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清华大学教授、NGO研究所所长
在拿到《中国NGO口述史》之前，许多名字已经如雷贯耳，梁从诫、梁晓燕，包括这本书的作者王名。
而我更想提及当中讲到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士，她叫肖培琳。“她出身贫寒，早前一直在企业里工作，对NGO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或者公益也几乎没有任何渊源，只是心地善良，看不惯别人的苦日子，总想帮别人一把，总想让别人过得好一些，哪怕自己付出多一些。”她走上了帮助智障群体的公益之路，试图把这个被忽略的群体扶起来，教他们学习、生存与做人。她拿出自己的退休金租房子，日夜和孩子们一起住在铁封的大院里，她把这些孩子们称为“慢飞天使”。
中国的第一代NGO，是一群拿生命做赌注的人，但他们其实都跟肖培琳一样，只是普通人。
我们也关注到武汉本土的NGO，今年68岁的徐大鹏先生，是“自然之友”在武汉的第一批会员，他带领的“绿色希望行动”，如今仍然在给中国各地的偏远乡村带去关于环境的启蒙教育。在采访他的过程当中，电话不停响起，古稀之年，仍然兢兢业业、乐此不疲。在徐大鹏先生的召集下，武汉还有这样一批从事中小学教育的老师，不求回报，默默无闻，奔走在中国乡间。
也还有更多的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
但是一个NGO组织的创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单一的理想主义只会带来昙花一现甚至一事无成，NGO组织的创始人们，必须在组织制度和目标路径方面进行长远的设计，同时，来自法律、政策层面的约束，也让这些行动者如履薄冰。唯有坚持和摸索，用更多的理智和现实逻辑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一个理想主义的实践者，反而需要更多的现实策略。
本期《锐读》周刊关注NGO，分别采访了王名、刘筱红和郭霞，他们都是中国NGO的实践者，我们关注他们的理想与热情，更关注他们的现实智慧。
刘雯/文
【专访王名】 NGO口述史
中国NGO已经过了第一个创业期
锐读：请问您为什么要选择“口述史”的方式做中国NGO的研究？这其中经历的一些过程是怎样的？
王名：口述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新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这是一种正史之外，以个人为主线的研究方法。
我们7年前开始做口述史，当初做这个是因为在有关NGO的访谈和调研中发现，NGO的创业者们的历史都还没写出来，随着他们年岁的增加，很多历史可能就永远流失了。但是他们对于很多创业阶段的记忆还很清晰，只是自己无法把这些写出来，或者是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能力。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很强烈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抢救的工程”，中国NGO已经过了第一个创业期，大多数的初期创业者已退休，他们无法自我呈现，所以我们首先要能把这些保留下来，然后整理出来，最后再出版出来，而且要尽可能快地出版出来。
我们做NGO的研究比较早，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创业者，也积累了很多资料，目前出版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我们想尽可能地做下去。
最初我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讨论过是否按领域、按知名度等等来排序，但是后来发现无法排序，因为这些人中很多都快要去世了，如果我们动作能再快一点，他们就能看到这本书，他们最好能亲自审阅、修改、补充，所以要做好之后尽快拿出来，这是一种对于珍贵历史和记忆的抢救，我们感到很强的历史责任感。
锐读：一般访谈的时间长吗？用口述史的方法进行研究困难吗？
王名：其实访谈的时间并不长，一般访谈两三次，时间在一天至一天半左右，整理出来大概有10多万字。主要是后期整理很难，首先要把口头语言转为书面语言，还要一一核实叙述到的人与事，编写脚注，删除重复的内容等等。
另外，我个人主张口述史要忠实于讲述者，公开出版的文字应具有可读性，否则很难被第三者利用。
王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NGO研究所所长。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国家民政部、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明德公益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中国联合国协会、香港社会救助基金会理事，香港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他们用自己实现梦想的过程书写历史
锐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NGO的？选择研究NGO是您个人的志趣所在还是一种偶然？
王名：我从1998年开始研究NGO的，已经快15年了。一开始只是觉得中国这方面做得太少， 我找不到任何论文和著作，只有1995年世博会的一些新闻报道，不是研究论文。所以一开始只是想知道这个领域到底是怎样的？很多人问我中国有NGO吗？中国不是一个政府国家吗？我后来通过一些调研、访谈，有了确切资料之后，就告诉他们中国不仅有NGO，而且还很多。
我在做了这些调研、访谈的时候，比如和梁从诫先生，濮家駜先生谈完之后，就特别想做口述史，因为觉得这太有意义了，他们谈得很深刻。但是和梁从诫先生谈的时候他是不让录音的，因为上世纪90年代谈NGO还是很敏感的，我记得当时成立了NGO研究所，还有人打电话来问，你们是搞什么反政府组织的？说明很多人还是存在很深的误解。后来不让录音我就拿纸笔记，发现用纸笔又记不完整，就偷偷录音了。这些人的精神，他们的梦想，对梦想的坚持感染了我们。所以用口述史也是一种“把历史还给当事人”的做法，历史不再是历史学家的历史了，不再是英雄的历史了，而是还给了当事人。所以说口述史是革命性的变革，这是它最有意义的地方。他们用自己实现梦想的过程书写历史，而我只是一个媒介，传播出他们自己的历史。
锐读：现在有关NGO的研究应该比当时要热闹多了吧？
王名：现在是蔚然成风，1998年的时候只有1个机构，就是我们在清华的NGO研究所，人也少，就我一个人带着几个学生在做。现在已经有70—80个机构了，分布在全国各个高校里，北京大概就有30—40家，然后广州、上海、长沙、武汉都有。每年出版的专著有30—40种，每年发表的论文，能在CSSCI上检索到的就有300多篇。
其实这不是研究的发展，而是实践的发展。1998年的时候我只是想找到它们，后来这些组织都慢慢自己浮出来了，所以越来越多学者来关注，不是他们喜欢或者想要去做，而是有这个需要了。
◇NGO在中国
中国NGO的创业者们，是一群用梦想改变社会、用行动书写历史的公民。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届高龄，有的甚至已仙逝。他们曾拥有的梦想、曾采取的行动，是中国公民社会中最富有生命力和先驱性的历史，是以公民个人为主体展现的中国NGO的创业史。
本书用访谈的形式，记录了中国早期一些著名的社会组织创立者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形象反映了中国近年来社会组织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取得的进步。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初期，问题重重，困难重重，本书所访谈的这些人，不仅具有超乎常人的胆识与谋略，还需要有超乎常人的毅力与耐心，特别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理想主义甚至宗教情怀，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引导组织和他们自己一起成长发展，也成就了中国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进步。
全世界的NGO都在夹缝中成长
锐读：现在很多人仍然对NGO不甚了解，或只有片面的认识，而一些负面事件的传播更加重了大众对它的误解和偏见，怎么做能让大众对NGO有一个客观的认识，甚至亲身的了解呢？
王名：NGO，我们国家一般称作社会组织。老百姓要认识社会组织需要一个过程，一般来说只有他们自己遇到了困难、灾难、疾病时，当遇到个人无法克服的困难时，譬如汶川大地震，很多社会组织到当地去赈灾、救援、重建、捐助，他们接受了基金会的帮助，才和这些组织真正有了接触，但是很多人还以为这是政府的帮助。
锐读：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篇文章历数了NGO的种种死法：没有资金来源饿死、人才缺乏瘦死、政策壁垒困死、机构老化僵死、社会观念窒息而死。那NGO的活法您认为是什么呢？
王名：每个国家的NGO都不好活，最重要的是NGO不是身外之物，如果大家都这样想，那就会遍地都是。现在美国有160多万家NGO，德国有100多万家，这些NGO中有些是很困难的，但并不是都困难。
现在社会为创办NGO设置的门槛越来越低，也越来越宽容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也越来越多。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空间很多，也很大，所以发展的路子是很多的，要有弹性和妥协性，才能走出自己的活路。
锐读：《中国NGO口述史》中写到很多NGO的问题，似乎都集中在管理方法、后续发展、筹措资金方面，在肖培琳谈利智中心的那篇中，她提到说“反正我们也是逆来顺受，弱势和强势有什么好争的？”是不是对NGO还是存在很多误解？
王名：肯定有误解，老百姓和政府都有。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生存能力和生存智慧的原因，肖培琳后来学聪明了，发现也可以走下去。生存空间其实有，要找到共生、共存的方法。全世界的NGO都是在夹缝中成长的，中国的夹缝尤其大，所以中国NGO不是没有生存空间，还是要讲究方法和智慧。
公共服务领域的NGO要向政府争取“被购买”
锐读：能谈一下政府向NGO购买服务的趋势吗？
王名：购买服务，在上海、南京、北京、长沙等城市都发展很快，上海是1996年开始做的。2012年，政府财政拿出2亿用于购买服务，2013年会更高，这个趋势是肯定的。但并不是说所有的NGO组织都能得到被购买的机会，我们希望跟公共服务领域相关的，包括社会服务、教育卫生等领域的NGO，要自己去积极争取到政府的资金。目前我们国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能操之过急，资金规模不是第一位的，要慢慢来，不能追求这个金额的多少和快速增长，这是要靠机制来运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