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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儿惨剧其情可悯,救助乏力社会当思

  连日来,东莞母亲韩群凤溺杀脑瘫双胞胎后自杀未遂的案件,成为街头巷尾、互联网内外的讨论焦点。连篇累牍的媒体报道为公众所呈现出来的凄惨,早已超越个案范畴而成为一个群体意象:先天病患所造就的无数残障儿家庭,曾经、正在而且还将继续经历着与韩群凤类似的苦楚,除了不幸的切身体验,几乎无法用语言来精确形容。

  作为母亲的韩群凤,照顾因早产而脑瘫的双胞胎儿子整整13年,放弃工作,倾家荡产,无论怎样试图还原这位母亲这些年的遭遇,可能都无法让公众真正了解和感同身受。2010年11月20日晚,她选择溺毙双子而后服毒自尽,之后的事情,则从此超出私人生活范畴成为一个刑事案件——— 因为儿子死了她却被医生救活。在案件侦查阶段,就有数百村民为韩群凤联名求情,在媒体报道之后更是有数十万网友表达怜悯。从检察院方面也传来消息,精神鉴定表明韩群凤在作案时受到抑郁情绪影响,被认定为限制行为责任能力,或可得到从轻判决。

  个案是否最终能够得到轻判,法律与人情的纠结如何得到妥当解套,有待司法机关的权威判定,舆论与公众似乎都只能静候。倒是本案主审法院的一位法官在其个人微博上的发问让人深思:同情、惋惜、谴责、轻判对于一个只求速死、求死不能的母亲而言,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无法想象,一位可以用13年时间来呵护、照顾自己双胞胎儿子的母亲,在下决心走溺杀这一条路时是怎样的心境?但可以想到的,那一定是一个母亲所有希望的崩溃边缘——— 曾经把希望交托给时间,但最终还是时间一点点消磨掉了一个家庭的念想。

  真的,恨不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人有资格去苛责这样一个母亲,而且也不能怪公众把矛头指向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个社会,是应该为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做些什么的,而起码到现在为止,做的实在太少太少。有关“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的感慨与判断,总让人沮丧。政府主管部门乃至整个社会,该承担更多,不能总靠个案的反复刺激才引发社会的一波波讨论:又一个母亲家庭已经崩溃,还有多少家庭在苦苦支撑?

  据当地民政部门表示,东莞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健全”,民政部门也多次对韩群凤伸出援手,但均遭到拒绝。到目前为止,这位母亲缘何选择放弃,似乎只有他人视角的一些揣测,而无法进入这位母亲的内心。但可以肯定的是,13年不愿意放弃治疗的这个苦难的家庭,应当不会舍掉任何一丝可能的希望。在这样一种据说百思仍不得其解的主管部门的推脱中,其实是该多一些反躬自省的:社会救助究竟能给这些家庭提供多少帮助?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韩群凤家的情况月均能享受200元补助,节日还能收到200到500元的慰问金,如果当事人有申请,还可以给予每次1000元的临时救助金。这些被罗列出来的救助,对于一个被重病煎熬十几年、消耗了上百万钱财的家庭而言,除了可能还残存的一点精神抚慰价值,这些微薄的救助款意义究竟有多大?

  诚然,每年的资金投入在不断增加,只要愿意,还可以再援引一些宏大的数据来佐证,比如东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就由该地投资5000多万兴建的十项民心工程之一。确实是有进步的,但对于每一个有救助需求的家庭而言,具象化个案中的社会援手,却为何永远是那么杯水车薪?多加几个参照系之后会发现,广东残疾人事业明显滞后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推而广之,整个国家在社会救助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其重视程度和资金投入程度,可能都与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速不成比例。该做点什么?该多做点什么?帮帮他们!

  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可能越让人觉得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在任何一个趋于成熟的社会治理状态下,对于居民的生存保障都应当是最起码的制度设计。在这样的时候,国家和社会应当有更多的作为,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专门性的社区服务、专业的心理疏导、义工团队乃至NGO的普遍缺位,才让人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无力和挫败。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和成熟应对,一定是各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缺少任何一方都将只能不断遭遇捉襟见肘的窘境。

  慈母溺杀爱子,这样的人伦惨剧,政府与社会不能总是甘于无力的状态,是到了该认真想一想的时候了。因为,这不是偶发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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