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18年， 国际政治形势和中国外交环境都在发生重要变化。2017年11月， 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 将中国定位为 “战略竞争对手”， 2018年， 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 中美关系正面临全新的挑战。2018年是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五周年， “一带一路” 建设与国际合作取得长足进展， 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风险和问题有待化解及克服。2018年地区安全形势也在发生急剧变化， 朝美两国领导人峰会在新加坡成功举行，朝鲜无核化进程迎来曙光的同时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美国退出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伊朗核问题变数陡增， “后伊斯兰国” 时代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威胁依然存在， 国家间冲突风险正在不断升高。 此外， 难民问题、 网络安全问题、 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凸显甚至愈加严峻。
对于这些新形势新变化， 各国智库和研究机构均给予了密切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建议。 追踪和掌握国际高水平智库在相关议题上的最新研究动态， 了解其他国家战略界的认识视角和应对思路， 有助于我们从多方位的视角看待相关问题， 更有效地提出自己的对策主张。 为此， 本报告根据2018年1月30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 发布的 《全球智库报告2017》，选取排名靠前的国际顶级智库发布的相关研究报告和评论，对其观点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 中国问题热点
（一）中美战略关系
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 美国政府先后发表 《国家安全战略》 和《国防战略概要》， 阐述了当前美国政府对世界总体安全立场的基本方针和原则。 这两份文件均有很大篇幅涉及中国， 因此受到中国官方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成为中方分析和研判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依据。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梳理了中国官方和学界对这两份文件的评论和主要观点。 该报告指出， 中方对这两份文件出台的背景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它们反映了美国由于自身相对实力下降而产生的战略焦虑， 另一种则将其视为美国未能成功将中国融入西方体系之后一种反应， 或者是对中国提出的对所谓“华盛顿” 共识提出挑战的 “新发展模式” 的一种应对。 根据这份报告的梳理， 中方评论指出， 这两份文件所持的对华基本立场不仅与此前历任美国政府所坚持的较为平衡的立场相矛盾， 而且也与特朗普本人在其他时候所表达的更为温和与更富合作性的对华立场不一致。 该报告认同这一看法， 并指出这反映了当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混乱和自相矛盾。
国际智库同样也梳理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详细回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认识， 指出美国战略界目前在中国问题上存在许多重要共识， 其核心是： 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都在持续增长， 尽管美国实力在全球层面依然领先于中国， 但是无论是在武装力量、 人均 ＧＤＰ， 还是在世界文化影响力方面， 美国都受到 “帝国主义疲劳” 和对衰落的恐惧的影响。 因此， 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充满焦虑。 该报告指出， 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在坚定自己立场和与北京寻求对话之间摇摆不定， 这种政策取向上的摇摆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 自那时开始， 现实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 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就如何应对美国在21世纪的这个主要竞争者问题上的争论一直主导着美国的对华战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针对中国的贸易和汇率问题发表了许多强势言论， 在2017年11月的亚洲之行中， 特朗普再次强调了平衡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必要性。 这份发表于2017年11月的报告认为， 特朗普的这些表态为现任政府的对华战略奠定了基调。
（二）中美贸易争端
贸易争端构成了2018年中美关系的主题。正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上述报告所预料，此次中美贸易争端的一个主要症结是技术能力和创新问题。美国301条款报告对中国的两项主要指控是，美国企业被迫向中国转让技术以及美国成为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对象。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篇评论指出，该报告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美国担心中国的创新和技术能力赶上美国，这种担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的相关政策目标。 该评论认为， 出于遏制中国技术创新的目的与中国发生贸易冲突是错误的， 因为在当今时代， 所有创新都是基于全球或跨国网络进行的， 而不是仅仅基于某个经济体内部。 全球化最近的发展形势表明， 只有当创新者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家之间相互联系时， 创新才能最有效地实现。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篇评论同样认为， 这次中美贸易争端的起因主要是特朗普政府为了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 该评论认为， 从中国政府的观点来看， 提升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是摆脱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 的关键。通过这一方式获得成功的少数案例几乎全部是东亚的经济体， 它们从西方国家吸收技术成果， 并以此推动本土技术的发展。 因此， 美国政界和企业界普遍担心中国将技术转让作为准许外国企业进入其国内市场的条件， 从而“迫使” 外国企业提供新技术。 对此， 该评论建议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改善整体投资环境， 包括加大法庭的执法力度以及在多个领域取消必须创立合资企业的要求。
卡内基的另一篇评论分析了特朗普贸易政策对欧洲及美国自身的不利影响。 该评论认为，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造成了与欧洲贸易伙伴关系的紧张， 欧洲人不会在不做出任何回应的情况下接受关税上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和美国商品的进口方， 欧盟有足够的影响力。 欧盟的报复可能会导致美国的物价上涨和经济放缓。 更重要的是， 特朗普的决定将进一步强化欧洲对美国政府的负面看法。 与此同时， 特朗普的关税举措不会遏制中国的雄心，反而会向北京提供占据道义制高点的机会， 使北京扮演多边和开放贸易支持者的角色， 这也将使得美国和欧盟领导人更加难于制定共同战略， 从而造成经济和外交领导真空， 并让北京来填补。
（三）“一带一路”倡议
2018年是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五周年， 国际智库对这一议题的关注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卡内基中国中心主任韩磊认为， 自2013年被宣布以来， “一带一路” 倡议已经从一个以加强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理念发展成为一个扩大中国影响、 拓展其经济外交的全球战略。 “一带一路” 项目遍及全球， 将对全球经济贸易、 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对中国来说，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相契合， 能缓解产能过剩问题， 实现能源进口多样化。 他建议各国和企业应将重点放在确保项目工程的可持续性和经济可行性方面， 努力达到环境、 人权和劳工标准， 以抓住更多机会， 同时应努力提高 “一带一路” 项目工程的透明度和可及性， 尤其是新项目工程的采购和招投标过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柯安德分析了作为 “一带一路” 倡议主要内容的基础设施投资所存在的主要风险。 他认为风险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 一是资金可获得性问题， 投资初期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初始资金； 二是施工过程中的风险， 如预算超支、 无法预见的设计问题和工作延误， 以及目标国的内部紧张局势等； 三是财物和非金融风险， 如收益不足、 债务无法偿还等； 四是如果目标国政府或者企业的做法符合自身利益但不符合国的国家利益， 则项目的实施和运营将有可能激起民众怨恨。 柯安德建议投资者应当从银行和保险公司充分汲取所在行业和国家所特有的风险管理经验， 政府应加强相关风险的政府评估， 为所有风险承担者提供风险管理服务。
卡内基印度中心副主任达尔莎娜·巴鲁阿撰文分析了 “一带一路” 倡议对印度的战略影响。 她承认， 亚洲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巨大且日益增长， 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跨境合作潜力巨大， 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在这些方面的确需要 “一带一路” 倡议。 但她同时指出，中巴经济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跨喜马拉雅经济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这几个与南亚地区相关的 “一带一路” 分支项目直接关系印度的战略利益，与其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靠近印度大陆和海上边界， 正在影响印度的安全利益和战略环境。 印度并不反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但它担心中国通过这些走廊与印度的近邻接触， 可能会改变该地区现有的权力格局。
二 国际安全热点
（一）朝核问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评论分析了特金会后朝鲜半岛局势未来的三种可能情境及其影响。 第一种情境是美朝双方延续现在这种 “外交 ＋ 威慑” 的互动模式， 美国事实上默认朝鲜的拥核状态。 这种情境将使核不扩散机制进一步陷入僵局， 并鼓励伊朗等美国对手的核野心。 第二种情境是美朝谈判进展顺利， 朝鲜同意重新加入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 美国从韩国撤出军事人员， 并结束所有联合军事活动。 这种情境将加强中国在更广泛的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并促使美国的亚太盟国加强自己的防御力量。 第三种情境是美国对朝发动军事打击， 朝鲜则对韩国发动炮击， 造成数千万韩国平民伤亡。 这种情境将引发中国强烈反应， 并导致地区急剧不稳定和冲突升级。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评论讨论了特金会后朝核问题前景对美韩同盟的潜在影响。 该评论认为， 金正恩的 “无核化” 信号既有可能是真实的无核化意愿表达， 也有可能是 “战略欺诈”。 美国为了应对这两种可能的情况， 将不得不在 “向朝鲜做出更多让步” 和 “坚持捍卫盟国利益” 两个策略选项中做出权衡。 韩国从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出发， 将很可能采取一种“联盟加对冲” 的政策， 即在将美韩联盟置于核心地位的同时， 培育非敌对的韩中友好关系。 该评论建议， 为巩固美韩联盟， 特朗普政府不应向朝鲜做出太多的让步， 包括接受朝方定义的朝鲜半岛无核化、 永久停止联合军演、减少或撤出驻韩美军以及签订合时宜的和平条约等。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一份评论分析了美国面对朝鲜提出的终止朝鲜半岛战争状态的要求时所面临的两难局面。 美国如果接受了这一要求， 宣布结束与朝鲜的战争状态， 将消除美国继续在韩国驻军的政治理由， 损害美国在亚洲维持驻军的更大战略利益。 因此美国主张朝鲜必须首先提供弃核路线图和核查协议。 但朝方坚持美国必须首先采取行动。 而如果美国坚持自己的主张， 拒不首先宣布终止战争状态， 则又有可能损害与韩国的联盟关系。 韩国总统文在寅正在积极推动与金正恩就正式结束战争问题进行会谈， 如果韩国民众将美国视为结束半岛战争状态的阻力， 平壤方面将成功地在这两个盟国之间制造裂痕。 如何化解这一两难正考验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智慧。
（二）中东局势
自2011年 “阿拉伯之春” 爆发已过去7年， 其间， 阿拉伯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和变革，但时至今日， 这一地区的形势似乎正变得比7年前更加复杂。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马克·林奇撰文分析了当前阿拉伯世界正在形成的新秩序。 他认为， 自2011年开始的这场巨变的确创造了一个新的阿拉伯秩序， 但并不是大多数人所期望的那种。 本地区各地的起义一方面引发了各国政权对自己生存的担忧， 因此对外部安全形势变得异常敏感； 另一方面那些失败国家和内战又为其他国家扩大在本地区影响力提供了机会。 这两者组合在一起， 促使各国更积极地介入其他国家内部事务。 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已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向这一地区强加某种符合自己意愿的秩序。
伊朗及其阿拉伯邻国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 至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东地区一个关键的军事问题。 自20世纪中期以来， 伊朗、伊拉克和其他海湾国家始终经历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 战略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 以伊朗问题为核心驱动的地区性军备竞赛有可能呈加剧趋势， 由军备竞赛所引发的冲突风险很可能随时间而增加。伊朗与其邻国在海湾地区的冲突、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争夺影响力而展开的斗争以及也门的内战都提示， 中东地区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美国退出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更加剧了这一风险。
除了地区秩序和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恐怖主义是中东地区另一个突出的长期性挑战。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约翰·雷恩分析指出， 当前跨境恐怖主义并没有减弱的迹象， 而且威胁的性质正在不断变化。 为了应对新的反恐形势， 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必须超越针对具体危机的临时反应， 转变为持久的常态化合作机制。 国家间的反恐合作还必须超越国家间的政治分歧。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政治民族主义高涨的当下， 这一点尤其具有挑战性。 此外， 雷恩还建议， 预防恐怖袭击应遵循 “社区优先”原则， 使社区和地方当局在收集情报、 使潜在的恐怖分子去极端化、 在事件发生后遏制种族主义和潜在的灾难性仇恨犯罪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三 全球问题热点
（一）难民问题
当前全球难民危机的最大挑战并不是其规模和范围，而是各国在应对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行动。受难民问题影响的国家不得不将一部分资源投入到难民问题的应对和解决上，这种资源分配上的矛盾已经成为难民和当地社区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对此，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鲁马·曼达尔建议各国在 《2016年纽约难民和移民宣言》确立的“责任分担” 原则的基础上， 签订一个 “全球难民契约”。 这个 “契约” 要想有效确保各国共同承担应对难民问题的责任， 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激励机制， 比如根据ＧＤＰ、 人口规模、 人类发展指数和脆弱国家指数等指标计算一国应当承担的 “责任份额”， 同时建立一种能够使各国参与监督其他国家承诺执行情况的机制。 此外， 还应积极吸引私营部门参与进来， 为基础设施和创造就业提供融资。
随着叙利亚政权重新夺回领土， 邻国要求叙利亚难民返回其祖国的呼声越来越高。 难民们普遍对叙利亚的和平前景感到悲观， 大多数难民尽管在东道国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和经济困难， 但仍不愿回国。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报告讨论了帮助叙利亚难民返回祖国的对策， 包括承认叙利亚危机的政治根源， 建立包容性治理机制的政治进程， 保证民众基本安全； 组建一支由叙利亚律师组成的团队， 让难民了解他们的权利， 并帮助解决许多可预见的当地争端； 任何重建资金的分配和使用都应以难民返回家园和获得其财产为条件， 应设立相关审查程序， 以确保接受国际资金的当地实体没有卷入战争罪行并独立于叙利亚政府的管控。
为应对欧洲日益严峻的难民问题， 欧盟与利比亚、 土耳其等难民来源国和过境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以加强在移民问题上的合作。 这些协议的共同点是， 欧盟向这些难民来源国和过境国提供资金、 技术和人员方面的援助， 以此遏制难民从这些国家继续涌入欧洲。 这些协议实施后， 的确起到了减少难民流入欧洲的效果， 而且相关援助资金也的确为一些相关国家的难民创造了就业和经济机会。 但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份分析报告也指出， 欧盟的这一政策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例如， 为躲避难民来源国和欧盟国家的海上拦截， 坚持逃往欧洲的难民不得不选择更为危险的地中海中部路线。 此外， 一些尚未与欧盟达成协议的国家正变得更加不愿接纳难民。 这份分析报告呼吁欧盟更加注意相关合作协议对难民保护的深层影响。
（二）网络安全
作为一种新兴技术， 网络技术越来越多地被拿来与当年的核技术加以类比， 人们希望参照核安全领域的发展经验， 在网络安全领域也构建起相似的秩序和规范。 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项分析表明， 这两个领域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相同点之外， 还存在许多差异，这些差异使得直接照搬核领域的经验并不容易： 首先， 核领域的玩家基本都是国家， 而网络领域的参与者则覆盖了国家、 企业和个人在内的几乎所有类型的行为体。 其次， 核规范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 是因为该领域有两个享有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美国和苏联， 并且两国在核领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 而当前在网络领域， 跨国公司与国家对网络规范的影响力几乎同等显著， 而且美俄等大国在网络问题上的分歧十分严重。 最后， 人们普遍接受核武器不能实际使用这一原则， 但认为小规模的网络攻击是可接受的可选策略。
网络安全问题之所以日益受到关注， 是因为它总是与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 并有可能加剧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考察了网络安全漏洞对核武器安全的重大影响。 该报告指出， 各核国家在建立自己的核武器系统时， 网络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这些系统在建立时很少考虑网络攻击的风险。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 当前恶意行为者已经可以通过网络漏洞侵入一国的核武器系统， 以数据操纵、 数字干扰、 网络欺骗等攻击方式危及通信的完整性。 这种攻击在和平时期会损害一国核威慑策略的有效实施， 在危机时期则会增加核武器被误用的风险。 因此， 核武器国家有责任在核指挥、 控制和通信系统中纳入降低网络风险的相应措施。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另一份研究报告讨论了能源领域的网络安全问题。 该报告指出， 能源基础设施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提高了能源消费效率，增加了经济效益， 但同时增加了遭受网络攻击的风险。 对此， 欧盟和美国近年来逐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规则以保护能源基础设施免受网络威胁。 美国采取的是 “深度安全” 战略， 对特定领域实行严格和详细的监管， 而欧盟则采取了更加灵活、 执行过程更有回旋余地的方案。 该报告认为， 这两种方案各有优势， 值得相互学习。 同时， 能源领域的网络安全合作也为深化跨大西洋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
（三）能源安全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分析认为， 世界能源结构的变革不一定是缓慢发生的，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变化。 这份报告指出， 为应对气候变化， 2016～2040年全球年均能源需求增长率须从2000～2016年的2％减少至0.1％， 石油、 煤炭和天然气在基础能源中的比重须从2016年的81％降至2040年的61％。 如果简单回顾历史， 我们可能会简单地得出结论认为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显著的转变是不可能的。 但是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 如果存在突出的竞争优势或者受到强有力的政策推动， 国家甚至有可能在一两年间改变其能源结构。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大规模复制这些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自2014年末以来， 新的石油供应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相关决定促使全球油价下跌。 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了全球石油价格持续保持低位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 在中东， 油价下跌为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中东创造了机会。 在新近供应充足的全球市场， 为维持稳定和遏制地缘政治风险导致的价格波动而干预中东市场的必要性已有所下降。 然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远远超越能源范畴， 华盛顿仍需要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稳定来实现其其他战略目标。 在南亚和东亚， 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正在崛起的能源进口大国来说， 低价格和更具弹性的供应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美国需要密切监测这一地区的能源态势， 并做好与中印两国合作的准备。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 美国外交政策呈现一种敌友不分的特点， 即包括美国传统盟友在内的任何国家， 都既可能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 也可能成为美国 “打击” 的目标。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主任莎拉·雷迪斯劳分析了美国这种外交风格对能源行业的影响。 首先， 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已经很快地认识到， 投资或与美国进行贸易是讨好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可靠途径。 其次， 在那些与美国关系不明朗的国家进行能源投资需要谨慎行事。 此外， 特朗普政府的这种 “不分敌友” 的外交政策正在改变中东和整个亚洲的实际地缘政治态势， 同时也在改变能源行业对这些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的评估。
（四）气候变化
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引发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 因此煤炭消费情况一直是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关注的重点。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可再生能源的迅速普及和成本的下降， 使得可再生能源与煤炭的竞争日趋激烈， 全球煤炭发电投资在过去两年有所下降。 尽管如此，2017年世界煤炭产量在连续三年下降后再次出现增长， 全球煤炭需求和国际贸易再度上升， 与之相伴，2017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再次上升。
这种情况说明目前国际社会的努力尚不足以实现 《巴黎协定》 制定的减排目标。 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各国对煤炭未来角色的看法仍存在分歧， 南亚、 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对煤炭的需求仍呈上升趋势。
北极和南极的气候状态对全球气候有着重大影响， 对极地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离不开大国的参与和领导。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对极地问题投入必要的资源或高层关注， 这不利于极地环境的治理和美国在有关问题上的领导地位。 该研究建议美国国会在中期选举结束后举行听证会， 研究气候变化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政府应该在国务院和其他机构中设置与极地问题相关的领导职位； 国会和政府应共同努力， 提高美国在两极地区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 此外， 尽管美国与俄罗斯在其他问题上关系紧张， 但美国必须在北极地区与俄罗斯保持建设性对话和务实合作。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施萝·菲茨耶克进一步指出， 气候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地球生态环境， 而且对国家地缘政治关系和战略安全也存在重要影响。 在2018年国际战略研究所香格里拉对话上，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德国、新西兰和印尼国防部部长多次提到气候变化问题，许多亚太国家均强调气候变化事关本国的国家安全。气候变化进程的加速，将进一步激化海洋划界、 海盗以及非法捕鱼等一系列海上安全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领导地位的弱化， 日本等美国亚太盟国将不得不转向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多边合作以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 这将促使亚太地区从由美国主导的单极结构向多极结构转变。
结 语
对一年来国际顶尖智库相关研究的梳理， 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相关热点问题。 在中美关系方面， 国际智库的研究已经从对具体问题的讨论扩展至对两国观念层面的考察， 既有中国如何看待美国， 也有美国如何看待中国， 这本身就体现出国际智库对中美关系的重视。 从研究内容来看， 中美关系现阶段呈现的特点既有特朗普上台后政策层面的原因， 也有中美双方实力变化的结构性因素。 “一带一路” 倡议受国际智库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 这是 “一带一路” 倡议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的一个直接体现。 不过， 相关研究也指出了 “一带一路” 倡议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其中既包括了实施和操作层面的风险管控问题， 也包括了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问题， 这些问题都值得中国在下一步的实施过程中加以克服和改进。 朝核问题和中东问题都既涉及传统安全问题， 也涉及非传统安全问题， 不过从目前的分析来看， 政府间政治军事冲突仍是这些地区的矛盾焦点。 此外， 网络安全、 难民问题、 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都存在恶化的风险并都有可能对传统安全领域构成影响。 为更有效地应对这些领域的安全挑战， 各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需要联合起来， 共同承担相关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