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基金也许很快就会从“冻结”走向“解冻”，新闻媒体的报道浅尝辄止，公共论坛的讨论浮皮潦草，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倏忽而逝。结局也许仅仅是：草根组织拿到了比原来更多的钱，其他工作依然外甥打灯笼——照旧。难道果然是这样吗？这仅仅是钱该怎么分的问题？
官方主导的防艾有哪些弊端，何以见得MSM社区组织就足以弥补政府的失灵？和官方主导对应的新理念叫“以社区为主体”，可是这种说法也模棱两可，关键问题在于社区主体要干些什么跟官方理念不一样的事情，这才是资金向草根下沉的关键之关键，若非如此，谁拿的多，谁拿的少，还不是一个鸡巴样。
为啥工人农民没有组织起来，同性恋先组织起来了？在一个鼓励大家看《建党伟业》，但是不鼓励结社的国家里，这真的是个问题，姑且称之为同志优先结社权问题吧。细想想才明白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官方没法全面主导同志领域的防艾，因为找不到同性恋在哪里。于是，如雨后春笋的同志小组弥补了这个政府失灵之处。可以方便的找到干预对象——这是我能想到政府容忍这些小组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
而相当数量的小组满足于这样的办事员工作，成了政府科层制数目字管理的一部分。要发多少套，要抽多少血，要干预多少人，结项报告，公文旅行，什么非政府组织，什么公民社会，明明就是政府的民间分支机构。于是，我们的草根还被我们官方半官方的机构批评能力差，没有资格得到更多的资金。可问题在于，官方希望民间组织能力强吗？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传闻，CDC为对抗当地有一定实力的草根组织而自己组建同志小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同制同。能力差如果和“听话”可以等同的话，那谁希望草根组织能力强呢？大概在争取资源的时候才会以草根能力差为借口，而实际操作时又以“听话”为培养方向。
于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概念呼之欲出，那就是社会学家莫顿所说的批评科层制的“练就的无能”（ trained incapacity）。我们的官方主导的大大小小的能力建设都在做些什么建设，怎么去发套，怎么去抽血，怎么做项目书，怎么管理资金，多少年来陈陈相因。而非政府组织怎么去监督政府，对同性恋、跨性别、性交易、SM、艾滋病人等人群的反歧视、对法律和公共政策中打压易感人群的规定和实践如何进行公共倡导，这些内容付诸阙如。技术培训覆盖一切，有意压制理念提升，这一切使得能力建设变成了能力摧毁。在一次讨论会中，有相关机构回应我的质疑：“CDC是疾病防御机构，你所说的那些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做的了得。”太好了，承认CDC有能力不到之处，不恰好是真正的草根组织用武之地吗？那资金的分配进行再调整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我甚至认为，全球基金在为草根组织争取到更多资源之后，官方所得也应该重新调整，为什么不让公安部参与进来，给他们分钱，让他们组织讨论打击性交易和同志场所对防艾的影响，组织社区组织和公安部门的见面会，互相听听对方的苦衷（经常有人替警察抱屈，说打击“性乱人群”之不得不然）。我隐约觉得公共卫生部门和同性恋的这场缘分改善了他们对同志的态度，而公安部门也需要这样的机会来认识我们，别只打击我们的时候才跟我们见面。
可问题是，草根组织要反省自问，你做了哪些CDC做不了的事情。多少年来的同志防艾多有埋头拉车，少有抬头看路。安全套发放非常重要，至今我仍然觉得发的不够，北京的很多同志场所根本就见不到安全套发放。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安全套的广告倡导。我们在电视上基本看不到安全套广告，遑论男男性爱的安全套意识。《广告法》中禁止性生活用品的广告，于是安全套承受了性的污名；而我们的电视上不允许出现同性恋的信息，（央视翻译I am gonna be lesbian是我开始痛恨男人了）这是同性恋的污名；这双重的污名使得同志小组干预不到的绝大多数人群接受不到性安全的信息。同志防艾经常谈到“知行分离”，意思是知道了安全性知识仍然拒绝戴套，因为防艾小组天天跟套打交道，所以深深折服这一理论，觉得大家知的多，行的少，可是在小组辐射不到的地方，知，仍然还是个问题。我一直以来都想做一个纪录片，拍下来防艾小组发套和宣传的镜头，接着剪接大量的电视报道，安全套成为卖淫嫖娼的证据被大量展现。小组在说安全套如何好，小声的非正式的说，媒体上大声的正式的说安全套如何坏，这样的触目惊心，可以验证我们政府承诺的什么防艾知识普遍可及是如何的可发一笑。在全球基金讨论是否继续支持中国的时候，这不是个重要的需要谈判的问题吗？
说白了，只在公共卫生领域里打转转，草根永远只是专业人员的帮手，而只有把艾滋问题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变成一个弱势人群的权利问题，你，仅仅作为一个无权势无背景的同性恋组织，才可以给那些专业人士上课。“打回原形，你不过是一个同性恋”，别害怕这样的戏仿或自嘲，如果你浸淫于同性恋社群多年，如果你游走于各种渔场，如果你就这样成了一个专业的同性恋，不要害怕，转回头给专家讲讲这些专业的知识，专业的需求，稍加翻译就是专业的权利。这些，官方组织永远做不了，他们或者是良家子弟（妇女），不敢去不屑去你流连的地方，甚至不敢听不屑听，是因为防艾成了工作才不得不放下身段，而这个时候，你要给他们讲的是除了戴套，还有太多太多的需求，他不听，就资金撤出卫生部门不要做了吧。没错，这就是威胁，艾滋病也在威胁我们，不收获到权利的提升，这威胁就会不止。
否则，草根的防艾组织永远摆脱不了这样的讥讽：“你们不是同性恋组织，只是MSM组织”，“你们让大家一提起同性恋就是艾滋病”，“你们只关注同志的下半身，不关注我们的上半身，我们只是追求性快乐的动物吗？”这些批评不乏偏见，下半身比上半身低档本来就是性被污名化的重要思想来源，同志的身份政治可绝不是要成为“我也是有身份的同志”，参差百态，幸福来源，可总有一种思维要把一对一的关系凌驾于性多元之上。所以我对防艾组织的期待绝不是要离开下半身，这本不该是一种“原罪”。但是，我深以为，防艾组织关注的下半身太狭隘了，尽管，当警察在广州骚扰人民公园的同志时，我们有组织挺身而出；当警察在牡丹园带走一百多位同志的时候，也引来了诸多关注，当警察对上海的Q吧进行打压的时候，微薄上也很活跃。可是这些活动，原本是我们那雨后春笋的防艾组织有更大作为的时候。每一次大事件过去之后，我们得到的似乎也只有这一句话的介绍而已，水过地皮干，到底发生了什么，历史在我们身边湮没。我们常常遗憾文革时的同志到底是个什么生活状态不知所踪，可当下我们经历的何尝不会给后代带来一样的遗憾。没有组织去认真的记录这些东西，而这些记录，在当下也有意义，会成为反讽政府积极防艾的“口惠实不至”的资料。这些事件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我期待防艾组织在支持性环境的角度做出回应。或者你会说，没有资源来做这些呀，那要你组织做什么，非政府组织绝不是说谁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基金会有什么项目我就来申请，你要来设置议程，来争取资源的转向，可以问问全球基金有多少钱用在了支持性环境改善和政策、法律倡导上？
我希望来做这样的反思，而不仅仅是媒体说的，这次冻结的焦点是中方认为“社会组织”包括协会、学会、人民团体、社区组织和感染者组织，而“全球基金”认为“社会组织”仅包括社区组织和感染者组织。社会组织经费不低于20%或者什么30%，这些数字化的冰冷异化了艾滋病带来的权利提升机会，似乎成了一场分钱大会，拿了这些钱去做些什么变得不重要了，从来都没有成为大大小小防艾会议上的重点议题。获得在民政部的注册可以加入官方认可的社会组织去争取资源固然也是一个议题，可我知道的是，工商注册的民间组织没准对一些人来说更方便，这简直就是一个隐喻，有多少所谓的非政府组织被认为是一个人的私人企业。非政府没有带来民主、多元、协商、公益主导，而是复制了专制、独断、谋利主导，在一场混乱当中恰好是浑水摸鱼的机会。也因为体制的原因使得NGO领袖的经济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同时付诸缺失，我和一个朋友讨论的结果是，只能归诸于自律。多少年来，权力在这片土地上垄断了一切，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要垄断，于是，当开了一个小空间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非政府组织复制了政府对权利的冷漠，腐败、专断。
也许这才是我们每一个都免不了的原罪，专制的批评者复制了专制的基因于自身。批评者并不免于批评的视野之外，批评政府的NGO没有不被批评的豁免权，我也没有。唯一希望的是，当有了组织之后，我们一起做一些官方做不了的事，做一些没有这些同性恋组织就做不了的事。防艾被异化的一大表现就是拿了多少钱比作了多少事重要，我期待把这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能力强的、得到更多组织支持的同志，首先要做这样的反思。
（上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