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登记制度打开了社会组织蓬勃生长的“闸门”。一片欢呼声中，也有人想得更深：放开“闸门”后，更需要修好“水渠”，建立引导和扶持社会组织良性成长的体制机制，应对可能出现的诸多挑战。
【初期政府扶持很重要】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说，与国外已有百年发展史的社会组织相比，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力量薄弱，其中政府购买服务成为不少社会组织运行资金的主要来源。如果社会组织短期内大量涌现，又无法取得与政府的合作项目，或者政府部门实行“断奶”，一些社会组织可能陷入“休克”的困境。
“对于尚处于‘襁褓期’的社会组织来说，目前政府的‘输血’性扶持非常重要。”施杰说，“政府应探索建立公共财政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资助和激励机制，落实好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税收优惠政策。”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地区已在此方面做出有益探索。比如成都市，针对社会组织自生能力较弱问题，他们已着手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园”，像孵化科技企业一样，由政府免费提供房屋和办公用具，慈善类、公共服务类等社会组织均可入驻。如果其所做的服务项目符合要求，还可获得一定的政府扶持资金。经过一至两年孵化具有自立能力后，再迁出园区。
【监管服务能力受到考验】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宋海说，原来“双重管理”体制下，由业务主管机关承担责任和风险，本应各司其职的民政、税务、审计、财政、司法等部门实际“身居二线”。此次改革，要求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这对各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挑战。
长期在基层工作的成都市温江区民政局长干昌和表示，改革后，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工作将面临较大压力。他说，原来民政部门只管登记和年审，改革后责任大了，一是要加强学习，提高管理能力，学会“怎么管”；二是要加强力量，增设人员，可考虑设立专门的社会组织管理机构。他说，“比如温江区民政局，全局只有14个行政编制，社会事务科就三四个人，显然还不能适应未来的管理需要。”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也指出，民政部门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职责划分等方面要集中资源，最好是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局独立出来，由登记向登记管理、培育发展转变。
宋海委员认为，除政府部门加强管理外，还要建立综合监管体系。出台社会组织退出机制和对非法组织取缔、查处机制的具体方案。探索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公开机制，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社会组织应加强自律】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一些民间公益组织存在着内部财务管理混乱、审计制度不明确、慈善资金运作不透明甚至造假牟利等情况。
公益组织观察人士、基金会中新网总裁程刚认为，由于缺乏强制规定和问责机制，一些公益组织对重要信息能不披露的就不披露，不利于树立良好的民间公益组织形象。
全国人大代表、原广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陈舒说，社会组织自身要运用法律法规健全自身管理、运营机制。她以自己工作多年的广州律师行业协会为例作出说明，由于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代表大会机制、代表常任制，协会的议程、工作内容、日常运行规则、协会经费预算等都公开、透明，并且有人监督，协会多年保持“阳光运行”。
宋海委员建议，应尽快健全社会组织管理相关法律体系。他说，目前的法律体系比较滞后，应适时制定出台《社会组织法》，对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主体资格、登记成立、活动原则、经费来源、税收待遇、监督管理、内部自律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同时，应尽快制定一些社会组织管理的专项法律，完善社会组织的公益资产管理、内部治理、信息公开、税收优惠、捐赠管理、权利救济等相关规定，提高对社会组织的依法监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