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业形势压力大的情况下，大学生回乡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创业要从创新的角度出发。” ——北京大学台湾校友会执行秘书长贲秉美表示，台湾多数大学毕业生选择留在“新故乡”，但也有大学生毕业之后放弃了城市的工作，回到故乡做民宿旅游。
“我曾经走过不成功的创业路。大学生毕业后是否返乡创业，要进行风险评估，做出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服务。” ——“台湾全球生物产业科技发展基金会”执行长彭仁铎建议，如果大学生返回到农村进行农业方面的创业，可以考虑在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科技农业等方面进行创新。
“还乡和离乡这两方面是不能分离的。大学生还乡不能绝对地还乡，因为他必须和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回来出去、出去回来这样一种模式，是一种非常灵活的保持着互动关系的状态。”——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袁岳说，“我把我奉献工作的地方都当做故乡。”
“今年假期会不会有大学生来村里（支教）？”创办“农家书屋”的安徽打工返乡女青年只能用眼泪来回答乡村孩子们的询问；河北一脸胡须的男子说起选择回乡创业，依然感叹孩子因此失去了最好的教育资源；返乡大学生村官为了保护自己的村子而失去了城里的房子；大学生返乡活动创始人之一陈统奎谈起自己的村庄发展，坦言其中有许多不能言说的困难……
不过，他们依然在坚持。
同是支教话题，学生谈论时有人提出质疑也有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在毕业如何返乡问题上，他们有成熟或者不成熟的规划、也有践行社会理想与自我价值实现的矛盾。
在返乡这一行动上，无论是已经返乡的过来者，还是即将毕业的追随者都带有梦想和激情，同时也有困惑和担心。
即使如此，大学生返乡的队伍依然在扩大，陈统奎说：“这是一股细流，也是一股清流。”他希望“返乡大学生论坛”能永久落户海南。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大学生返乡将成为新的社会运动，必将引领返乡大潮。
无数人曾感叹“回不去的永远是故乡”，社会力量如何参与乡村建设，在第二届返乡大学生论坛上，两岸三地各界人士共同探寻知识青年新的返乡之路。
乡村困局
2012年的中科院发布的一份中国乡村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空心化严重。人类最早的聚集地——乡村，已经“荒凉衰败”，伴随其中的则是乡村伦理秩序的异化和人际关系的冷漠。
农村大学生走进城市，正是形成“农村空心化”的原因之一。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袁岳谈及这一问题时直言，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不公平。
“农村父老生活已经非常拮据，从牙缝里挤出钱，把那么多的孩子培养出来，然后他们离开了农村，来到了城市，在城市里面为这个社会做了很多贡献。但在“贡献”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少真正有来自于乡村，来自于故土的这些年青人回到家乡去回报家乡的建设。所以我们看到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最为薄弱的社会部分为较为强壮的社会部分输血，而且还会在持续不断。”袁岳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文明的发展呈现一种悲剧性的前景，就是相对强壮的社会群体会变得更加强壮，相对富裕的社会群体将会更加富裕，而相对贫困的社会群体将会更加贫困，那些调敝的地区将会更加调敝，这个即使在我们政策的那么大的一个推动下，也是呈现为不可逆转的一个方向。
论坛发起人之一陈统奎曾在写给海南省领导的信中提道：海南创建生态文明村多年，鲜有成功先例，主要是缺乏人才。
有人指出，单从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上，中国农村很难吸引或留住人才，这样农村就会像袁岳说的“凋敝的地区更凋敝”。近年国家已意识到这一问题，曾出台“大学生村官”相关政策，虽有效果但不明显。
如果社会自然调配和国家政策引导，都不能解决农村人才匮乏这一困局，袁岳指出，这需要草根精英的自我觉醒。
草根精英即是从乡村走出的知识青年，他说：“今天的大学生返乡运动，是我们这些青年精英的一个自我的觉醒，试图逆转这个的从我们身体、从这个乡土、从这个国家最薄弱的部分，不断的流血的那种成长方式。”
令人欣喜的是，这种觉醒已经开始。
论坛另发起人之一胡诗泽讲述次滩建设省级生态村之路时提到了自己的父亲，父辈们用勤劳和汗水经营脚下的土地，返乡青年用知识和智慧重建身心的归处。
“我的家乡非常美，美到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浙江丽水一个偏僻山村的返乡女大学生山妞村长说。
返乡的困惑
袁岳说这种觉醒后返乡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新历程”，山妞村长无疑正纠结其中，与谈起家乡美好的自豪和自信不同，说到自己失去的城里的房子会失落，提起无力改变官方的征地计划会控制不住流泪。
为什么要把返乡定义为“超越自我”，袁岳说，他曾参加一个乡村公益项目，谈起村里学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答案是医生、律师、艺术家等，最少也是村长，因为在很多村里只有最有钱的人才能成为村长。
很多大学生疑惑，自己不知道返乡能做什么？如果连自己的温饱都无法解决，这样的返乡有意义吗？
一位湖南返乡创业者说，自己家乡交通差，信息不发达，耕种手段落后，创业条件艰苦，刚回去就连续亏损。
海南博学村是陈统奎的故乡，在生态建设方面已经小有名气，不过他说在村庄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如何平衡各方诉求和利益，依然有很多困难。
另外，农村公共资源的缺乏和社会机遇的狭窄也是其本身的瓶颈。
做农村合作社的一位河北创业者说，因为自己选择从城市到农村，孩子失去了好的教育资源。
原本在城市打工，后回村里开办“农家女书社”的刘全影说到开展活动的困难以及小乡村难以留住人才，开始哽咽：“会有大学生来到我们这样的小乡村吗？”谈论会上有人发问：“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会选择把自己的一辈子奉献给农村，在座的各位谁敢说愿意一辈子坚守农村？农村究竟能不能留住人才？”
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说：“关于农村能否留住人才，问题的关键是要有健全的支持体系，不要让返乡大学生们感觉到自己在孤军奋战，社会和官方应该给予支持和帮助。”
台湾新故乡稳健基金会董事长廖嘉展认为，让大学生返乡，首先要有平台。他用自己的经历鼓励返乡者：“我常常会做出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自己挖了一个坑往下掉，这个过程是自我成长的最大历练，如果没有经历这关就很难咽下这个果实，从最初的道路和选择开始，更努力更乐观去面对未知的挑战和压力，只要方向是对的。”
“博士毕业去卖鸡排是否浪费教育资源的探讨在台湾也存在。返乡最重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让大学生不盲目更随潮流，逆势而行。第二是在于如何留住回乡的年轻人。”中国北京大学台湾校友会执行秘书长贲秉美表示。
海南企业家冼笃信认为，建设家乡并不要求我们一定毕业后就马上留在家乡，我们可以外出工作几年，等积累了经验再去建设家乡反而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效。家乡的发展急不得，我们需要等待机会，同时也要学会创造机会。家乡的发展要因地制宜，切不可照抄照搬。
在大学生如何返乡这一问题上，胡诗泽说，活动的初衷也不局限于本人必须回乡，而是重在“返心”，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社会资源等支持家乡建设。
台湾经验
“2009年，我访问台湾，参访了一个日月潭旁边的山农村——桃米里，人口不足1000人，面积18平方公里。经过10多年生态社区营造，如今它已经是台湾的一个明星村，以“桃米生态村”这个品牌闻名台湾，一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由文化人下乡带动，发动村民自下而上再造故乡，官方则提供资金支持，上下联动，通过10年实现了质的变化。”在写给官方的书信中，陈统奎用了大段文字讲述自己在台湾的经历，这亦是他萌发组织“返乡大学生论坛”的起始点。
>信中“桃米生态村”的推动者是台湾新故乡稳健基金会董事长廖嘉展先生和他的妻子。和陈统奎经历类似，25年前廖嘉展是一名记者，看到台湾在发展的中受环境污染严重，因报道了浊水溪的事件，而定居在埔里镇。
9·21地震过后，埔里镇桃米村面临重建家园的问题，从产业没落的小山村变成桃米生态村，先从青蛙村到蝴蝶镇，发展以青蛙和蝴蝶为产业的模式，带动蝴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比如举行的蝴蝶辨识大赛和蝴蝶风社区报，并创办Butterfly交响乐团。
廖先生在谈到如何让更多的返乡青年与在乡青年留在家乡，关键在于建立新的产业发展模式，让一群在乡的人有新的事业心的时候，那么返乡青年在乡就有希望，让在乡的返乡的青年觉得自己具有一种新的能力，以至于有机会去诠释他们的社区，那么在这过程中就产生了许多效益，形成许多新的价值观。而这个过程就从生态旅游是文化价值的另一种欣赏，总的来说，透过社区的参与，透过生态旅游的媒介，形成一种社区效益。
根据两年前的统计，桃米社区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一千三十万元新台币，可观的经济收入为桃米社区的返乡青年提供条件，通过保护“青蛙老板”（也就是保护生态）形成新的产业发展模式。
来自“台湾主妇联盟”的谢璧如一直从事两岸农业交流活动，与台湾的民间组织一起协助两岸的交流会，合作社的成立目的是保护环境，她们在台湾提出“绿食育”的理念，合作社让在地的小农有稳定的收入，支持返乡青年回来从事农业的工作，并在技术上提供支持，要做一个安全无农药的农产品，必须有专业团队，是许多人相互合作的时代。
谢璧如在乡村发展发面还分享了更多台湾的经验。她讲述了故乡台湾嘉义县的三位返乡青年进行生态农副业生产的故事。她认为台湾的返乡运动这么多年才有今天的局面，需要长期坚持：“造福家乡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一年、两年远远不够，我们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陈统奎认为，“社区营造”在台湾是一种社会建设的理念和方法，基本上有3种类型，官方帮扶型、NGO帮扶型、返乡精英型。桃米生态村属于NGO帮扶型，即城市文化人来到农村帮助农民再造故乡。自己的家乡博学生态村则是返乡精英型，即返乡大学生。“在海口还有一例返乡大学生型，那是琼山区的田心村。因此，我们意识到，返乡大学生对推动海南文明生态村事业的巨大作用，应该是中坚力量。”
“返乡应该是一个大的概念，不仅仅是大学生，可以是中青年或者老年，甚至港澳台和海外的华人，只要支持中国乡村建设，即是返乡。”杨团认为，返乡将成为未来一个社会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