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九月，应当地县人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委员会（在当地支持扶贫）的邀请，《中国发展简报》考察了云南省南部的屏边县。下面的报道原先作为中国贫困县系列报道的头一篇，发表在我们的99年第四期英文刊上。我们对所受到的热情接待以及有关人士在讨论中所表现出的开诚布公的精神表示衷心感谢。本文所引用的数字和统计数据来自这些讨论，也有部分引自98年云南省统计年鉴。
从理论上讲或以正统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屏边所面临的道路是再清楚不过的。这个位于云南南部中越边境上的人口稀少的山区县( 面积1，906平方公里,人口14万3千) 具有开展热带作物贸易的巨大潜力。当地物产包括八角、肉桂、生姜、花椒、草果, 以及各类水果，如龙眼、菠萝和香蕉等。要开发这一丰富的自然资源,该县需要公路将货物运到市场上去。因此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显然是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条件。
今年，326的开通使屏边第一次与省内其他地方通了沥青路。这条穿行于峡谷峭壁间的公路长70公里，从县城延伸并汇入一条连接昆明与中越边境河口的主要高速公路。屏边与河口原来是一个县，1963年分别成立为苗族与瑶族自治县。这对于屏边县很难说是有利的，因为这使它失去了边境贸易的收益，但同时也免去了要承担的进口税份额。而河口县却可以继续享有边贸收益。
这条新公路是由国家和云南省政府共同投资，由中国承包商设计并雇佣当地劳动力修建的。能够获取农业以外的收入，这无疑在短期内对当地的经济起到促进作用。然而对当地政府来说这条公路将既是财富也意味着负担。
九月，当我们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时看到，差不多每隔一公里左右就有严重的滑坡。陡峭的山崖被夏季暴雨浸透而造成塌方，路面被泥浆和石块覆盖。在很多地方，路面部分脱落掉到下面的峡谷中。据当地官员介绍说，位于峡谷下面那条原来的慢速公路并没有遭遇到这么大规模的滑坡。而现在新公路建成了，当地政府就要负责保持其畅通，并且支付养护费。
而屏边县并没有很多可支配的资金。1997年，县里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亿2800万人民币，几乎全部来自农业和林业收入。该县几乎没有农业加工和其他工业。现有的两家企业，一家是亏损的大理石厂，另一家是盈利的水电公司。水电公司总装机容量2万千瓦，发的电大部分输送到县外。当地很多集体企业（乡镇级和村级）从事木材输出，这些木材采集自35万亩（约23000公顷）的种植场。该县最大的集体企业是一家传统中药厂。
去年，县政府的财政税收是1629万元人民币（220万美元）。其中465万元上缴中央财政，但由于屏边是国定贫困县，上缴的75%得以返还县里。另外该县每年还从中央和省里得到3000万元的财政补贴。因此屏边每年总共有4500万元（550万美元）用于支付其行政开支。县政府现有工作人员有4000名。
县政府官员估计目前的财政预算有40%的缺口，虽然中央政府明令禁止省级和县级政府赤字运作。
正如所预料的，屏边县的基础教育设施很差。据当地教育官员说，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8%，但其中只有45%能完成五年教育。官员把高辍学率（全县范围内每年为1000名儿童）归结为家庭贫困和基础设施的缺乏。屏边的300所小学（其中114所是只有一名教师的学校）和9所中学远远不能满足所有适龄儿童的入学需求。很多小学条件很差，年久失修。县里有受过培训的公办教师1314名，以及完全未经过培训的代课教师300名。据当地妇联估计该县成年妇女的文盲率是20%。初级保健的覆盖率也是捉襟见肘,当地官员汇报，县里的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乡镇医院设备简陋，医务人员受训水平低。
据当地扶贫办介绍，1986年全县共有11万人口（相当于总人口的四分之三）生活于当时的贫困线之下。自那时起，在扶贫办的监督下已实行了改善农村道路和低息扶贫借款项目（大多由中央财政拨款资助）。据扶贫办称，现在贫困人口已经降至3.78万人。贫困的标准是年人均收入低于560元（68美元），年人均口粮低于300公斤，这反映了中国官方对过去十年来扶贫工作的统计数字。在屏边剩下的贫困人口中有1万8千人是特困人口，年人均收入低于250元，口粮低于200公斤。
当地官员确信这些特困人口生存的环境太恶劣，那些地方根本不适宜人类居住。县政府因此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生活在百合乡海拔1800米、岩石密布的喀斯特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到南溪河河谷地区。只有使他们搬迁到土地较为肥沃的地区才能摆脱贫困。当地官员坚持说生活在高地的这些贫困户盼望搬迁。他们现在的年人均收入和口粮分别低于205元和129公斤；那里既没有水、电供应，也得不到基本保健和教育服务。据称，移民将迁入的南溪河地区人口稀少，当地人也很看好这一人口搬迁计划。他们相信这将促进当地的商业和贸易，给他们带来经济收益。
该项目总计划投资2000万元，将为移民建立三个新的社区。屏边县已经为其中的一个社区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已经通路，水和电），并将积极为该项目的完成筹资。
每一搬迁户可承租一亩稻田和三亩可种果树的坡地，并得到建造新家所需的建筑材料和启动农业生产的无息贷款。此外县政府还将为新村庄修建学校和诊所。
尽管如此，在云南贫困地区和其它一些生存环境恶劣的地区，“异地扶贫”正在成为扶贫官员看好的一个扶贫方式。在屏边所处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其它一些地方几个类似的扶贫项目也正计划实施。和屏边县领导一样，红河州领导也认为，过去的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广泛的成功，但许多剩下的贫困人口在他们本地是不可能摆脱贫困的。
然而剩余的贫困人口中的许多却生活在相对繁荣的地区。由于交通困难和时间所限，《发展简报》没能访问异地扶贫计划实施目标的边远地区。但我们去了靠近屏边县城的几个村子，在那里有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迹象，很多家庭富裕了，而少数却落在了后头。
在凹嘎村我们采访的一户人家把大部分承包的土地都租出去了，生活主要靠农活以外的收入。这家的男主人买了一辆微型卡车跑运输，为当地的农民、企业拉货。他的妻子在家加工和销售米线。这对夫妇俩人的收入足以使他们把最大的孩子--15岁的女儿送到县职业高中上学。她学的是电脑，每年学费总计1万7千元。他们家安装了沼气设备，屋里的陈设中有一台电视机。
另一户人家承包或租了7亩稻田，还开发了17亩荒坡用于种茶。
然而与这户相距不到100米，住着另一户人家。这位68岁的寡妇仅靠1亩半的稻田把7个子女养育成人。她说，自从丈夫1976年去世以后，她没能得到应得的土地分配，也从没领到过作为军人遗孀所应得到的每月50元抚恤金。她家打的口粮只够吃半年。为了挣些钱，子女们上山砍柴卖钱，家里还尽可能从当地农村信用社借些钱（很显然，信用社的贷款并未用于生产投资，但也不清楚贷出的款是否还清了）。这位妇女的儿女们都已成年，但其中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媳妇和孩子仍住在这座破破烂烂的、漏雨的小屋子里。屋里家徒四壁，仅有一些最基本的陈设。两个儿子在县城的建筑工地打工，另一个儿子尽可能找些临时性农活干。孙子们虽然上学了，但据他们的祖母讲，家里不得不借钱为他们支付学费。
由于靠近县城，有农活以外的打工机会，使得以上这家还有维持基本生活的来源，虽然还未能摆脱贫困。然而住在更边远地区，由于疾病、死亡或无法获得足够土地而处于同样窘境的人们可能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屏边的农村人口并非全是由命运相同的农民构成的。虽然有了新的市场机遇，但由于利用这一机遇的能力不同，必然会有一些农民先富裕起来，而另一些却还不能够摆脱贫困。从成本效率来看，将扶贫资金划拨到尚保持未分化状态的整体贫困的地区可能效率更高。但是建立一个能为社区中贫困人口提供基本保障的机制已经成为一个不断显现的
屏边有连绵不断的仍保持原始状态的热带森林，县里也下决心要对其加以保护。占地2万3千亩的大围山自然保护区是屏边九个自然保护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五年前这里的一个军营被改建成度假别墅，并环绕小湖建了一个餐厅，修了几条从湖边通往山上的森林小路。不管以任何标准来衡量，这里都是一个美丽的所在，可以使老练的生态旅游者也不虚此行。但是我们在采访中看到度假别墅和森林里几乎空无一人。这也许更适合西方生态旅游者的口味――因为游客太多会破坏一个地方的风景并对自然造成压力――然而，当地政府显然希望能有更多的游客前来，但到目前为止，只吸引了附近一些当日返回的游客。
缺乏市场经验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旅游业是整个云南省计划发展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在昆明市，几百家旅行社竞相提供前往西双版纳、大理、丽江、以及中甸的几乎完全相同的旅游线路服务，而屏边却不在这其中任何一家旅行社的名单之上。而在任何一本省内、国内或国际的旅游手册上也没有提到屏边。
大围山可成为城市高中开展以环境教育为主题的夏令营的一个理想地点。如果管理有方，还可以在不破坏森林的同时为当地政府带来可观税收，并给当地人创造经济效益。然而现在看来，当地政府缺乏专业知识来使这一财富发挥最大效益。
与此同时，当地人除了可以上山休闲外，被禁止使用这片森林。现有九名森林防护员负责巡视，防止农民擅自进入森林。
象这样将人与环境强行分开的例子在林业局所属工作范围内还有一些。林业局用于试验生物多样性和开展农林研究项目的1万亩坡地是从当地农民手中以每亩3.3元的低价租到的。当地人被禁止使用这片地，而在过去，这片地即使是作为荒地也可用于放牧和采集灌木并为农民带来经济收益。
林业局鼓励推广的一个农林项目将为农民提供技术咨询和优良树种，农民可获得30%至60% 的资助。除了推广速生木材用林木，如西南桦和秃杉，林业局还积极推广核桃树。这种树虽然经济价值高，但却要养护多年后才能有收成，这倒保证了土地的长期租赁契约。
毫无疑问，林业局和县里其它政府机构一样，是真心投入到保护天然林、促进水土保持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工作中，并对此负有责任。然而，很明显，他们的工作还未能使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方式更好的统一起来。
而这正是所有国际援助机构所要避免的。但屏边现在得到的国际援助很少。而更令人不安的一个事实是，在云南的其他地方，甚至是就在红河州，已经有许多国际机构正在积极开展扶贫、水土保持和社区发展项目，而且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参与性方法和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而这些项目实施的地方连屏边的边界都没有到达过。在中国的国际捐助机构经常强调他们的工作具有建立一种模式并加以扩大推广的巨大潜力；但目前为止很少有机构已发现这样做的潜力，在大多数例子中，项目的成效仍然局限在当地。屏边认为它并没有得到它所应分得的那份蛋糕。
屏边县每年通过国家安排的对口帮扶得到一些资助。今年，上海的徐汇区捐助了223万，已经分别拨付给了沼气和建六个农村诊所、一所寄宿中学的项目以及为4万名学生提供奖学金的项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捐助了100万元，主要用于扶助基础教育。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资助屏边修建了沼气池，并建盖了2座小学，取名为宋庆龄小学和中山小学，现在这两个组织希望增建寄宿设施。 国际上对屏边县的援助仅局限于世界银行的几个软贷款项目。这些项目是通过高层协商，以多省项目的形式达成的。其中最大的一笔贷款是最近作为“世行贫困地区林业发展项目”一部分的500万美元的贷款项目。以前还分别有72万元和105万元两笔贷款，用于基础教育（大部分为修建校舍）和保健（大部分为提高培训）项目。
屏边县获得国际援助比较困难，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州政府认为应该把资源分配到其他一些地方。红河州的十三个县中有五个是贫困县，总共有30万贫困人口。州党委书记杨光成告诉《中国发展简报》，在他看来，屏边县还不是扶贫的重中之重，主要是因为该县的苗族群众“基本上还听得懂汉话，还没有州里其他一些地区那么落后……。有些拉祜族群众至今仍生活在原始社会，帮助他们脱贫是很困难的”。
如果上级不认为他们是扶贫重点时，贫困县该怎么办呢？渴望引进国际资助和专业技能的县政府官员们处于困难境地。比如，屏边县的官员说他们不知道怎样通过对外经贸部来申请参与双边援助项目。
当然各级政府有权利制定自己的工作重点。国外捐助机构，特别是双边机构，通常要工作于各级政府之间，而且经验显示，与中国政府部门密切合作是发展干预项目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保证因素。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基层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承诺，以及愿意开拓新思路的愿望。也许屏边不是云南最贫困的县，但它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在很多领域，它可以受益于国际经验，而且它的政府是思想解放、富有远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