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又去了省民政管理局，这已经是第七趟了。跟一位局长聊了一会儿，又跟一个处长演讲了20分钟。这是我的第四次演讲，听众只有一个人。
从科员到科长、到处长、到副局长，再到局长，同性恋亲友会注册的事省民政管理局管民非注册的所有负责人都“过”了一遍。
第一次去，一个年青的科员听说同性恋机构要注册，直呼“太敏感了，没办法”.我跟他演讲了半小时，他说理解，答应把我们注册的资料往上递，他不忘给我打预防针“看领导怎么说了，不要抱太大希望”.第二次去找到了科长，她也说“太敏感，要考虑社会的接受程度”,我跟她演讲了30分钟，她说，“是的，社会要创新”,她也答应帮往上递，后来，处长和一个副局长签了字，说“国家没有法律说同性恋是合法的，暂不注册。”我找到副局长，演讲了25分钟，还讲了我自己的故事、我接触到的同志家人的现状，讲到后来，我自己都激动了，或许打动了副局长，他答应帮我们重新往上递。再后来，我看到了省民政管理局局长的批字“请示民政部办理。”今天，我接到消息说，民政部的人已经口头答复，“无法律说同性恋合法，暂不办理。”我跟他们说，恰恰相反，中国没有一条法律说“同性恋不合法。法无禁止都是合法的”,我也没有看到一条法律说“异性恋是合法的”.如果他们不给注册，请他们给出明确的、书面的答复。而不能“秘密在空气中”。
他们都给我指了另一条路，把“同性恋”三个字拿掉，改成别的什么。“不拿”,我的答复很明确，“我们是为同性恋者的亲友服务的，拿掉了服务对象如何找到我们呢？”其实，让把“同性恋”三个字拿掉，本身就是对同性恋有偏见的表现，否则为什么这三个字不能出现呢？我跟那个处长说，如果你觉得法律上有风险，我们可以组织法律专家来开研讨会，你觉得广东的专家不够有影响，我们可以在北京组织研讨会，请民政部的人也参加。最后，她答应，拿到局会议上再研讨，让我多给她一些时间。
亲友会注册的事已经被拒绝四次了。每次，都起死回生。既然她答应在局会议上研讨，那我就再跟进。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有耐心的一件事。
我觉得注册本身是目的也是手段，能注册成功当然好，不能注册成功，这个过程，也是有益的倡导，对政府部门的人进行同性恋知识教育，就算他们拒绝了亲友会，未来别的机构去注册，相信不需要再像我这样不停的演讲。今天省民政局的一位科长也说，“就算你没有注册成功，我们这里大家都知道你们要注册的事，广东省民政厅的厅长都知道了，现在民政部管民非的局长也知道了。”
我们找了一位省政协委员，希望这位关注公益的委员能帮我们提一个政协提案，他非常热心的帮了忙，但是提案交上去后，并未见相关部门有答复，我们也找了《南方都市报》来关注这个事情，报道并未引起大的反响。
对于同性恋机构来说，注册的路那么遥远，你以为有路，别人也告诉你说路通了，但你找不到路在哪里，像一场迷宫游戏，四面都是镜子，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只能在人为构建的迷宫中转圈。
对于搞环保、教育、抚贫的机构来说，注册就是走程序，而对于同性恋机构来说，注册的关键并不在程序本身，而是在主管注册的人他怎么看这个事，注册的过程更像是反歧视的一个过程。有人说，机构的牌子上写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清楚自己做什么事情。但，牌子上写什么名字有时候又显得非常重要，重要的是允许写这个名字的人，想要写下这个名字的人都对此看得很重要。
略显遗憾的是，我没有把之前几位领导的批示都保留下来，否则，我就把它们全裱起来，挂在亲友会办公室。这是一段历史，一个机构注册的坎坷见证，一个有趣的行为艺术。
8个月过去了。亲友会注册的事依然迷雾重重，这就像你得到消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某个地方了，当你真要去，却突然发现路上到处都是检查通行证的，大部分人都被以各种理由赶了回去。对于相关部门来说，光“修通”了注册的路还不够，如何让路真真通畅起来，而不是梗阻在那里，或许比修路本身更为重要。
对亲友会来说，结果是目的，注册的过程也是。我常常这样安慰焦躁和渐失耐心的自己。
（作者系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 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