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现场热烈讨论中，从左至右分别为刘明胜、李亚鹏、王汝鹏、付小明。 王磊 摄
很长一段时间内，官方认可的几大基金会一直是我国公益事业的支柱力量，希望工程、母亲水窖等有影响力的公益项目也多是由他们发起并实施。然而近年来，随着草根NGO的兴起，这些大基金会的“官方”背景突然成为了人们关注、讨论的话题。如何看待这些官方认可的基金会，“官方”背景是否对他们的公益行为带来影响？本期公益演播室，主持人和三位嘉宾针对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
本期嘉宾
王汝鹏：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曾任中国红基会秘书长、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办公室主任，1990年开始公益事业。
李亚鹏：演员、慈善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嫣然天使基金会主任、义工。自2006年创立嫣然天使基金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2009年嫣然天使基金获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付小明：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副总裁，从事企业公益事业17年，主持建立了强生“关爱老年人爱心专线”，专注于中国老年群体心理健康。
主持人
刘明胜：《京华时报》副总编，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期致力于公益事业，策划了京华希望小学、京华博爱卫生院、京华公益书架等多个公益项目。
本期公益演播室将于今日8时在京华网视频频道（http://v.jinghua.cn/）上线。
讨论 1 “官方”NGO透明度遭疑
主持人：个人做公益很容易得到大众的宽容和理解，但为什么大家对官方认可的基金会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有这么多质疑？
王汝鹏：扩大传播消除质疑
王汝鹏秘书长对透明度很烦恼。他举例说，汶川地震时，红基会实现了捐赠人的捐款能在网上直接查询，并能把捐款人捐赠的资金和所捐建项目一一对应。“我们自己觉得挺透明的，可仍然有人批评我们不透明，所以有时我们也烦恼。”王汝鹏说，但他又理解公众，毕竟这些信息是通过红十字会自己的渠道发布的，传播面有限，那些没有看到这些信息的人确实是不知道的。王汝鹏说，如何扩大传播面是公益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只有通过扩大传播面，才能推进公益机构的透明性，消除质疑。
李亚鹏：媒体引导也有关系
李亚鹏认为现有官方基金会大部分透明度都是较高的，“不是透明做得不好，很多对透明的质疑也与大环境有关，比如媒体的引导和判断，凡是质疑的报道就能够得到显著的版面、位置，而基金会一些公开、审计的信息却往往得不到媒体的支持。”李亚鹏希望社会各界在质疑前一定先有调查，“网站数据公布是公开的，如果你真正有心关注，想要获取这些信息，是完全可以获取到的。”
讨论2 “官方”公益组织为何受排斥
主持人：官方认可的公益组织在对外合作的时候，有遇到过不信任、甚至是排斥的情况么？
付小明：外国人不信任“官方”公益组织
付小明副总裁先后在政府部门和外资企业工作过，曾代表国家管理国外的基金，也曾代表外企在中国贫困地区从事公益。对于中外在慈善理念上的差异，乃至国外公益组织对中国公益组织的偏见，付小明深有体会。
付小明说，大多数外国股东或是外国公益组织都对中国的官方公益机构和基金会持怀疑态度。“所谓‘官方’公益组织，就是被政府认可而获得登记注册的NGO。”而对众多尚未注册或未受官方认可的草根NGO，外国人反而觉得很可信。因此必须花费很多成本去教育外国股东，通过和政府或更多的官方公益组织合作，才会更有效率地开展公益事业。
李亚鹏：不了解才存在偏见
李亚鹏也对此深有同感。“很多外国慈善机构和嫣然联络过，说嫣然做得不错，效率很高，但你也是红十字基金会的，是官方背景的，所以我对你们的资助还是要考察。”李亚鹏无奈地表示，嫣然基金的平均手术费用在每个医疗基金里是最低的，而且监管很严格，花每一分钱要四五个人审批。
李亚鹏也承认国内一些公益机构确实存在信誉方面的问题，但大部分官方基金会的信誉度确实要比草根NGO要高，但是国外对此了解较少，存在偏见，也影响到中外公益事业的合作。李亚鹏说，对于他的嫣然基金来说，与政府部门嫁接对单项基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讨论3 “官方”基金会管理费是否过高
主持人：有个网友提问很尖锐，我们捐了钱，红基会凭啥拿15%管理费？我问他的消息来源，他说是听人说的。
李亚鹏：基金会管理费不会超10%
“红基会管理费从未超过10%，15%的管理费只能说是以讹传讹。”李亚鹏说，这种以讹传讹和中国目前公益知识的普及程度有关，我国法律规定基金会管理费不得超过10%，15%的管理费就违法了。“美国则大不一样，没有对基金会的管理费进行任何限制，只要捐款人认同你的基金，管理费收到90%在法律上也是没问题的。”
李亚鹏说，收取管理费的比例，也和具体项目有关。捐赠一所学校的支出基本都是工程费，管理费用很少；但如果是做医疗救助，比如嫣然的项目，每个孩子的寻找、联络、救助、路费、术后回访都需要钱，这个成本跟其他项目相比就要高一些。
王汝鹏：公益也需要成本考核
王汝鹏以自己亲身经历举例，强调做公益也需要成本核算，管理费就是成本支出。“一个企业家拿出1000万，说要去救助贫困大学生。但他不相信公益机构，于是计划用200万雇一些志愿者去寻找贫困大学生。”王汝鹏说，如果这个项目拿给专业公益机构来做，项目的管理成本不会超过10%，而且能把这事做得很专业，“企业就是专心把企业做好，花200万做成本去找贫困大学生，还不如直接找NGO，光是成本就可以节省出一半来。”王汝鹏也认为，中国的现代公益理念意识需要培育，现代社会的公益结构布局也要培育。
>>精彩观点
关于企业公益
付小明：企业应该大胆去做公益，甚至不用避讳谈企业做慈善是要求投资回报的，只是企业公益的回报是企业的爱心理念、员工的向心力、品牌的美誉度等，而非实质的经济效益。
关于募捐困难
李亚鹏：为了募款，我在飞机上给乘客发劝募信，一个哥们直接把信扔在地上。我把信捡起来，向对方说对不起。如果我代表我个人，也许当时就怒了，但当我代表一个公益机构时，没有理由去愤怒。后来嫣然收到了一笔10万元的匿名捐款，上面写着“对不起”，我想这可能是飞机上那哥们寄来的。
关于草根NGO
付小明：应有更多的NGO能够得到官方认可。草根NGO没法开免税发票，自然也会影响企业的积极性。
>>链接
强生医疗CSR
作为一家医疗保障公司，强生医疗通过整合自己的优势资源：专业医疗知识和员工的专业技能，一直致力于开展企业的公益活动。麦克伯特教授的观念认为：一个企业如果做慈善，应该做它最专业的。在强生，医生的培训教育成为其公益服务的重点项目之一。
强生医疗的公益方向：
(一)关注妇女儿童健康；(二)志愿者服务；(三)医疗教育培训；(四)老年人心理关爱，代表项目是老年人心理危机救助项目。
强生医疗的志愿者：
在1800多名员工的强生医疗公司中，注册志愿者达到1000多，超过员工总数的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