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美建交40 周年之际，在深刻反思中美关系的过程中，观察者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中美关系的基础发生了问题，有人认为 “中美关系中政治、经贸和人文三大支柱都趋于崩塌的边缘”，有人认为中美关系的基础已经 “崩坏”。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 (Charles Freeman)认为，中美关系正在从根本上变质，从不损害相互利益的 “竞争”(rivalry) 关系转向虽不至于发展成战争、但是损害、削弱对方能力的 “敌对对立”(adversarial antagonism) 关系。
大的、根本的、可持续的、造福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时的初衷。在纪念中美建交 40 周年和展望未来下一个 40 年的中美关系时，我们需要坚持这个出发点。中美建交时的美方领导人第 39 届总统卡特 (Jimmy Carter) 为纪念中美建交 40 周年，在 《华盛顿邮报》上发文指出: “1979 年，邓小平与我都知道，我们正在推进的是和平事业。
当今美中领导人面对不同世界，但和平仍同样重要。面对新挑战和机遇，要有新构想、勇气和独创性。他们还必须认可我们的信念，即美中需携手建设未来，为自己，也为全人类。”40 年的和平可以看成国际关系史上的长时段和平。为什么过去 40 年中美是和平共处、和平发展的? 这一长时段和平今后是持续还是为战争所取代?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提出研究中美关系和平基础这一首要的基本的研究任务，并建议从 “贸易和平”“发展和平”“治理和平”三个维度讨论中美和平基础的演化，以及呼吁重建中美和平的基础。
(一) 贸易基础
贸易以及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 “相互依存” (interdependence) 是中美关系的首要基础。这里的贸易是广义的，包括具有交易 (transactional) 意义的中美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全部。理论上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大理论是 “贸易和平” (trade peace)。近百年来，尽管这一理论也受到各种质疑和批评，但是，许多研究证实了 “贸易和平”的有效性。中美 40 年的和平正好为 “贸易和平”理论提供了最大和最新的证据。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到苏联解体，支撑中美和平的基础既不是强大的贸易也非中国的发展，而是苏联对中美的共同威胁。那时中美和平的基础 (共同对付扩张主义的苏联威胁) 并不牢固，缺乏贸易基础。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都需要寻求新的两国关系基础。中美两国成功地塑造了两国关系的新基础，这就是 “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中美 “贸易和平”随着双边贸易的发展而逐渐巩固，具有巨大的潜能，拥有可持续的、光明的前景。
1993 年 11 月 20 日，首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在美国西雅图布莱克岛举行。同时，中美两国举行双边元首之间的峰会。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 (WTO)成立，中国申请加入 WTO。2001 年，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 WTO 创始成员之间的谈判结束，正式成为 WTO 的成员。从 APEC 到 WTO，中国在地区 (亚太) 和全球两个层次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美关系的贸易基础发生了大转变。
2008 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大战略家逐渐认识到，如此巨大的中美两国之间在贸易上的相互依存却尚未得到治理，即缺少双边安排 ② 。于是，他们提出了 “两国合作” 等致力于中美相互依存的方案。G2 之类的方案自然有其不足、局限性甚至不可行性，但当我们面对和经历中美贸易战等中美关系 “下行”的势头时，诸如 G2 等探索中美关系新安排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① 。因为这些广受争议的新设想、新安排实际上意味着中美关系的贸易基础获得某种双边的制度性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中美贸易争端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坚持通过贸易维持与促进中美和平 ② 。可见，在评估整个中美关系时，贸易对推动和平的主要贡献不能被忽视。关于贸易是中美关系的和平基础，中国对此的概括十分生动形象，即 “压舱石”(ballast stone)。此隐喻深具 “中国特色”，含义深刻、意义深远。
(二) 发展基础
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发展则是和平的有效保障。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把国家工作的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和平的国际环境和中国为了和平而从事的外交确保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从那时到现在，“和平发展”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基本原则。但是，关于发展与和平之间关系的一般社会科学理论，对此却缺少认真的研究。我们现在应该回过头来思考，即把 “和平发展”排列为 “发展和平”，提出基于发展的和平理论。正是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的波澜壮阔的发展，加强和改变了世界上主要依赖于西方和一些亚洲国家 (从日本到东南亚) 的历史经验的 “贸易和平”。
因此，发展应该是中国与世界，包括中国与美国之间和平的基础。如果没有中国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和平是薄弱的、脆弱的，是极其容易被单方面破坏的。正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中美之间贸易的内容、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支持、强化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和平，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大转型。
(三) 秩序基础
过去 40 年，中美和平的基础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奠定并在冷战后扩大的世界秩序。中美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缔造者。中美之间的 “贸易和平”或者 “发展和平”是在当代世界秩序上产生和成长的。也就是说，当代的世界和平，包括中美和平，是因为存在着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及其代表的和平发展、和平治理的国际秩序。苏联解体后，作为世界体系中最大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外交政策中的策略是众所周知的 “韬光养晦”。在世界秩序问题上，中国不仅 “不挑战”，而且积极参与现存的联合国代表的包容性的国际秩序。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也获得新生，但联合国面临着改革的重任。与此同时，人们认识到，全球化在带来世界经济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问题 (全球挑战)。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诸如不平等性的扩大和气候恶化等挑战。仅有联合国和联合国体系代表的国际治理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是无法解决全球的共同问题或者共同挑战，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因此变得更加迫切。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 2016 年以前，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塑造着新的中美关系。例如，中国政府与美国奥巴马政府在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上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
综上所述，中美 40 年的和平基础是不断扩张的贸易，在全球化下中国快速和世界秩序等的结合。这是在纪念中美建交 40 周年之际反思中美关系得出的重要结论。
二、“脱钩”与 “退群”分别威胁中美关系的贸易基础和秩序基础
近年来，由美国 “强硬派”(hawks) 提出，美国政府推动了中美两国经济关系 (包括科技关系) 的 “脱钩”。贸易以及科技的 “脱钩” (decoupling or disengagement)，即 “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 或者 “去除相互依存”(de-interdependence)，将使持续 40 年的中美和平基础受到严重威胁。
(一) “脱钩”威胁中美关系的贸易基础
历史上，“脱钩”作为一种发展路径，即摆脱历史上形成的 “依附”，发展中国家 “脱钩”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而另谋发展。而今天讲的 “脱钩”则正好相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与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 “脱钩”。根据目前主张 “脱钩”的观点和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实践，“脱钩并非简单地切断在全球化中凝结而成的纵横交错的贸易往来，终止中美建交以来意义重大、日渐庞大的双边投资，停止双方基于文化、体育和教育交流等在内的人员互访。脱钩真正的意义在于美国将依靠其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主导地位，依赖于二战后稳定的同盟关系，边缘化中国在其中的位置。而这正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所在。进一步来说，不同于 40 年前中美建交的历史性时刻，不同于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里程碑式的全球化时代，今天国与国的竞争在根本上有赖于技术优势之争。也就是说，今天美国主张脱钩的本质在于，“在失去信任和信心的基础上，在环环相扣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无限运转中，终止技术分享或者说开始技术脱钩”。
中美关系的 “脱钩”可以与英国 “脱欧”(Brexit) 比较。从 2016 年英国 “全民公投”决定离开欧盟到现在，英国 “脱欧”已过去 3 年多，引起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王国的巨大国内政治动荡，为欧盟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最大的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蒙上阴影。我们不认为中美在经济和科技上能够在 3 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人为设计的 “脱钩”。限于篇幅，本文姑且不管这种违背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内在规律的中美 “脱钩”能否成功，但假定这样的 “脱钩”主张如同英国政府执行 “脱欧”那样真的为美国政府实行，那么中美和平的贸易基础将被抽掉，“压舱石”将被搬掉，中美冲突将更容易发生。也就是说， “压舱石”的去除，开启的并不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声称的各自经济和技术上的独立自主，而是冲突和纷争。这将是 “相互依存”消退后的纷争。
(二) 贸易争端削弱中美关系的发展基础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中美关系中，中国曾经常对美国强调这一点。“发达”和 “发展中”的差别构成中美关系的发展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在 “发展”主题下，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金融组织) 有 “发达”和 “发展中”的区别。根据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比发达国家在各个方面都欠发展，要以 “发达”为发展的目标。“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为了解决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实做了许多事情，即从事 “国际发展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 (而不仅是增长)。如今，特朗普政府改革 WTO 的诉求之一是取消 “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认为 WTO 的规则不应该区分 “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否则就是贸易领域的不公平。这实际上就是要颠覆以WTO 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秩序，借规则公平的名义剥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实际上，在 WTO 规则中，确实不存在何为 “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和标准。由 WTO 成员国各自声称，然后被贸易伙伴认定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WTO 确实特殊和差别对待发展中国家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provisions)。
这种特殊和差别待遇是包括美国在内的 WTO 发达成员同意而且承诺愿意做到的。这是 WTO 规则的支柱之一。如果 WTO没有这一条，不仅中国和印度不会加入，非洲、拉美以及太平洋岛国等都会离开 WTO。也就是说，WTO 本质上不仅是关于世界市场的贸易规则，也是一个关于如何适度调整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尽管存在 WTO 等试图通过区分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并对前者有所关照以解决发展难题的全球规则，全球不平等性 (global inequality) 仍然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在不断恶化。关于全球不平等性及其治理，是另一个全球治理话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发展领域，自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中美之间在全球经济 (贸易) 中的相对地位等的确在发生改变。但是，中国作为 “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状况确实并没有改变; 尽管有在全球化竞争中的 “输家” (losers)、 “生锈的州”，一些曾经代表美国的大公司向全球化发展，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
特朗普政府是以 “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 为意识形态制定美国的全球贸易政策，认为中国的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等是美国面对的与中国的 “结构性问题”，通过贸易战施压，要求中国解决这些 “结构性问题”。目前，特朗普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贸易谈判已经集中到这些 “结构性问题”。中美经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之间的 “结构性问题”将如何处理，这也关系到中美发展基础的再定位。
(三) “退群”威胁中美关系的秩序基础
如前所述，中美和平的基础之一是共享的国际体系和共存的国际秩序，而如今，美国对待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态度正在发生大的变化，中美之间对待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态度和政策之间的差异正在扩大。
40 年来，中国积极融入现存国际秩序，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却提出了令世界大跌眼镜的针对国际秩序的倒退政策。美国一方面 “退群”，即减少对现有国际组织的责任 (具体是会费); 另一方面却围绕着现有国际组织的改革参与全球治理的其他行为体，尤其是与中国等发生了严重分歧 ② 。这表明，多年来，有助于调节中美之间分歧和争端的多边体制 (尤其多边贸易体制) 之基础已经受到重大弱化。而 2018年发生了中美之间在 WTO 和围绕 WTO 展开的争论，则突出反映了中美两国对待现存世界秩序的立场和政策之间的冲突。
2018 年，中国政府首次发表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是全球贸易健康有序发展的支柱。中国坚定遵守和维护世贸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全面参与世贸组织工作，为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在 《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中国与欧盟 “双方坚定致力于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抵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推动更加开放、平衡、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双方坚定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并承诺遵守现行世贸规则。双方还承诺就世贸组织改革开展合作，以迎接新挑战，并为此建立世贸组织改革副部级联合工作组”。2018 年 11 月 22 日，中国、欧盟、印度等成员向 WTO 提交关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的联合提案。2018 年 12 月 12 日，包括中国、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数十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 WTO 总理事会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尽快启动WTO 上诉机构 (Appellate Body) 成员遴选程序。中方对世贸组织的改革提出 “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世贸组织的改革应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非歧视和开放是多边贸易体制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也是世贸组织成员在多边规则框架下处理与其他成员经贸关系的一个根本的遵循，改革应加强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推动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世贸组织改革应该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发展是世贸组织工作的一个核心，改革应该解决发展中成员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方面的困难，赋予发展中成员实现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灵活性和政策空间，帮助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缩小南北差距。三是世贸组织改革应该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改革关系到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改革的议题选择和最终结果应该通过协商一致做出决策，改革的进程应该保证广大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的共同参与，而不要出现由少数成员说了算，也不要搞 ‘小圈子＇。”“五点主张: 一是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主渠道地位。改革应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程中的主渠道地位，不能够以所谓的新概念、新表述混淆并否定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不能 ‘另起炉灶＇。二是我们主张应该优先处理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关键问题。改革应该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关进制度的笼子，应该尽快解决上诉机构成员明显受阻这些紧迫的问题，确保世贸组织各项功能的正常运转。三是应解决规则的公平问题，并且回应时代的需要。改革应该解决一些发达成员过度农业补贴，对国际农产品贸易造成的长期的、严重的扭曲，应纠正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特别是在反倾销调查中的替代国做法，这一做法对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同时改革应该推动世贸组织规则与时俱进，能够回应 21 世纪经济现实的需要。四是应保证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愿意在世贸组织中承担与我们自身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义务，我们不允许其他成员来剥夺中国理应享受的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五是世贸组织改革应该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模式。改革应该取消一些成员在投资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中对特定国家企业的歧视，要纠正一些发达成员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阻挠正常的技术合作的做法。中方也反对一些成员否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对不同发展模式的歧视，不赞同将发展模式问题纳入到世界组织改革，不同意将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作为世贸组织改革的议题”。
在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发达国家通过支持 WTO 及其改革而捍卫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美国政府却站在了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对立面。2017 年，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政府阻止任命 WTO 上诉机构新法官。2018 年 11 月 22 日，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例会上，墨西哥代表 71 个成员再次提出倡议，建立上诉机构新法官甄选委员会。
但这一倡议再次被美国以目前机制未能解决系统性关切等四个理由否决 ② 。特朗普总统本人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内阁成员甚至多次威胁，美国退出 WTO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政策和对策层面来说，美国对待 WTO 的态度与政策为中国在维护 WTO代表的现存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贸易治理上提供了重大机会。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指出: “中国可能不仅向美国，也向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国，做出在一段时间内将关税降至零的重大承诺。这将是中国捍卫全球自由贸易、遏制保护主义趋势的一个几乎不可抗拒的机遇。”
在过去的 40 年中，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对于双方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中国综合国力增速最快、国际地位提升最显著的时期是准确界定中美和平基础进而理顺了中美关系的 21 世纪初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显著缩小了自己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从而启动了举世瞩目的和平崛起进程。另一方面，在冷战后近 30 年里，是美国在应对全球范围为挑战和威胁方面最卓有成效，特别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最得心应手的时期，也是中美关系在三大和平基础上得以健康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部分扭转了霸权国对国际体系控制力相对衰落的大国兴衰客观过程，继续保持了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当前中美关系的尖锐问题最终都指向了基础问题。基础最重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影响的不仅是中美双边，而且关乎全球秩序、世界和平的未来。治理中美关系要从基础做起目前中美 “贸易战”说明，没有得到良好治理的中美贸易不仅不能成为和平的基础，反而因为贸易争端威胁中美和平。如果能够吸取两国关系 40 年的历史教训，以中美贸易谈判为契机，中美两国将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在 21 世纪的世界条件下进入良性循环奠定“贸易和平”的强大基础。不仅如此，中美需要在重建全球治理中寻求共识和合作，奠定中美关系在 21 世纪的世界秩序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政府与学界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重建中美关系基础的重要性。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Ｒelations) 2018 年年会上说: “根本问题在于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能否在一个国际政治的新世界中共同生存”。基辛格用了 “国际政治的新世界”这个说法，指的是 “新的国际体系”，以及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在这个 “新世界”两国能否 “共存”。作为长期对 19 世纪的欧洲 “均势” (balance of powers) 以及产生这一均势的 “大国协和”(concert of powers) 感兴趣的美国政治家，基辛格的上述讲话表明他意识到 21 世纪需要新的全球协和体系。这一点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具有重大的建设性意义。
此外，2018 年 11 月，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 100 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了巴黎和平论坛 (Paris Peace Forum)。这一论坛是至今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和平论坛 ② ，号称 “所有全球治理行动者”的论坛，致力于深刻反思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其主办者试图把和平与全球治理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19 世纪的欧洲协和 (European Concerts) 一般被认为是今天全球治理的起源。
巴黎和平论坛把和平与全球治理结合在一起是正确的。这也体现了欧洲的传统，向维护全球和平提供了欧洲经验。在美国 “退群”和全球治理处于危机的情况下，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发现新的路径重建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需要指出的是，2018 年 11 月 1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巴黎参加了法国组织的世界领导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 100 周年的纪念仪式。
西方学术界也提出了类似基辛格的观点。2011—2015 年，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组织完成了一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21 世纪的大国协和”。这一重大研究项目的主要结论是发现了 19 世纪之间 (1815—1914 年) 的 “大国协和”在解决 21 世纪全球和平挑战中的价值，呼吁建立基于大国协和———21 世纪的大国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以预防世界大战 (包括中美冲突) ④ 。而重建中美关系并将其作为大国协和的重要内容，也成了西方学界研究的重难点。今后如何为中美关系找到新的基础进而推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将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各国政治家和学界共同努力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