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漱溟先生早年谈到“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其理念在今天乡村振兴背景下，仍有其理念和现实意义。
最新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传统村落属于“特色保护类村庄”，其核心是在“乡村建设”上。目前在分类推进乡村发展的思路下，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会有对传统村落的资源倾斜。在未来中国大陆城镇化率可能达到70%的客观形势下，传统村落能够保存多少，或者说以何种形式进行“乡村建设”，而非为了利益的驱动，盲目地开发乡村，缺乏灵魂的进行所谓的“建设乡村”，是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那我们如何来进行“乡村建设”呢？在我看来，要从理念和行动上，关注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不能把乡村看作城市来建设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的建设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城市的发展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但同时，巨型城市的出现，也给人们传统的文化观念、交往模式甚至价值观念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类似于“老北京”“老广州”的文化内涵，已经变成了历史的记忆，新的城市怀旧文化，已经是以一种文化建构和文化生产的模式来小范围的展现。相对于城市，乡村具有完全不可替代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模式，不是同质性的过程，而是要强调发展过程中的异质性。
当然，就像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那样，城乡二元的模式要变化到城乡协调发展的模式，这种协调和简单的统筹以及以开发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的理念还是有所差异，其意是强调乡村与城市的发展是在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功能的互补，这种互补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协调发展。其理念是强调如何利用乡村的生态、社会结构特点和文化传统等固有的资源，来进行乡村发展和乡村建设。突出社会转型与城乡关系的“融中有分，分中有融”的协调发展的内在关系。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建设积累丰富经验，最突出的代表就是三大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城镇化的经典范式。这一点可以与日本的“一村一品”的大分模式以及今天日本的城乡关系“市、町、村再建”进行很好的比较研究。如大分县的“一村一品”运动是通过地区的自主行动，开发具有地区特点的产品，进而激发“振兴家乡”的热情，建设充满活力的地方。日本曾流行过“地方的时代”一词，对此人们曾有过种种不同的理解，平松守彦先生认为：“地方的时代”就是地方必须依靠自己的创造性来加以解决的时代。并且认为，地方的时代不是坐等就可以到来的。
其次，乡村建设要以村落的多重空间为基础
我们在乡村从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时，首先要关注村落的空间结构。其空间包括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自然空间，以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空间，以民俗活动、庙宇空间、仪式信仰为基础的文化空间，以及今天在村落到处可见的公共空间。当然，任何村落的空间不是静止的，它是动态的。在很多情况下，空间也是一种生产的过程。传统上关注空间研究的自然属性而缺乏对社会与文化属性的讨论。如有的乡村特别是一些传统村落出现“人走房空”甚至很多古村落成为“无人村”的乡村空心化的严峻危机。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对于乡村建设中的空间理解非常重要。他提出的社会空间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用社会和历史来解读空间,又用空间来解读社会和历史,强调空间的动态过程的实践性。
特别是面对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实践背景，空间生产为乡村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如何通过空间社会文化秩序的重构来调适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20年前总结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中强调“三态统一”（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心态秩序）的延续。这三态的统一，也是乡村建设的基础。空间生产的研究实质上也是将之前从物质层面的关注重点转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关注角度，研究空间载体中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属性的流动，强化了研究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从“三态统一”的视角来建立乡村发展的保护机制，在某些方面也是推动乡村地区再小农化的（repeasantization）重要方式。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乡村建设也出现了空间的固化与发展的理念之间的矛盾。但从人类学的视角，任何乡村的重建，其核心是意图恢复乡村的生机，让村落更加活化，在空间重构的基础上实现乡土文化资源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途径，让过度的乡村开发和所谓“进步”的模式，回到以人为出发点、文化主体性为理念，使乡村建设更加符合人性的发展。
其三，乡村建设要避免传统“现代性”理论的束缚
现代性的特色时常是藉由现代社会和前现代或后现代社会的比较得来的。传统上所强调的官僚体制、理性化、世俗化、异化、商品化、个人主义、线性进程（linear-progression）、客观主义、普世主义、化约主义（reductionism）、大众社会、工业社会、同质化、单一化、中心化、阶级组织、机械化等，忽视了区域和地方的文化属性。由于文化上的不适应，出现了新的疾病、社会问题、文化消失等问题。在这个变化的过程里，学者们发现，如果不尊重地方内部的文化系统，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特别是精神家园的消失，会造成一个焦虑的社会。乡村社会亦然。
基于此，“现代性”的思考也出现“文化的转向”。“文化转向”采取一个对“现代”的全球概念,亦即扬弃欧洲中心与西方中心的概念架构，这些概念架构是把“现代”与特殊的西方之工业化、都市化等观念连在一起的。与过去200年来讨论现代性的理论无异,都是一种“现代性的非文化理论”，亦即是撇开了文化的因素来考察现代性问题的。
我们看到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能在不彻底西化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现代化，清楚表明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根植于文化的发展不仅具有可能性，而借助独自的文化来进行乡村建设，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发展源泉。如中国乡村的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并非是不变的传统的延续，事实上，很多是互相交织和把传统无意识地内化到现代性的层次上来的。如儒家思想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具有象征意义。儒家价值在乡村建设中，究竟在中国乡村社会起到了什么作用？费孝通先生曾提到“中国社会的活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间。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看来继承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继承性这么强的。继承性背后有个东西也许就是kinship（亲属体系），亲亲而仁民。”费先生的观念，对于今天来理解乡村建设与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世代之间的活力，可能正是我们乡村建设的社会文化之基础。新近的乡村社会的“乡贤”研究，试图在讨论这一文化的延续性和时代性的问题。
可见，在“现代性”文化转型的背景下，乡村建设如何保住社会和文化的传统，特别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之视角，探讨乡村地区的不同要素之间流动与融合，探讨基于社会转型视角下的不同乡村“类型-特征-模式-人地系统协调”的研究，如何建立传统村落历史文化价值评估体系，厘清社会转型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关系，将乡村文化建设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为研究核心，探究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践文化多样性保护，如何为农业文明“回归”储藏种子、保育土壤，如何重新评估农业文明的价值，对于乡村建设而言任道重远。其核心还是中国社会与文化之建设。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