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消息。12月1日媒体刚刚披露,国家民政部已考虑调整非政府组织注册的相关法规,以便广大非政府组织注册,继而获得合法身份。但次日即获回应,称此消息并非正式渠道发布,目前尚难确认。
一个并非正式的消息,竟能马上轰动,各大网站争相转载,这个现象颇意味深长。不妨把这看做测试公众情绪的一个晴雨表。非政府组织的注册壁垒,进而,非政府组织的整个生存状态,此类话题在公共议程中地位之重要,至此已烘托得淋漓尽致。
这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基本矛盾,即社会的公益需求与我们的制度环境所可能提供的公益空间,二者有着巨大的落差。就像公众的精神文化消费往往遭遇人为抑制,文化产业因而长期委顿一样,公众对于公益、对于公共生活不断增长的需求也不能尽情舒展,直接导致了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复杂命运。
曾经有那么一个瞬间,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喷薄而出,那就是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国非政府组织争相救援灾区,对灾区的稳定和逐步康复,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本来让人看到了希望。这或许可以是中国公民社会走向阳光化制度化的契机?或许是历史对于苦难的中国人民的一个补偿?但很遗憾,公众的这个强烈期盼后来并没有能够落地。大难过后,非政府组织从汶川灾区全面撤出,一切渐归沉寂,一切似乎都回到常态。
中国人本不缺乏爱心。汶川大地震中民间力量井喷般的爆发,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仅有民间的爱心冲动是不够的,仅有民间的公益资源是不够的。就像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服务一样,民间社会的成长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也需要制度上的基础设施来对接,来配合。这种对接的艰难,配合的艰难,正是中国民间社会尤其是非政府组织最大的困扰。民间有爱心,制度缺出口,已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致命瓶颈。投入公益事业应该是一个愉悦的过程,一个自我满足的过程。惟其如此,才能激发更多的爱心,才能带动更多的公益资源,公益事业才会越做越大。但如果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做好事的制度成本,投入公益事业的制度成本过于昂贵,以致超出普通人的承受限度,就不免人皆视为畏途。这种背景下来谈让世界充满爱,岂非缘木求鱼?社会走向冷漠自是势所必然。
以老吾老人之老,幼吾幼人之幼的伟大人文传统,以中国已经拥有的物质力量,中国本不难在社会发展方面急起直追。现实却难以让人乐观。不能不承认,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迄今仍在幼稚状态,仿佛1980年代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阶段,大多还停留于作坊水平。遑论赶超先行国家,就连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中国的民间力量尤其非政府组织也大为逊色。不能不承认,跟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相比,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的分量相比,中国民间力量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水平,亦即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实在太不相称了。
非政府组织的这种幼稚状态折射着公益的贫困和爱的贫困。而要在这方面逐渐脱贫,制度变革无疑是当务之急。至少,一个把几乎百分之九十的草根NGO关在门外的注册制度,一个让几乎百分之九十的草根NGO不能不为合法名分而苦苦挣扎的注册制度,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常的。如何以制度变革加大对内开放即向自己的人民开放的力度,给公益多一些出口,给爱多一些机会,这已经是中国社会发展绕不开的坎。国家民政部调整非政府组织注册的相关法规的传言之所以耸动一时,正反映了公众在这方面的普遍关注和普遍焦虑。民意沸腾,压力或者说动力强劲,当道诸公何妨顺水推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