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矛盾，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探索新的社会管理之路。广东省日前提出放宽民间组织登记注册门槛的做法，因体现新的社会管理思维而获得大部分舆论支持。
中国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在受访时指出，社会要稳定发展须靠两条腿走路，一条靠非政府组织或社会组织推动社会形成自我治理的秩序，另一条靠政府有意识地“放权”，广东的提法具有创新积极的方向，可以为全国层面的立法提供参考。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则认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率先的，广东社会管理的新思路具有示范意义，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的制度安排。
NGO在中国身份暧昧
长期以来，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在中国身份暧昧，要取得一张“身份证”并不容易。因为当局规定，民间组织在向民政局申请注册时，必须先找到一家“业务主管单位”。但据了解，政府部门一般不愿作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一是无利可图，二是可能给自身带来风险。
所以，大量民间组织因找不到可挂靠的业务主管单位，只能到工商局登记为公司，又或者以“非法组织”的身份活动。
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曾估计，在中国至少有300万个未登记的民间组织，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截至2010年，在民政部门合法注册的社会组织约4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4.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5万个，基金会2600多个。
据熟悉社会组织运作的人士透露，其实只要不越线，即使不注册也可以正常运作，因为官方对民间组织向来采取“不承认、不干预、不取缔”的三不原则。但正式登记注册有利于筹款和取得法律合法性，让民间组织不必“偷偷摸摸”运作，也有助于提升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的稳定性。
对“非法组织”来说，广东日前提出放宽民间组织登记注册门槛或许给它们捎来了好消息。广东政府计划，从明年7月1日起，涉及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社会服务、涉外社会组织等八个类别的非政府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先前的政府部门业务主管单位将改为业务指导单位。
带着镣铐跳舞慢慢也舒服
受访的公民组织人士对广东的做法持谨慎乐观态度，一致认为这是个好趋势，显示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关系是往好的方向发展，有者形容NGO的处境是“带着镣铐跳舞，慢慢也觉得舒服”。
不过，受访的北京民间组织亦能亦行残障研究所创办人之一杨冰（29岁）指出，如果仔细观察，广东当局也只允许那些行业协会、提供公益服务类，社会福利类的民间组织注册，那些推动法治和维权的民间组织并未列入其中，可见完成申请登记对这类比较“敏感”的民间组织来说仍是个禁区。
据了解，官方对民间组织注册的审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民间组织的属性，它所关注的议题是否涉及推动法治和维权等较“敏感”范围，二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否涉及外国资金等等。在中国的民间组织大致分三种，一是有官方背景的NGO，一个是草根NGO，一是境外NGO。境外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要在中国注册最困难，因为它涉及政治合法性问题，即是否政治正确。
现代政治学认为，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共同构成当代社会的三大支柱，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一个有大量社会组织参与的公民社会可以分担社会管理责任，有助于缓解政府的压力，缓和社会矛盾。
但中国官方给外界的印象是，对公民社会采取被动和观望态度，不主动鼓励发展，也不刻意干预，除非NGO越线。
芝加哥大学政治社会学教授赵鼎新上个月在财新峰会分论坛中指出，通过建设公民社会，欧美政府让老百姓通过和利益集团的博弈来解决各种问题，而中国政则是对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要到第一线去处理。
政府看待NGO心情矛盾
2008年被一些中国学者视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因为汶川大地震激发人们的公益志愿精神，社会组织大量涌现，NGO突然从NGO圈子的话语变成了社会话语。据不完全统计，奔赴四川一线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300多家，介入的志愿者达300万人左右。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在2009年发布首部《中国公民社会蓝皮书》认定，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
不过，2009年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经调研后发现，来自无数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捐款，极可能有约80%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这又让人们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从乐观转向悲观。再加上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在今年5月发表文章，强调要防范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让外界揣测中共是否无意让社会有更大的自我发展空间。
贾西津分析说，“政府看待民间组织的心情是矛盾的”，政府希望民间组织提供社会服务，但政府本身却没有很强的动力要改变自身权力结构，可是社会要稳定发展就需要两个思路，“一是通过扶持和发展，让NGO解决社会问题，另一个是政府怎么退，让社会本身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社会走在了政府前头，政府改革滞后于社会需求。贾西津认为，“政府也意识到问题，它要变，但很难迈出制度的变化，走不出来，是个复杂的问题”。
改变来自社会需求
贾西津认为，中国当前的情况和30多年前很相似，是民间的改革创新促使政府将社会的需求变成政策，而一旦政策出现的时候，它将能给社会提供非常巨大的空间。
30年前，经济体制改革给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30年的发展空间。30年后，面对社会矛盾加剧的当下，贾西津认为中国社会需要制度性的变化以创造释放压力的空间，而公民组织作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缓冲，将能起到协调和引导作用。
走上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后，中国不可能倒退到计划经济。汪玉凱强调，公民社会发展的势头起来以后，同样也不可能倒退。不过，他分析说，因为涉及中国体制框架的问题，提供教育、养老等服务性和公益性民间组织的“放开口会大些”，“维权方面的民间组织还是会比较谨慎”，“但整体而言，中国公民社会还是处在进步过程，倒退没有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