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6月19日，民政部下发《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儿童群体将按照孤儿、困境儿童、困境家庭儿童、普通儿童4个层次，并依不同类型按不同标准予以福利保障。
这一政策的出台再次激起千层浪。这一方面是由于近期频发的儿童受侵案件不断刺痛着人们的神经，南京饿死儿童更是将此事推向顶峰。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儿童福利政策，更是承担了公众前所未有的较大期望。那么，与前相比，此政策是否具有了更大的进步性和可操作空间，是否将对目前全国众多物质匮乏，缺乏亲情呵护的困境儿童起到实质性的保障作用?这在我国儿童权益保障的历史进程中将产生怎样的意义?中国青年网即日起推出特别系列报道“为孩子织起一张保护网”。
一味追责是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的最大误区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中国青年网北京7月5日电 “最早我在研究‘孤儿’问题的时候，就定义了三类特殊情况：第一，爹死娘嫁，小孩子普遍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这在农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第二，重残家庭。第三，服刑人员。这些统统计入‘孤儿’范畴内。当年我们统计的孤儿数量有70多万，而这两年一直维持在60万上下。数量方面提升不上去，这对于当前的儿童救助工作而言是很大挑战。”
作为曾经的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多年来，王振耀一直潜心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和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谈到南京儿童饿死事件，即将“知天命”的他表现得有些激愤。
“去年毕节流浪儿童闷死在垃圾箱的事件发生后，我就在发问，下一个是谁;仅仅一个多月后，兰考孤儿的悲剧就发生了，我仍在追问，下一个是谁。这次南京儿童饿死事件已经到顶点，全社会必须得反思了。如果法律不提上日程，结构不进行调整，南京儿童的悲剧还会重演，我还要继续追问，下一个是谁?”
其实这并非孤例。早在10年前的成都，3岁女童李思怡的冰凉尸体就让国人为之震惊。但是十年后，类似悲剧再次上演。难道在这十年间，我们的儿童保护工作就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状态，没有发展进步吗?
对此，王振耀表示，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就意识而言，我们进步了，表现在网络的敏感及时反映，媒体的深度挖掘，公众对此容忍度有了较大要求，此次民政部出台文件，是试图打破瓶颈的有益尝试，这说明我们更加倾向于从儿童福利的角度和高度进行解读，这是积极方面;但与之相反，在体制方面，则改观不大。
“事情出现后，大家总是纠结于责任追究，群情激昂呼吁惩治凶手，但这并非个案，需要体制结构的调整和全局安排，需要国家层面的整体行动，特别是顶层设计介入，孩子的事情等不得。”王振耀严肃表示。
切勿停留在个别儿童案件追责层次
目前，我国已经告别人口红利时代，进入人口危机期。据王振耀介绍，目前我国0-14岁的儿童仅占到全部人口的16%，0-18岁的青少年还不到3亿，1978年小学生在校数量是1.4亿，而目前只有9000多万。“许多国家到这种程度都发布警报了，这暴露出我们在人口结构方面出现了较大问题。在孩子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如果再不建立相应的福利制度与之配套，将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后果。”
王振耀说，其实，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做，但问题是在方法体制方面存在根本缺陷，缺乏结构性体制性的解决方法。事情发生后大多纠结于责任追查而后大力声讨，丝毫意识不到是我们的体制和法律出了问题。现在的局面是，每个人都在说，但谁都管不了，承担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真空地带。“其实这就像多米诺骨牌，我们只要推倒最关键的那张。”
这第一张还得从“意识”两字入手。社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水平和角度，就会有怎样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王振耀说，公众舆论如果只停留在追究责任层面，将之当做个案处理，把施暴者绳之以法，将相关责任人免职，以后此类案件还将高发。而如果将之聚焦在立法、体制，王振耀作出预判，“用不了两年，整体格局将会有大的翻转。”
“特别是新闻媒体，不能将类似事件当作博眼球的新闻，以赚点击量，求关注度为最终目的，而应该将之放在整个国家，全人类的高度，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来考量和呼吁。毕竟，每个家庭都有孩子，这关系到各家各户的切身利益。”
此外，与之并为两翼的，“有法可依”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点上，《儿童福利法》的呼声已有几年，但迄今为止，我国仅仅正在起草《儿童福利条例》，目前也不可能具备法律效力。“其实，立法权是属于人大的，因此我希望，我们的人大代表不要再沉默，应该尽快行动起来。舆论造势先行，立法推进工作应该快步跟进，不能再等了。”王振耀语气急切。
儿童福利管理机构须尽快实化
与此两翼相伴而行的，是行政体制方面的完善精进。这在王振耀看来，是颇为棘手的一环，也曾被业内专家多次诟病。
南京儿童饿死事件发生后，有舆论认为应该对南京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进行追责，但事实是，该委员会只具备协调功能，在人力资源和财政预算等方面并不具备专业职能。与此类似的，是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该机构作为群团组织的协调机构，不可能按照财政预算，承担公共管理职能，并不具备实际的行政能力。
“谁说了都算，谁说了都不算，这种情况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社区没有儿童福利中心，没有专职工作人员，也没有这样的体制。社会整个管理制度，包括服务设施都没有按照现代儿童的概念来设计。儿童福利管理行政机构必须尽快实化起来，切忌分散化、空泛化管理，否则所有一切都将化为一纸空谈。”
在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熟经验可供借鉴。
王振耀介绍说，在俄国，孤儿定义非常宽泛，在1亿左右的总人口中，被划定到孤儿救助范畴的数量高达300万，美国为210万;60多年前，养育津贴已经覆盖英国所有儿童，而我们只从伤残程度最重的儿童开始，保障最基本的生活;新泽西州700万总人口中儿童专职人员就有7000位，并且规定儿童受害后相关人员一小时之内必须到场;纽约1000多万人中有1万人从事儿童福利行政工作……“总体来看，国外在二战后就普遍健全完善了儿童福利的相关法律机制，目前仍在不断加力投入，由此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孩子等不了。”这是王振耀在采访中频繁提到的一句话，他再三强调，“现代儿童福利体制必须尽快建立起来，现有儿童福利制度必须尽快转型。政府要走在前，专家学者舆论界，包括人大代表，慈善组织也应该快速跟进，形成全社会良性联动机制，唯其如此，政府政策才能不断优化并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