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基会首次引入社会监督体制
小天使善款被挪用事件还没有结束，肇事者马书军正处于取保候审中，相关法律程序仍在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开诚相见的红基会尽管取得了社会谅解，但是其间善款使用及拨付流程所产生的问题不能不说还存在相应的漏洞和不足。
这场由家长询问才揭开盖子的马书军冒领挪用小天使基金善款事件让红基会认识到两个严重不足：其一是资助完受助对象没有相应的回访机制，以至于不清楚善款最终有没有足额到白血病患者手中；其二是财务部门对于医疗费发票的审核存在问题，以至于马书军可以用假发票蒙混过关。
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对这件事情痛心疾首，不过作为视公信力为生命的红基会迅速公开了事实真相并作出相应改革，以期将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率先引入社会监督机制
红基会的改革正是基于这样的教训，他们的改革动作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打破原来的受助者评审机制，不再依靠家庭贫困证明及贫困程度来衡量受助者的资助资格及先后顺序，而是按照受助者的申报顺序来考量应否资助；其次是改革善款的拨付程序，不再一律将善款打往受助者银行卡中，而是以打给相应病种的定点医院为主，如果受助者未在定点医院治疗，则在延续银卡制度的同时增加回执环节，做到全面掌握善款的拨付、接受、使用等细节。
第三个手段正是包括引进第三方评估、回访、巡访等内容的社会监督机制。
7月2日上午，中国红基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在京宣布成立。这个社会监督委员会由25名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监察、审计、法律、媒体、学界、捐赠人、非营利组织的代表组成。其中包括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处长刘忠祥，还有公益界赫赫有名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人民大学公管学院NPO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北大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等。
红基会同时还向社会招聘了13名社会监督巡视员，这些人员同样来自社会各界。
当日审议的《中国红基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和《中国红基会社会监督巡视员管理办法》解释，监督委员和巡视员均为志愿服务性质，不从中国红基会获取报酬。因监督工作而产生的必要成本从中国红基会的行政管理费用中列支。
按照红基会的想法，监督委的职责是对中国红基会善款的管理和使用实施监督，并配合有关方面进行审计；对中国红基会实施的公益项目进行跟踪检查和延伸监督；对公益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进行核查并提出处理意见；配合有关部门对发现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举报和调查；向社会公布社会监督情况报告，对中国红基会的管理工作提出建议。
“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并非是马书军事件之后仓促展开的，而是在2008年年底就已经酝酿的制度，只不过马书军事件催生了监督委的快速成立。”王汝鹏说。
王汝鹏表示，这样的设想借鉴了1993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曾经设立过的项目监督模式，如今的监督委已经建设成整个机构的监督机构，而非单单对某个项目负责。
吃螃蟹者的苦恼
红基会之所以能够利用5年时间将一个籍籍无名的基金会发展成为基金会领域中的翘楚，内因正在于它的创新精神。
在掌舵者王汝鹏手中，红基会被民政部评为全国仅有的6家5A级基金会之一，并两次获得中华慈善奖。在吃螃蟹者王汝鹏手中，红基会开创性地设立了头牌公益项目“小天使计划”，首次引入审计人员入会，首次创设5·12项目招标。赫赫有名的红基会因此备受社会关注，其发展也突飞猛进。
但凡创新必然面对风险。徐永光笑谈，公益机构所做的事情就是今日天堂明日地狱的事情，九十年代希望工程所发生的诉讼事件让徐永光发出了“砍头也不干了”的感慨。红基会当然也会面临许多风险，比如说最近发生的马书军事件。
苦恼于是在所难免，这苦恼包括机构如何壮大的苦恼、筹款的苦恼、项目设计的苦恼、善款如何最有效拨付的苦恼等等，而公信力维护的苦恼无疑是最重要的。
7月2日召开的红基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无疑仍是存在苦恼的会议。尽管社会会抱以爱护和保护公益机构发展的心态来支持慈善事业，但是如何让慈善文化健康、如何让机构公信力岿然永立始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难题，实现它们需要不断试验创新。
归结来说，吃社会监督引入慈善机构这样的“螃蟹”，红基会面临两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难题：一个是社会监督如何落地的难题；另一个则是机构创新如何跟领域创新衔接的难题。
社会监督委员成员《新华每日电讯》副总编辑方立新忠告，社会监督在社会领域并没有成功的先例。红基会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并不是想成立慈善机构的反对派，而是推动红基会提升自律、协助红基会自我修正。社会监督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需要缩短与现实操作之间的距离。
金锦萍则从法律角度提出，红基会必须确定社会监督委员会在红基会中的定位问题，需要理清其与理事会、监事会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事关监督委的独立性、社会性。
而从具体职能来说，监督委与监事会的职责应该区别，监督委委员与巡视员的各自工作细节与工作方式也应该明确。
这些问题都需要王汝鹏具体落实解决，更大的苦恼则是第二个。因为公益组织是进行社会创新的，加之慈善领域并没有类似的制度，因此对完善慈善制度抱有急切愿望的学界及公益界人士很容易把红基会的创新看作是整个NGO领域的创举和贡献。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用简洁的话来形容这个问题——“自己的事情和社会的事情”。
郑远长表示，中国慈善界缺乏的不单单是社会监督的问题，也不是职责及定位边界问题，而是缺乏一整套标准体系来规范慈善事业发展。中国慈善事业需要借鉴一些国际标准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细节化，这个工作必须尽快立项开发。
“红基会做的工作正是民政部门正准备做的工作。”郑远长说，在捐款管理、拨付、反馈等环节，缺乏的是详实有效的手段和方式，正是这些细微的东西在影响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如果这些环节能够探索出来一套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并形诸制度，那么对整个慈善行业来说无疑是大的进步。
因此，红基会的实验既是自己的事情，也是社会的事情。
起点在细微处
也许红基会不用考虑自己走过的路其他机构可以照此办理这样的事情，它只需要踏踏实实满足自身需要就是良好开端。
马书军事件是两年时间无人察觉尔后通过一个受助者家长的询问获知并公开的，这就表明社会监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慈善事业运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足和漏洞，今后仍然会出现不足和漏洞，社会监督委员会的职能并不仅仅是挑毛病，但是社会监督委员会的主要使命依然是从第三方的角度对红基会实施的项目进行监督，促进红基会实现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工作目标。”王汝鹏的期望直接而迫切。
基于此，红基会设计的工作计划显得务实而有效。红基会副秘书长刘选国提请表态的工作计划让社会监督这个美好的事情落了地，监督委成立后，红基会将在7月对监督巡视员进行集中的业务知识培训，提升监督巡视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在组织监督巡视计划方面，监督委将对灾后重建项目进行监督巡视，其中包括通过地方红十字会实施的灾后重建项目和面向全国NGO进行公开招标实施的16个灾后重建项目。其次是针对“红十字天使计划”实施的大病救助项目及定点医院项目进行监督巡视，并对专项基金救助的部分患儿进行回访，调查项目的实施情况、救助效果和社会影响。同时还对“博爱助学计划”援建的博爱中小学、红十字书库项目进行监督巡视，监查其建设、管理、运行及社会受益情况。
具体的落地计划还包括一系列社会监督策划活动，这些尝试都将充实社会监督的具体内容。其中包括“灾后重建项目监督行”、开展“社会监督日”、对“小天使基金”进行绩效评估等。
社会监督做到这一步并非终点，红基会的探索仍在继续，也许相应的网络监督投诉办法、群众信访等手段都需要逐步开展，并与已经具备的经验相融合，才能实现社会监督的成功。而对于慈善领域来说，社会监督不仅仅是一个机构公信力实现的工具，它更是慈善文化的普及推动者、慈善制度成型完备的塑造者，如此，红基会的实验功不可没。
事件回顾：
小天使基金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于2005年成立的专项基金，负责资助家庭困难的白血病患儿进行治疗。
今年5月20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表声明称，4月下旬，红基会“小天使基金”办公室在对受助白血病患儿家长电话回访时发现，受助资金在家长接收前均出现部分或全部截留。最终调查发现，“小天使基金”志愿者马书军，一位曾受到资助过的患儿家长，利用自己的名气和影响，以帮助其他患儿家长代表申请基金的方式，让患儿家长去办好了银行卡并把卡及密码交到他手中，从而对部分资助款进行截留挪用。
5月26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证实，一度以“行乞救儿”出名的红基会志愿者马书军涉嫌截留红基会“小天使基金”善款30.75万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介绍，马书军也曾受惠红基会“小天使基金”，其涉嫌以帮助其他患儿家长代办申请“小天使基金”的方式，骗取患儿家长信任，办理银行账号。在患儿银行账号获得资助后，马书军只将部分资助款分给患儿家长，其余款项截留挪用。
5月27日，马书军来到北京东城公安分局，投案自首，目前处于已经取保候审。
马书军事件之后，6月1日，中国红基会公开表示，将进一步规范志愿者的招募和使用。
此前，无论是哪种志愿者，基本上都是到各地红基会申请即可，稍有不同的是，“专职志愿者”“入职前”可能会填写一张登记表，而普通志愿者通常只是“说一声就行”。
6月1日，中国红基会声明称，凡愿意为红基会提供志愿服务的志愿者，都要签署志愿服务协议，明确服务的时间、地域范围、工作内容及相关的职责和义务等。”而事实上，在规范志愿者身份的同时，中国红基会面临的另一个窘境是，从去年开始因没有“专职志愿者”等原因，“小天使基金”迄今未能募到一笔大的款项。
6月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宣布，为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信力，将成立由各界人士参与的社会监督委员会，对红基会实施的所有公益项目进行跟踪监督，防止有不法分子利用基金资助项目诈骗钱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