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0日，中美发表联合声明，被世界舆论普遍视为“中美两国贸易战停火”。事实上中美经过几轮谈判，形势有所缓和，但是并没有出现全面的解决方案。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美方的主要诉求有三：贸易逆差、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中方希望通过增加从美国进口来平衡双边贸易，而不是通过美方加税从而减少中国对美出口，通过扩大开放的承诺来维护中国追求产业升级和自我发展的权利。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基础性问题。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统计差距巨大，相差近千亿美元，剔除双方在统计中对香港转口贸易的误差，应该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认识双边贸易的真实增值，还应该把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统筹考虑。由于中国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下游，中国出口商品中所含国际转移价值的比重明显高于美国产品。此外美方多年来只强调货物贸易对华逆差，而不提服务贸易顺差，也夸大了双边贸易失衡程度。
美国习惯用贸易战来逼对手让步，历史上对日本和前苏联都使用过。美国在20世纪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关闭美国市场会对其他国家造成灾难性的损失。而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最大最完备的生产要素市场和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具备与全球任何对手打长期贸易战的能力和韧性。
表面上看中美是贸易较量，实际是科技实力较量。
创新型高科技产业是美国经济第一大支柱，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美国GDP的20%左右。基于比较优势和美国资本对世界贸易体系的长期布局，美国本土主要生产高附加值的核心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而面向复杂竞争市场且利润微薄的终端产品组装和集成则抛给了其海外工厂及中国企业，由此也造成美国本土产业空心化现象。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日德等发达经济体开始重新审视制造业的作用，发现全球制造业占全球GDP的16％，却占剧了70％的全球贸易、90％的企业研发投入和4500万个发达经济体就业岗位。它们继而提出了一系列重振制造业的战略举措，如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战略和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NNMI)计划。美国也希望通过再工业化使制造业回流。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政府自2015年开始实施的制造强国战略。这一战略提出了“制造强国”的若干发展目标，加快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重点打造十个产业，其中芯片及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三个产业将使中国在21世纪进入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通过打造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型制造业和绿色技术，力争实现完全工业化，从而避免“过早去工业化”。“微笑曲线”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制造业的现状，在“中国制造2025”的引领下，中国制造业完全有能力实现“微笑曲线”的倒Ｕ型反转。
表面上看中美是贸易较量，深层次是发展模式的较量。
中国加快推进制造业强国战略，国家需要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体系。而美国未来瞄准的就是中国的企业制度，要求中国放弃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事实上中国国企是需要改革，但国企是中国经济的脊梁。后发展的国家都需要某种程度上的“国企”，法国靠国企发展起了技术领先的产业，意大利靠国企挤进了国际市场，日本靠“财阀”（Zaibatsu）制度挤进了世界市场，韩国也是靠“财阀”（Chaebol）制度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日韩的财阀制度比我们的国企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反，后期放弃了国企作用的国家，如法国，则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逐步后退。
2018年5月21日，兰德公司发布《中国与国际秩序》报告。报告认为，中国过去20年的行为未显示其在对抗或破坏现行国际秩序，而是在扮演一个“有条件的支持者”。远期看来，中国对国际规范和共同秩序规则所采取的姿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一个日益强化的多边国际秩序可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塑造和制约中国崛起提供重要的工具。最后，中国根据自身偏好修改国际秩序对国际体系稳定的威胁，要远远小于该体系疏远中国造成的后果。
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已是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很难通过短期的贸易战改变，而且如果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也会导致美国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放缓，使中国企业对美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和生态系统产生不信任，从而寻求替代的或是全新的供应链和生态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