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消费在我国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中处于相对弱势的“短腿”地位。倚重投资和外贸拉动的国民经济运行轨道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下提早出现了严重变形，重视消费、启动消费、扩内需在此非常时期就显得格外重要，其中有着7亿多人口的中国广大农村市场自然成为政府布政和商家紧盯的领域。然而，在政府的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能量释放之后，具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农村是否具有与此潜力相当的消费实力？
东中西消费不均衡
73岁的周勤是河南省南阳市下辖的某村村民。靠着自种的两亩地、一片杨树林，还有子女的赡养费，周勤每年有4000多元的收入，用他的话来说：“没啥大病的话，日子倒也安稳”。
当政府家电下乡、汽摩下乡的政策相继出台后，村里一些人纷纷去买中标的彩电、冰箱、摩托车和轻型卡车，而周勤依旧守着自己那台破旧的、时不时冒出雪花需要墩两下才出图像的17寸小彩电，那还是十年前儿子买了新彩电后淘汰的旧彩电。周勤说，他只看新闻联播，图像出“雪花”时还能听新闻。
村里其他人去旧迎新、购置新家电，周勤一点也不眼气。周勤觉得家里那台本土的“星星”牌洗衣机“操作简单”、“甩劲大”、“用着得劲”。
“都是娶媳妇嫁姑娘才添置新家电；也有的是城里有生意要送货，人家才买卡车摩托车，像我这样的老头子，儿女都在城里，每天除了上地里转上半天之外没别的事，没必要购置新家电。”周勤还说，村里40多户人家中购置新家电的不超过7家，其中大部分都是冰箱。
陆有德是江苏南通市下辖的某乡村民，他在家电下乡政策出台前给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女儿买了部2000多元的三星手机，在家电下乡政策出台后又给家里换了一台创维彩电。对于在上海打工的陆有德来说，一个月5千多元收入，再加上妻子在家务农兼做小生意，平均每月有1万多元的收入。家里冰箱冰柜早就有了，女儿也有了笔记本电脑，陆有德正琢磨着给妻子买一台液晶电脑。“即使没有政策出台我们也准备买，做生意需要信息。”陆的女儿则说，长三角很多农民的收入都比他们高，很多邻居的家电都是东芝、夏普等外资名牌。
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秘书长高向军从事基层工作15年。她对记者说，家电下乡等促消费政策出台后，在仪陇县的村民中确实掀起了一股家电购买热潮。但高向军认为，有的东部省份村民收入很高，向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看齐早已不是奢望，有的村民甚至可以盖豪宅、开名车。而与东部富裕的乡村不同，年均收入只有三四千元的西部村民其实拿不出多余的闲钱来消费。“差不多1/3的钱拿出去买了家电，剩下的钱还要用于购买扩大再生产的种子化肥，还要供子女上学、养老、防大病，村民肯定会捂紧钱袋。”
仅以购买家电为例，根据苏宁电器发布的《2009年中国家电下乡发展研究报告》，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存在着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比例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高收入段（1万元以上）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在收入上的差距并不是很大。这表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家电市场发展较快，各类家电普及率相对较高，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家电市场发展相对缓慢，各类家电的普及率相对较低。
社会组织盘活乡村经济
9月4日，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作为“公平发展、公共治理”项目的政府执行机构与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在北京联合举办主题为“社会组织与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论坛由“公平发展、公共治理”项目办公室和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承办。
来自民政部、农业部的政府官员、欧盟驻华代表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代表、社会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的代表等各方专业人士约120人出席了论坛，并围绕社会组织在参与当代农村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和面临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重点落在促农民增收的方式及农村金融等领域。这对加快新农村建设、扩内需促消费来说，重要性堪比“造血”。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多年来一直在农村从事农民的合作社、老年协会、妇女协会等工作，在农村中发展草根组织，形成弱者的自我联合和自我扶权。目前，温铁军正在从事CSA、做市民合作社的项目，即把市民的合作社和农民的合作社对接。据温铁军介绍，项目在于帮助农业直接进入第三产业，获得超过第二产业的要素、重新定价收益。
“向第三产业过渡会有相对增值的收益，所以传统农业在第一产业领域中无论怎样推进规模化也很难真正形成农民收入的增长、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农业产业化使农业做第二产业，这带来了第二产业要素的重新定价，会带来一定收益，但这主要是产业资本的收益，并不是农民的收入。如果能够直接跟第三产业结合，在合作的情况下结合第三产业，它可能会使农民的收益有所增加。”温铁军在论坛上如是说。
温铁军认为，不论在何种体制下，只要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都会导致农业三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净流出，就会导致“三农”问题的发生。世界上任何经济领域，只要它的要素净流出都会导致该领域的衰败，所以泛政治化地讨论这些问题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高向军也认为，社会组织在盘活农村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和重要作用：“村委会主要服务于公共事务，而社会组织是民有、民享，与其增收直接挂钩，更能激发农民积极参与的热情。”
目前世界上的农业发展有三种不同模式，一种是美加模式，靠规模增加创造绝对地租的增加，来支付资本深化、也就是资本化农业的需求。“这在大多数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靠规模经营产生收益的国家不超过10个，而且都是靠殖民地来形成农业规模资源，不是靠市场。”温铁军说。
第二类是欧盟农业，即“市民化农业”，60%以上的农业经营者不是农民，而是市民，或者叫做城市中下等的中产阶级，他们带来了绿色运动、带来了有机消费，也就促进了农村中的绿色运动和有机消费的结合。
第三类是日韩模式：严禁外部体制进入，把所产生的相关收益都留给农民，以此保证农民的收入水平超过社会平均收入。“前50年，中国一直都试图按照前苏联和美国模式，带来了很多成绩，当然也有很多教训。”温铁军说。
温铁军建议，搞合作社首先应进入的是购销领域。“我们尤其不主张农民办合作社去发展生产。世界上搞生产的农民合作社95%以上是失败的，搞购销、搞金融尽管也有风险但会小得多。”
“要建立合作社，最低的进入成本应该是推进社会性协会组织，因为农村中最大的弱势群体是老人和妇女，建立妇女协会和老人协会虽然是社会性的组织，但同时也是有利于和谐社会的组织。”温铁军举例道，早期他们发动合作社，组织青年学生作为志愿者下乡，开展青年支援者、青年知识分子和农民‘三结合’的培训，“这样有利于发动农民。”
欲取先予 农村的现实消费力到底有多大？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室副所长杜晓山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直言：“回答这个问题有点困难。”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来看看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
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000万人（也有称23500万人）降到2007年的1000多万，目前只占农村人口总数的不到2%。
联合国在2008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中称，中国的扶贫是相当成功的，提前实现了贫困人口和绝对人口减半的目标。来自世界银行2008年的数据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脱贫事业的成就60%以上来自中国。
2009年，中国扶贫标准提高到人均1196元。2007年中国的扶贫标准贫困线有两条，一条是1986年制定的绝对贫困标准，把1985年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6元的农村人口定为贫困对象，绝对贫困人口1.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4.8%。后来有所调整，到2007年调为785元，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1479万占农村总人口的1.6%。
2000年制定的低收入标准，也就是第二条贫困线标准为人均收入在865元以下，低收入人口和绝对贫困人口为6213万。到2007年年底时，低收入标准调整为1067元，低收入人口减少到2841万人。
2008年年底时，国家根据现实情况，宣布把两个标准合二为一，按1196元的新扶贫标准测算，这样到2008年年底低收入人口和绝对贫困人口有4007万人，比原来两条线人口的贫困数字还要再高一点。
按照世界银行根据2005年新计算的购买力评价和一天1.25美元新的贫困线估计，中国的贫困人口在2005年发生率还在15%。
中国目前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按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的贫困线标准大体是要高于一天2美元的标准。而按此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在2005年还有4.6亿，贫困发生率在36%。虽然近几年来，中国贫困人口仍在不断下降，但可以肯定的是，贫困人口的总数仍维持在比较大的规模。
再看看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
2008年，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比为1：3.33，即城市人均收入1.5万元，农村只有4700多元。“这种收入水平的消费能力极其有限，除非东西坏了才会去消费。农民的这点钱主要用于基本的生活和简单再生产，连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还不能全部满足，而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更大。”杜晓山指出：“如果收入比不是1：3.33，而是恢复到改革开放后1983年到1985年的水平，即1：2.6，也是我们国家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时候，那么农民的消费水平就会大幅增加，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扩大一倍。”
据社科院的调查，随着经济的复苏，被金融危机冲击下岗的2000万农民工绝大部分已返回到城里打工，留在家乡的仅为少数（统计数据尚不精确）。外出打工农民的收入虽然与城市产业工人有一定差距，但仍远高于其在乡不务工时的收入，重获工作的农民工群体可以带动消费。
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60%~70%，而消费总额在全国占比只有30%多。杜晓山认为，中西部农民在2006年左右才基本实现小康，手里的钱实际上已经消费得差不多了。
农民储蓄金额占全国储蓄的比率也很低。
现实中，农民手头的这点钱还要承担备用子女教育、养老以及突发事件，需要防范风险。“要扩大消费，只有增加农民收入。”杜晓山强调。
将所有事实罗列出来，杜晓山判断，农村的现实消费潜力极为有限。“我国农村人口多、基数高，现在的生活水平低，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消费市场，但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是不同的概念。”
合作金融应破土先行
许多专家认为，农民增收首先应从农村金融破土。因为国家的一系列刺激消费和补贴政策对农民来说只能短期收益，如何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从制度上保障增加农民收入才是长远之计。
中国的农村资金处于流出状态。虽然国家正在增加对农村投入的分量和比例，但增长依旧缓慢，为农村投放的财政支持只占国家财政的10%左右。
财政投入后，金融机构又吸储，所以钱依然没能留在农村，相当一部分又输送回城市、用于城市建设。
“一方面对落后地区投入的量很小，一方面又吸走现有资金，这是不正常的，缺乏资金，劳动力和土地在外流，农村无法在缺乏三要素的状态下发展。土地要流出一部分，但须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劳动力流出是正常的现象，但资金流出是不正常的现象。”杜晓山说，小额信贷和合作金融实际上起到了把资金留住的作用。
“小额信贷只是扶贫工作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也是在全世界大规模普遍推广的方式，中国政府现在也非常鼓励推行小额信贷扶贫和农村发展。”杜晓山说。
目前从国际、国内状况来看，小额信贷分两种性质，一种是公益性小额信贷，也就是有国家和外援的补贴。
另一种是按照市场化、企业化管理的模式来运作的商业性小额信贷。企业化管理运作是目前的主流模式，它也分成专门针对穷人的和针对小企业以下的中低等用户的小额信贷。不管是公益的还是商业的，这两种小额信贷方式都要求机构本身和服务对象能够可持续发展。
中国小额信贷的实践，大体有11种形式。第一种是非政府组织，也就是NGO公益性小额信贷；第二种是农行开展的小额信贷；第三种是农信社开展的小额信贷；第四种是城市商业银行和担保公司开展的小额信贷；第五种是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叫小额贷款公司）；第六种是村镇银行开展的小额信贷；第七种是农村资金互助小额信贷；第八种是银行派生的贷款公司；第九种是农村的金融机构发展的扶贫贴息小额信贷；第十种是邮政储蓄银行开展的小额信贷；第十一种是商业银行在城市和农村开展的微型贷款。
从小额信贷机构内部结构上来分析，商业性也叫制度主义小额信贷占主体，补贴、福利性的小额信贷量小、处于非主流地位。商业性小额信贷在针对弱势群体的贷款中又是少数。
目前，主要是农信社的小额贷款占主流，新增主力军可能是农行和邮政储蓄。新兴的金融机构例如小额信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会加入进来，但是从实力和总量上来看，近期不会成为主体。
公益性小额贷款主要是NGO等社会组织发起和运作的，资金规模多则1000万，少则100万甚至几百万；另一类是农村资金互助社，分村级和乡级两类。
这些合作金融区别于商业和政策性金融。合作经济的基本理念是民有、民管、民享，合作经济在金融领域上表现就被称为“合作金融”。合作金融是其他经济组织形态最基本、最有活力的部分，从国际国内、历史现实来看，是合作经济的纽带和核心，合作经济的发展与合作金融本身发展是否健全有着直接的、根本性的关系。
银监会2006年宣布在贫困地区开展合作金融的村级资金互助社试点，2007年初出台了正式的指导意见以及管理细则，当时注册的只有11家，没有注册的有4000多家，今年要在全国发展1000多个村。
从整个金融体系来说，十一类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总量占比极其有限，800多个小额信贷公司，总量至多达几百亿，对农户贷款为2万亿，而全国贷款总额乃几十万亿。“小额信贷在全国的金融体系里只是一个补充，像鲶鱼一样，起到搅动、激活一盘死水的作用。”杜晓山如是表示。
杜晓山透露，从社科院所做的全国小额信贷调查来看，小额信贷包括互助资金赚钱盈利的占全部机构和人员的80%，不赔不赚的占10%，亏本的占10%。“投资总是有风险的，10%的失败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杜晓山说。
小额借贷在国际上有三种模式，有小组借贷，个人借贷，村基金、村银行，其作用在于促进农民增收和增强凝聚力。一个普通农民到银行贷款，首先要看服务对象是否是针对自己，其次需要抵押担保，如果没有抵押担保，需要找“五户联保”，这是目前我国合作金融比较先进的一种形式。“但通过内部的信誉担保，不需要抵押担保，不需要多跑路途就能解决扩大再生产和消费所需的资金问题。”杜晓山认为，国家政策应该更多地向小额信贷和小额保险以及微型金融倾斜。
“中国的小额信贷发展比发达国家晚20年，政策法规和发展完善程度相对不健全，我国应该充分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对不同的小额信贷机构实施不同的政策，而不是一刀切。”
杜晓山说，公益性小额信贷的发展目前存在三方面问题：合法性、资金来源、人才缺乏。“这些机构目前非常努力地在工作，但现有的外部环境并不完全适宜其生存发展。就像一个新兴产业一样，在公益性小额信贷的发展初期，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和帮扶。”
杜晓山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应有明确的、具体的政策和法规，给予试点地区之外的小额信贷以及农村资金互助组以合法地位，例如放开只放贷不吸储的机构让其开展业务，在解决其资金来源问题上，可以制定标准、让银行为符合条件的机构融资，比如是否具有社会效应、是否针对中低客户，还贷率是否合理、自负盈亏状况是否良好，财务指标和内控机制是否健全等，如果符合标准就给予大力支持，在合适的范围内发放资金、给予免税支持。“有了合法地位和资金来源之后，人才自会聚集，农村金融的活力也顺应就被激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