资金如何分、如何花、如何监督和如何问责的问题。只有着眼于理顺财政部门和政府决策层、规划发展部门（发改委）、各支出部门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才能引导预算管理步入高效运转的轨道，才能有效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这显然是政府决策层（乃至中央政府决策层）的责任和义务。当前，由财政部门主导推动的预算管理改革面临重重阻力，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