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先生无疑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超级明星：这位完全没有从政经验的亿万富翁，以“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强大”为纲领，以一系列激进尖锐的经济、政治和外交观点主张相号召，以强悍张扬斗志旺盛的个人风格为利器，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阶段过关斩将获得提名，并与民主党资深政治家希拉里女士大选对决获得险胜，创造了美国当代政治史上奇观。为何发生特朗普当选这样小概率事件？什么背景条件和驱动因素使得特朗普特立独行甚至离经叛道经济主张得到美国选民认可？对上述问题需要从不同专业角度分析，然而重大经济政治现象产生根源必深植于特定历史阶段经济环境演变之中，本文侧重分析特朗普冲击现象产生的经济原因。
初步看法认为，特朗普赢得大选除了选战策略与个人风格外，至少有三方面基本面条件发挥了关键助推作用。一是长期潜在增速大幅回落使长期居于霸主国地位的美国深感忧虑失落；二是中国等新兴国家追赶派生全球格局演变使美国焦虑感倍增；三是美国国内收入差距扩大、移民压力等经济社会矛盾发酵，引发美国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助推潮流转向。上述大势演变并非始自今日，2008年奥巴马倡导变革登临大位就曾借力于此，然而过去八年美国经济困境未得舒缓反见加剧，构成特朗普激进政策高调推出并被认可的关键助推因素，也由此框定特兰普未来经济施政重心与成效的重要制约变量。
“发展是硬道理”这个中国式命题对美国其实也适用：进入新世纪后美国长期潜在增速大幅滑坡，相当程度上是美国经济社会诸多矛盾发展加剧的总根源，由此带来失落感增加是这次美国大选“动作变形”的基本背景条件之一。
战后美国经济增速呈现三阶段演变大势。50和60年代美国平均经济增速约为4.2%，周期性景气扩张阶段经济增速经常会超过5%，属于经济增速“4时代”。进入70年代后经济增速显著回落，上世纪最后30年的年均增速约为3.3%，其中70年代约为3.2%，80年代3.3%，90年代3.4%，与50-60年代比较降幅略超两成。然而进入新世纪后美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2000-2016年间平均增速预计下降到1.8%，比战后高增长时期下降近六成，与上世纪末叶比较降幅也超过四成。即便不算新世纪初年和2008年前后两次经济危机衰退年份，2002-07年景气繁荣期年均经济增速约为2.7%，2010年以来近七年经济复苏时期年均增速2.2%。可见进入21世纪后，即便截取不含衰退年份的宏观周期扩张阶段，美国经济增速也已降至“2时代”，远低于早先包括衰退年份的全周期经济增速。
更让美国精英忧心忡忡的是，新世纪实际录得的美国经济增速是在超常宏观刺激政策环境下实现的，是以透支美国经济“正常体力”为代价勉强达到的，提示与中性宏观政策相对应的美国潜在经济增速应比本已令人失望的统计增速更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美联储从2001年1月开始十余次下调利率使美国经济较快走出衰退，然而美国经济复苏呈疲弱态势，消费物价等一般物价指数也没有出现早先景气复苏时期较快上升情况。当时美联储非常担心通缩恐惧，在2002年底和2003年中宏观经济已经复苏并存在显著正通胀环境下，通过两次激进追加降息把政策利率降进一步打压低到1%历史低位。超常刺激虽然对危机前几年美国经济增速有勉强拔高作用，然而同时也对次贷-次债泡沫产生推波助澜影响。可见危机前美国经济2.7%平均增速，其实具有虚高因素难以持续。
美联储利用超常刺激手段在应对金融危机及后续影响上再次表现出“非凡勇气”：不仅在长达八年后危机时期维持接近零利率，而且再三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试图长期服用超量“激素”提振经济增长。结果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危机前9254亿美元激增到到近年45000亿以上，美联储总负债占GDP比例从2007年6.3%上下飙升到2014年超过25%峰值水平，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率也上升到100%以上。然而超常刺激政策未能使美国经济摆脱我们2010年初评估美国经济时提出的“复苏不易，景气难再”判断，当时我们推测美国经济年均增速“未来十年平均水平不会超过2.0%-2.5%”与实际情况一致。如同运动员在服用大剂量兴奋剂时取得成绩算不得正常成绩，超常刺激政策带来经济增速算不得潜在经济增速，有理由推测现阶段与中性宏观政策相对应的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或许已降到2%以下落入“1时代”！这是近年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教授提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命题并引发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热议的宏观经济背景。美国上上下下难以接受这一现实，构成美国社会愿意接受一位“另类”领导人以求扭转颓势的重要环境条件。
上述“长期停滞”是依据开放宏观经济学理逻辑对美国经济增长失速的分析判断，其他学者从供给侧分析同样得出美国潜在经济增速大幅走低结论。如2011年斯坦福大学霍尔（Robert Hall）教授与乔治 梅森大学柯文教授（Tyler Cowen）分别发表题为“长期疲软（The Long Slump）”与“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著述，从不同角度强调美国经济前景不容乐观。2012年西北大学戈登教授（Robert Gordon）发表题为“增长是否终结？（Is economic growth over）”论文，分析美国经济长期增长面临的深层限制。列举的这些研究没有包括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一直预言资本主义将通过危机崩溃毁灭的激进左派学者观点，也没有列举市场评论人士的耸人听闻尖锐预测观点，而是都出自在美国著名大学担任终身教职的主流学者，对认识美国经济失速导致失落感尤其具有说服力和参考价值。
相对竞争力下降派生焦虑感
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经济生气勃勃的追赶并快速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使得美国相对影响力显著下降，由此派生焦虑感是美国这次大选“动作变形”的又一基本背景条件。最让美国感到压力的显然疑是中国在一些常规宏观经济指标以及与国际竞争力相关性较强的重要经济指标上正在快速追赶和超越美国。例如用汇率衡量的储蓄和投资规模、工业与制造业增加值等指标，中国已在后危机时期较大幅度超过美国，汇率衡量GDP总量指标趋势值也在快速缩小与美国差距。在专业人材培养方面，我国每年工程技术专业的大学和研究生毕业人数也已大幅度超过美国。在一些先进科技应用与科技投入密集的相关部门，中国也在快速追赶和缩小与美国差距，某些领域已稳定占据领先地位，如高铁技术利用及大规模建造运营、大型桥梁隧道等超级工程建造、大飞机与航母设计制造、航天科技产业、以及社交媒体和电商零售等当代互联网运用行业发展等等，都属于这类情况。
又如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快速追赶，二战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已发生重要转变。图2至图4报告数据显示，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动力结构发生“三重转换”。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对全球增长贡献为29.1%，G7贡献56.8%，发达国家整体贡献76%；2008年危机爆发后以来八年该指标分别下降到7.4%，11.5%和23.9%。对比上世纪90年代中国对全球增长贡献为9%，金砖国贡献12.4%，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贡献23.9%；后危机时期，该指标分别上升到35.6%，49.4%和77.7%。可见后危机时期中国、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七国集团、发达国家全球经济增长作用发生系统转换，目前发达国家在经济体量上仍占绝对优势，然而在增量贡献上已发生阶段性转折。
另外针对战后全球化模式面临挑战形势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存在“能力赤字”问题，中国与新兴国家及国际社会合作努力，从存量改革和增量创新两方面改进完善全球治理架构，早先全球治理体系中美国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并享有超级特权情况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存量改革标志性事件之一是七国集团这个早先重要国际经济治理平台在金融危机后扩容成为G20，中国与新兴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内部话语权提升，中国成功举办2016年G20杭州峰会显示这一变化的积极意义。2010年IMF决定实施份额调整，显著提升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和投票权比重，2015年IMF批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申请并于2016年10月生效。近年国际治理增量调整也在活跃推进。如2009年6月金砖国合作机制创建，2015年7月“新发展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开始运营，体现新兴国家对战后金融治理架构实施增量改革的重要成果。中国近年倡导“一带一路”合作与倡导创建亚投行，得到全球范围广泛积极响应，也具有国际治理架构增量改革的积极意义。
结构性矛盾发酵加剧纠结感
美国国内经济一些结构性问题持续发酵，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移民与本国公民矛盾发展等因素，加剧国内经济社会矛盾并导致社会不满程度上升，对特朗普“黑马式”竞选策略险中取胜提供重要支持作用。不过也需看到，这些结构性矛盾因素在美国社会早已存在并引发广泛关注，如果没有上述两方面内外环境更为深刻新变化新挑战，或许不足以成为特朗普竞选总统大位逆袭成功的现实条件。
以收入差距问题而言，美国基尼系数从1970年代约0.4上升到目前0.48高位。其间大体分为几个阶段：上世纪70-80年代上升近0.03，90年代前后加快增长十年前后进一步上升近0.03，新世纪初年在波动中进一步上升到2013年0.482历史峰值，最近两年微幅回落到2015年0.479。
美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较高，收入差距较大一直是备受争议问题。进入新世纪后三方面变化加剧收入差距。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企业大规模外包借助国外要素比较优势获取竞争优势，对本国普通工薪阶层工资和收入上升产生抑制作用。美国家庭中位数实际工资2015年为56516美元，比2012年52666美元有明显回升，然而低于1999年峰值57909美元。美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上世纪50-70年代较大幅下降，然而过去30多年该指标随经济形势变动经历波动不再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美国普通工资收入者通过退休养老机构投资账户从资产价格较快上升中间接得到一些利益，然而总体经济福利改进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二是金融与IT高科技行业创造大量高收入群体客观上推高收入差距。金融与IT是专业知识与智力投入相对密集部门，并且具有较高程度外向型特点，在当代IT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环境下处于激活状态，过去20多年成为盛产高收入人群的两大行业。对比20世纪初美国企业界巨头以卡内基、杜邦、摩根为代表，钢铁、化工等制造业是财富创造最重要部门，到20世纪末和新世纪初年财富传奇部门则往往是非金融行业与IT行业莫属。华尔街金融机构成功延续其历史地位，而且利用全球化新环境创造出层出不穷的致富新招；硅谷IT高科技企业兴起和发展，从早年比尔 盖茨到近年“FLG”（Facebook、LinkedIn、Google等美国当代三大互联网公司简称。）互联网巨头创始人演绎了无数财富神话。
三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实施金融救助和刺激政策扩大收入差距导致公共不满。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迫于“大到不能倒”压力，大规模救助濒临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上文提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9000多亿美元上升到近年45000亿美元，其中直接购买支持私营金融机构的“抵押证券（MBS）”从无到有增加到近年17000亿美元，近年美联储持有MBS占其总负债接近四成，主要用于对这些濒临破产金融机构直接和间接救助。在美国公众看来，这些华尔街“肥猫”在经济扩张阶段过度扩张赚得钵满盆满，捅出金融危机篓子后政府又用纳税人钱袋子对其大手救助，实在令人愤慨。另外后危机时期超宽货币政策推高资产价格产生对富人阶层更为有利的分配效果。2011年9-10月纽约爆发“占领华尔街”，谴责华尔街巨头无节制贪婪导致危机，抗议政府和监管当局对华尔街宽容放纵，表示“99%的人不能再忍受1%的人的贪婪与腐败”，从一个角度折射美国社会不满程度加剧。
移民加剧社会矛盾是美国社会面临的另一比较突出问题。数据显示，美国新增合法和非法移民从2000年166.2万下降到2011年低谷108.4万，但是近年上升到159万；合法和非法移民总数从2009年3930万上升到去年4330万，六年增加了400万。美国与墨西哥存在几千公里陆地边境线，墨西哥成为美国单个最大移民来源国，墨西哥移民年度规模2000年最高为551万，金融危机前2007年下降到280万，2011年降到低谷为131万，2012-2014年在150万上下。移民是美国大选政治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对大选选情具有显著影响。虽然美国移民形势近年并未出现逆转性变化，然而这个因素持续发酵加剧美国社会矛盾，对特朗普高调发声争取民意提供有利条件。
理解特朗普冲击现象显然还要考虑其他方面因素。如社交媒体兴起对选战制约因素与策略选择影响已引发政治学研究人员重视，美国草根阶层对精英阶层不信任与美国社会断层加剧有利于激进政策主张扩大影响，另外特朗普个人风格与选战策略也无疑是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侧重从经济视角观察，强调经济失速派生失落感与相对实力减弱带来焦虑感交织形成的危机感，与收入分配差距、移民以及其它传统结构性因素结合，形成特朗普冲击现象发生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条件。特朗普经济政策将以应对上述问题为主轴展开，对其政策影响和成效预估也应留意上述经济演变大势背景。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新兴大国，注定会成为守成国美国在全球范围的主要对标国，特朗普当选使中美关系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从中国应对角度观察，本文分析逻辑结论是，中国应在战术上重视特朗普冲击全力应对，战略上又应藐视对家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由于中国追赶客观派生压力上升是美国政策“动作变形”的关键原因，美国在全球博弈格局中势必会进一步锁定中国作为最重要对家。美国在零和思维模式支配下放大中美竞合关系中的竞争与博弈因素，通过不同领域的出格出界行为试探底线与改变规则，试图营造让中国出错招、打错牌的压力环境，将构成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新常态因素。中美关系可能会由此面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最深刻、最严峻、最复杂的的考验，对此中国显然需要高度重视与认真应对。
然而本文观察的美国经济目前内外演变与危机感，本质上是当代开放环境下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产物。特朗普一些重要主张置身于客观规律作用对立面，其政策制定实施有的会困难重重难以收效，有的作用方向则与其目标诉求背道而驰。现阶段中美经济关系特点是，美国试图抵制时代潮流演变，受危机感驱动“穷则思变”先声夺人，表面主动而实则被动；中国则处于历史上升期，对内改革与对外倡导开放合作选项更多，在战略上更具有能动性。中国应审时度势、保持定力、以静制动、因势利导，采用有理有利有节方式接招较量，通过一个“不打不相识”的博弈反制过程，最终使美国对华政策回归相互尊重与互利共赢的正确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