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了兰考县7名孤儿的性命。从1986年开始收留弃婴的农妇袁厉害被官方认定为“非法收养”，当地6名民政干部被撤职。席卷全国的孤儿民间收养大排查迅速铺开。
据不完全统计，背负着“非法收养”名声的个人，在全国不下30人，遍布于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非法收养”的儿童则在千人以上。资源匮乏，民间收养处境本已艰难，一场大火点燃了他们的共同焦虑。
国家将在50万人口以上的500多个县建儿童福利机构。部分地方福利院长期闲置，伴随着排查行动的推进，甚至出现民间收养的孩子“被抢”的情况。对弃儿来说，福利院是否就是最好的归宿？揭阳普宁“拾荒妈妈”的孩子，惧怕被送入福利院；从福利院走进民间机构“慧灵”的几个孩子眼中，往日那个可以“吃好喝好，看电视”的庇护所，是得不到自由的“监狱”。
除了保障孤儿们最基本的生存权，谁来满足他们心灵的渴求、发展的需要？孤儿小马(化名)说，政府与其把关注力投放到建设各种各样的福利院、S O S村，还不如从一开始把小小的孤儿领养、寄养到社区里。“让我们忘记自己是孤儿，拥有真正意义的家。”
大排查
1月11日下午，开完会的王清芬匆忙坐上汽车赶回邢台宁晋县。当天上午，民政局、派出所、乡镇政府等10人的队伍又来“黎明之家”检查工作。早在8日，宁晋县公安局下属的两名饮马店派出所民警来到“黎明之家”，对机构进行消防检查，并当场出具了一份《责令改正通知书》，其中“未制定消防安全制度”等5项违反消防安全规定。
王清芬是宁晋县边村教会的一个修女。上世纪80年代初，边村周边经常有人将婴孩放在教会的门口。慢慢地，弃婴越来越多，她所在的教会于是在1988年成立了“黎明之家”服务中心，来照料这些孩子。
接连的检查，是1月4日发生在兰考县的那场导致7个弃婴殒命的大火所带来的连锁反应。被称为“爱心妈妈”的袁厉害被认定为“非法收养”，主管单位兰考县民政局被问责，最终包括民政局局长在内的6名官员停职。
民政部门一行11日再次造访，要求“黎明之家”提供一些资料，包括机构成立时间、运营性质、18岁以下孤儿数目，以及有没有报案证明，是否都有户口，户口是怎么上的，资金来源，乡镇是怎么监管的等情况。
对此，王清芬“觉得很好笑”。因为这些情况，当地的民政局和派出所等早已了如指掌，而政府也对“黎明之家”保持着“不明不暗”的默许状态。“黎明之家”成立后，她就多次找过民政部门请求注册，但因种种原因至今仍没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1月9日，包括北京慧灵在内的20多家在民政部备案登记的民间组织，收到了来自北京市民政局下发的一份紧急通知，要求全面排查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并及时汇总上报。
倡导并支持智障人士在社区生活的慧灵服务机构，目前有4名脑瘫孤儿在此生活和工作。北京慧灵创始人孟维娜介绍，2000年，这4名孤儿从原来的儿童福利院出来后，寄养在慧灵。“这份通知要求提交的排查资料，我们赶在11日前填好交上去了。”孟说。
1月6日，兰考悲剧后两天，民政部下发《关于主动加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抽调人员，从1月上旬开始，用1个月时间，组织力量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全国大排查，坚决消除安全隐患。
通知还要求，在排查的基础上，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中不具备养育条件和安全保障的，要做好收留人和民办机构的工作，抓紧将孤儿接收并集中安置到儿童福利机构；对于符合收养条件且有收养意愿的个人，应当依法办理收养登记手续；对于借收留孤儿募捐牟利或操纵孤儿从事违法活动的，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记者发现，各地对通知的理解以及具体执行，存在诸多差异。比如，北京市民政局的检查重点是安全隐患，针对个人或民间服务机构在食品安全、煤气取暖、居住环境等方面进行检查，确保安全稳定。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处长李绍纯透露，等排查结果出来，他们会进行汇总研究和分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措施，即“三该”：该支持的支持，该规范的规范，该取缔的取缔。
1月8日，山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通知的同时，还下发了《关于对各类养老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开展安全管理大检查的紧急通知》。其中，“对未经民政部门批准、个人或社会组织自行举办的孤儿收养机构，要坚决依法予以取缔，并将孤儿妥善安置到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育。”
正是这条坚决取缔“非法”收养机构的措辞强硬的条款，触痛了许多民间收养人士敏感的神经。
对此，山东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相关负责人的解释是，山东省的排查通知与民政部有“出入”，是基于其特殊的省情。目前山东省建成了17个市一级儿童福利院，有孤儿安置的床位7000多张，但只有3200多孤儿安置使用，仍有一半的床位空余。因此，该省操作起来更加严格。“一些个人或民间服务机构与民政部门已签署了举办社会福利机构协议的，在协议到期后，也将统一纳入集中管理。”
抢夺弃儿
“原平市民政局副局长带着陈天文大叔的弟弟去做思想工作，带走了3个6岁智力正常的孩子，说要带到原平市的幼儿园上学。他们还带走了2个4岁的脑瘫孩子，说要送到河南康复医院治疗。”电话那头，苏家铭有点着急，他说，因为这事“大妈哭得一口气喘不上来，送去医院了。”
苏家铭口中的大叔和大妈，是山西原平市楼板寨乡西庄的陈天文和郭改然夫妇，他们20多年间收养了39个弃儿。2009年9月，当时还在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读大三的苏家铭，在网上看到陈天文夫妇收养孤儿的新闻后非常感动，他决定去山西拍摄一家人的生活。从此，这个东部高校学生与中部农村夫妇结下缘分。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一群孩子都睡在炕上，有些孩子不能正常走路，只能在炕上走来走去，吃的也很差！”这些孩子当中有的是唇腭裂，有的是脑后长瘤，有的是小儿麻痹，有的是脊椎无力——— 他们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
那个寒冷的冬天，大雪没过膝盖，苏家铭在陈家过春节。在他拍摄的纪录片《花儿哪里去了》一开头，便是寒冬大雪地上，陈天文埋葬孩子的镜头。年迈的陈天文夫妇跪在孩子坟前，双手合十，边哭边对着坟头说：“爸爸把你们埋在一起，是让你们大的照应小的，互相帮助。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有好几次，在陈家拍摄纪录片的苏家铭感到十分无力。他拍到陈天文夫妇给双腿畸形无法直立行走的孩子洗脚，由于与地面摩擦，孩子的脚已经磨烂了皮，结出黑色的痂。他拍到大妈给脑瘫的孩子喂流食，他躺在炕上，无法动弹。他拍到智障的孩子歌唱，歌声充满欢乐，孩子的脸却抽搐着显出一副痛苦的表情。
2011年5月10日，苏家铭和好友一起发起了“花儿基金”，发动网友为陈家捐款。当年11月9日，花儿基金与浙江省阳光教育基金会签订协议，正式挂靠阳光教育基金会。
苏家铭听说民政部门在排查民间收养情况，他原以为不会有事。“大叔大妈和当地民政局都办了代养协议，而且他们从1989年就收养这些孩子。”对代养协议内容，他并不是特别清楚。“协议的操作也不是很规范。早些年当地没有福利院，甚至有民政局也联系他们，让他们帮忙收养，民政局也给每个孩子抚养费。”抚养费最初是200元/人，2010年后涨到了700元/人。
受到社会关注之后，陈天文还给每个孩子开了银行账户，存款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接下来，他希望能争取个正式身份，在家里挂个牌子。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民政局会把孩子带走。1月15日，苏家铭接到陈天文的电话，当天上午9点左右，当地民政局副局长带着两个下属来到陈家，说河南兰考县发生了个人收养的孤儿被烧死的事情，民政厅发文要排查民间收养孤儿的个人，随后带走了几个孩子。
事实上，2007年某一天，就有自称是民政局的人来“抢”过孩子，2个孩子被“抢走”。当时陈天文被告知，2个孩子送去北京接受治疗后，被好心人收养了。苏家铭后来却从民政局得知，其中1个孩子已经去世。
如今，“抢”孩子的事情再次发生，陈家乱作一团，苏家铭决定亲自过去看看。“也想把这段经历拍下来。现在家里还有8个孩子。民政局说等放假时再把带走的孩子送过来。”
争夺孤儿并非孤例。1月10日，网友曝出广东揭阳市榕城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向紫峰寺“借孤儿”应付上级检查。随即媒体跟进，但民政局工作人员一开始否认。直到13日，广东省民政厅就此作出回应：“榕城区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在排查和处理紫峰寺收留孤儿的工作态度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是错误的，给这次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排查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
而在广东普宁市，生活艰辛的“拾荒妈妈”收养了9个孤儿，条件较好的福利中心却只有1名孩子。媒体曝光之后，普宁市民政局追到广州要回孤儿，孩子却没有一个愿意进入福利院。
福利院缘何被冷落
12岁之前，脑瘫孤儿小五(化名)和另外3个伙伴一直在某大城市的儿童福利院生活，从来也没有出去过。在他们记忆中，在那里生活得很好，“吃好喝好，还有电视看。”可当记者问他们是否愿意再回去，他们异口同声回答：“不！”理由是“没有自由，事情都是大人决定的”。说这话时，小马(化名)已经在天津慧灵和北京慧灵两处生活将近13年。
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进入慧灵，他们4个可能会一辈子呆在福利院。2000年北京慧灵成立，英国社会工作者裴妮霓推广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模式，小五当时所在的儿童福利院院长也正要立志改革，让超龄的孤儿逐渐走出去，独立生活。就这样，小五和小马他们就来到了北京慧灵，并被裴安排进北京的安外三条小学，让他们以插班生的身份读完了小学。
小马一度返回过福利院，因为不适应，待了9天就偷偷跑回到慧灵。此后，他们就在此扎下了根。2011年春节，他们一同回到那个城市，见到昔日在儿童福利院的伙伴，直觉得他们生活在“监狱”当中，“活成那样，还不如死了。”“我觉得现在活得很有价值。”小五对比之前的生活，这样评价自己。
对于收养孤儿的儿童福利院，孟维娜并不否认其物质条件的丰富和设施的完备，但她觉得，“慧灵给这些孤儿的生活体验是这些(隔离式的)福利院所没有的。”
民间组织优势还在于，“对这些孩子有爱，并陪伴他们在一起；而福利院照顾孤儿的阿姨们则是来上班的。”修女王清芬这样认为。
可是，政府对个人收养者、民间服务机构的不明朗态度，也使得这些民间自发的救助常常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当中，处境艰难。目前，“黎明之家”的孩子有140多个，其中一半的户口落在教会名下。而另一半的孩子，都符合寄养家庭收养条件，可当地的民政局总是不给办理。王清芬说，原因在于这些弃婴没有在社会福利机构登记过。
她也多次找过民政部门，想解决“黎明之家”的身份问题，可当地政府迟迟不松口。与此同时，民政部门和当地的福利院，却在这些弃婴的照顾上存在专业上的不足，故而采取“放手”的态度，让个人或民间组织继续收养。
“爱心妈妈”袁厉害也很无奈，她说也曾想过把孩子送到开封市福利院。可福利院一看孩子有残障就拒收，没法，袁厉害只好学那些家长，把孩子往福利院门口一放就跑。“我在前边跑，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在后边追，边追边骂。”她这样对媒体说。大火之后，袁厉害不得不将剩下的10个孩子也全部交由开封市福利院接收。
谁来守护你，孩子？
2010年6月初，民政部、北师大公益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首份儿童福利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儿童被遗弃，其中多数为残疾儿童。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军指出，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利主体，没有一个专门针对这个群体的综合且具有操作性的福利和保护政策。对于未能进入福利院接受国家庇护的儿童而言，保护制度完全空白。
针对兰考大火事件，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表示，十二五期间，民政部和发改委将在全国50万人口以上的500多个县统一建立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他对于“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并无详细阐述。
可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尚晓援却大声呼吁，“千万不要把儿童集中到儿童福利院或者孤儿院里。”她曾在媒体采访时谈到，儿童最好是在家庭里成长。上世纪50年代有专家研究发现，在孤儿院成长的孩子死亡率特别高。
“因为没有亲人照顾，孩子没有安全感。孩子小时候需要跟一个人建立稳定的感情联系，哪怕这个妈妈很坏，只要孩子可以定期从她那里得到保护，他就可以建立稳定的和人的依恋关系，孩子的心理就能健康，能够支持他成长下去。但是如果他面对一个三班倒的职工，他的依恋关系不能建立起来。孩子就经常处于焦虑的状态，对他的成长特别不利。对很小的孩子而言，意味着很高的死亡率。”
而且，在孤儿院里成长的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差。“他长大了以后不知道怎么跟人交朋友，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建立一个稳定的关系，他总有不安全感。他不会生活，不知道怎么购物，不会自己做饭。”尚晓援说。
她提到，发达国家已经不再建设孤儿院，澳大利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停止建设孤儿院。尚建议，如果必须集中供养，儿童越少越好。“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的把儿童放在家庭里，不要放在机构里。如果必须放在机构里，尽量地放在5-6个孩子的小机构里，不要放在大机构里。”
记者了解到，广州福利院自2006年开始探索“集中供养+自然、模拟家庭寄养+机构代养”的一套多元养育模式，目前全市共有模拟家庭33户，寄养孤儿105人，每个“模拟家庭”接收4～5个孤儿。“福利院对照顾重度残疾孤儿比较好，但对于身体比较健全的孤儿而言，家庭的氛围、人文关怀，对孩子建立安全感、身心发育无疑是更好的选择。”院长徐久如是说。
2012年12月12日，在“海洋天堂计划关注脑瘫儿童大会”上，小马作为嘉宾发表演讲。他站在中国公益研究院和壹基金为其提供的讲台上，大声说道：“我在这里再一次呼吁政府，与其把关注力投放到建设各种各样的福利院、SO S村，还不如从一开始把小小的孤儿给领养寄养到社区里。让我们孤儿忘记自己是孤儿，拥有真正意义的家！”
记者手记
周吴的寂寞
周吴(化名)是我去一个收养、教育流浪儿童的民间机构时遇上的孩子。这个以爱的名义建立的机构，现有105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16位教职员工。吃、住、学一体化，实行全免费寄宿制。
1月13日，坐上北京地铁15号线，倒数第四站下车后，在尘土飞扬的大马路上步行20多分钟，我终于到达目的地。它位于村委会后面，面积有上百平米，大铁门锁着。给机构创始人打电话，他说和几个孩子出去买东西了，40分钟之后回来。
走进主楼的大门，我看到了周吴。他大概1.3米的个子，手里拿着气球，从一楼的走廊里看到我进来，径直走过来，双手圈住我的脖子，给了我一个拥抱。我以为拥抱是这里的惯常见面礼，便伸手拍了拍他。他拉住我的手说：“姐，我们上楼玩。”
在二楼的“音乐教室”里，他开始对我玩起了各种恶作剧。当我弹琴时，他在旁边吹圆气球，而后又冲着我给气球放气。口水和空气冲到我的左脸，我条件反射地用手挡住。
“姐，怎么了？你生气了吗？姐，对不起。”周吴一边说，一边继续吹气球，冲我放气。我皱着眉头看他，他却并不在意。突然，他走过来又抱住了我，问：“姐，你以后还来吗？”我不知如何作答。
他忽然自我介绍说：“我叫次望，今年15岁。”我问：“那你是少数民族？”他摇摇头，继而告诉我，他其实叫周吴，赵钱孙李周吴赵王的“周吴”——— 百家姓。
稍微休息一下，他拉着我的双手。“姐，你们女生以后想娶怎样的男生？”
我心下惊讶，但也想到，15岁青春期的小男孩该对爱情有懵懂的憧憬。“男生才叫娶，女生叫嫁。”
“姐，那你们喜欢嫁什么样的男生？”周吴又问，看上去稚气未脱。
要是平时，我肯定会开玩笑说高富帅，但在一个孩子面前，我的回答是：“博学的，善良的。”
“姐，我什么时候可以结婚？”他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法律规定要22岁。”我说。
“不对，18岁就可以！”周吴对我的回答兴趣不太大，他早已有了自己的答案。他又有了新的主意：教我跳舞。
他像一个绅士一般一只手背在身后，一边弯腰向我伸出另一只手：“美丽的女士，我能请您跳只舞吗？”
我说好呀，他连忙纠正我：“谢谢，先生。”他让我把手搭在他肩上，左手握着他的右手。来回走了两步，转圈。他又抱住我：“姐，我要娶就娶你这样的。”
学完舞，他把头深深埋在我的双手里，比他的手几乎大一倍的双手里。等他抬起头，又有了新问题：“姐，你约会过吗？”
“约过。”我说。现在，这种让我莫名其妙的场景，或许是他的一次约会。
“约会是怎样的？”他甚至坐在我的腿上。我站起来，脸上的表情可能显露出尴尬。“好，我不这样了。”他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结婚是不是交换戒指，然后亲吻？”
我基本已经确定了这是一个青春期逐渐性成熟的男孩子，十分渴望与异性交往。
在后来的采访中，机构创始人告诉我，这里男孩多，女孩少，12-14岁的孩子占多数“青春期，比较叛逆。”
我接着这个话题追问：“有性教育的课程吗？”
他皱起了眉头，说这确实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有些流浪者在很小的时候就沾染了这方面的东西。”为此，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分别设在不同的楼层，老师与学生门对门住。“请专门的心理医生和生理教育医生来给孩子们上青春期的课程、座谈，比如北大医学院、北大护理学院的。我有时候也跟他们谈，教他们什么是真正的爱，让他们明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教导女孩自我保护和防备的意识。”(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他更头疼的是孩子的同性之恋，学校里出现了好几对，基本都是男生。“我们一般要求所有的孩子单人单床住宿，再通过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这些孩子大部分缺少母爱，我们要求女老师多关心这些孩子。”
就在采访结束时，周吴拿着一张空白试卷走进来，要“爸爸”教他写作业。“爸爸”说：“你都六年级了，自己会写。”言语中是父亲的威严和冷峻。
周吴蹭到我旁边，要我教他。“爸爸”严厉地对他说：“姐姐没空，你自己写！”
离开时拍了一张主楼的照片，圣诞树闪着彩灯，在一片雾霾中。一个1.7米的大孩子开着面包车送我到地铁站，他请我上车的时候就像一个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