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国际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
17位律师、学者等呼吁填补中国精神科医师职业伦理空白
精神病学滥用现象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9月1日至5日，“2010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国际大会”在京召开，这是中国首次承办世界级精神卫生学术会议。会议首日（9月1日），包括律师、大学教授、社会工作者、公共卫生工作者以及滥用精神病医学受害者共17名业外人士向大会主办方之一的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以及19位业内参会专家发出呼吁，要求尽快落实世界精神病学会关于职业伦理标准的《马德里宣言》，填补中国精神科医师职业伦理空白，消除精神病学被滥用现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但精神卫生发展相对滞后。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精神病学被滥用。
“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一些精神科医师漠视精神病人的权益，更有甚者，把非自愿住院及治疗视为普通消费行为，对付款人或送治人负责，视付款人为服务对象，而不对病患者负责，从而出现了‘孙法武案’、‘何锦荣案’、‘邹宜均案’、‘徐林东案’等诸多匪夷所思、触目惊心的个案。”
黄雪涛律师是本次呼吁的发起人之一。从2006年介入邹宜均案以来，她一直关注精神病人权利议题及精神卫生制度改革。
我国精神病医学伦理规范一片空白的现象，令黄律师感到非常忧虑：“在复杂的利益冲突中，缺乏正确的职业伦理指引，精神病医学极容易被滥用，医生们做了坏事而不自知。而一旦滥用，不仅受害者得额公民权利被严重践踏，个别精神科医师自己不知道错在哪里。不仅是个别医生的职业风险，还严重败坏了中国精神科医学的行业形象。大家都是受害者。”
“精神病医学在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也曾经走过弯路，也曾出现过践踏公民权利的恶性事件，因此WPA总结了很多宝贵经验，成为全世界精神科医生的职业行为指南，比如，如何尊重精神病知情同意权、自主权、隐私权，如何处理医生的双重责任，《马德里宣言》都做出清晰指引。但很遗憾，我所接触到的精神病滥用个案中，很多医生恰恰违背了这些职业行为规范。”黄律师如是说。
由于精神病学被滥用，一些精神科医师也成为了受害者。本次大会的参会专家之一、国内知名的精神病专家、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纪术茂教授就曾因为给有关领导写信反映问题，被自家医院定性为精神病患者，并写在了该院回复给上级部门的文件上。而该文件认定精神病的依据，竟然是另一名精神病医生的几句私下闲聊。
“纪教授的遭遇说明，如果精神病学滥用得不到有效抑制，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张赞宁说，“我们呼吁填补中国精神科医师职业伦理空白，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精神病人的权益，也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权益。”
19名参会专家收到呼吁信精神病人首次发出自己声音
为了制止精神病医学的滥用，17名业外人士联合发出了《关于落实WPA〈马德里宣言〉、填补中国精神科医生职业伦理空白的呼吁》。这些来自精神病医学行业以外的人士既有大学教授，又有社会工作者，既有曾经代理过精神病人权益案子的律师，又有滥用精神病医学受害者。
据悉，这份共同呼吁已经在大会首日寄往国际会议中心和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而且，参加本次大会的19名参会专家都将通过电子邮件或特快专递收到该呼吁信。
李仁兵律师，曾经代理多起精神病人权益案件，其中之一是北京工程师陈淼盛被工作单位强制关进回龙观医院直至去世。“陈淼盛一案令我印象深刻，当时北京回龙观医院拒绝陈淼盛的亲属将其接回家中，理由是谁接谁送：因为人是单位送进来的，所以没有单位的同意，任何人都无法领他出院。”李仁兵律师感叹道，“我国精神科医生的职业伦理问题绝不能再拖。这么严重的问题，应当引起本次参会专家的足够重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精神病人权利首次集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所有呼吁者中，滥用精神病医学受害者所占比例接近三分之一。他们顶着或曾经顶着精神病人的帽子，不仅代言精神病人权利，更代言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滥用精神病医学受害者郭俊梅说：“我们呼吁精神科医师的增强职业伦理规范，希望不要有人再重复我们的不幸遭遇。”
“在精神卫生领域，精神病人一直没有话语权。不管是精神卫生立法，还是在医患关系中，精神病人群体集体沉默”，因帮助邻居起诉当地镇政府而被关进精神病院六年半的徐林东的代理律师常伯阳律师说，“这次有这么多的精神病医学滥用的受害者主动站出来呼吁，说明精神病人开始参与到到精神卫生的宏观博弈中来，这有助于推动医患双方的利益平衡，扭转只谈医疗技术不谈病人权益的现状。”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精神科医生职业伦理 要求精神科医生加强行业自律
由于本次大会是中国首次承办的世界级精神卫生学术会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而最近几年来屡见报端的精神病学滥用现象，早已引起了社会的一波又一波的讨论。要求精神科医生加强行业自律，成了社会的共同需求。
“精神科医生的职业伦理是一个强者的行业自律问题，精神科医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与此同时，社会广泛的参与也十分重要，尤其是精神病人群体和法律人的参与”，黄雪涛律师说。
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中心研究员、公共卫生社会工作者陆军表示：“精神科医生比其他行业更需要有一套自己的职业伦理规范。一方面可以起到职业伦理指引作用，减少类似不良现象的发生，降低职业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增强精神科医师对自身行业的认同感，提升社会对精神科医学的信心。”
长年从事反歧视工作的北京益仁平中心总协调人于方强则指出，精神病学的滥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和医学界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和排斥，必须予以纠正。在当前我国《精神卫生法》还未出台，行业缺乏有效法律监管这一前提下，毫不迟疑地落实《马德里宣言》的意义就显得十分重要。（完）
北京：青年表演行为艺术质疑精神病医生为谋财滥扣“精神病”帽子
9月2日上午，几名青年在国家会议中心前的广场上表演了一个行为艺术：一名精神病学医生一手收取钱财，一手挥舞“精神病”的大帽子，扣在无辜者的头上。据行为艺术策划者之一小黄介绍，他们之所以表演这个行为艺术，是为了质疑当前一些精神病学医生为了经济利益而随意给普通人扣“精神病”帽子的做法。
小黄从事的是法律工作，近年来，“邹宜均案”、“何锦荣案”等案件中正常人因普通民事纠纷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现象引起了她的关注。“这类案件中，之所以普通人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并且长期无法出院，主要原因就是精神病学医生只对出钱送治的人负责，而不是对被送治的人负责”，小黄解释道，“也就是说，谁出钱，谁就能决定被送进去的人能否出院、何时出院。一些精神病学医生的做法，简直就是在利用精神病学诊治权来谋取钱财”，小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