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的时候，经过一些波折，中国与苏丹终于开通了直航，苏丹从而成为第6个和中国直航的非洲国家，两国大使都出席了热烈的开通仪式。直航的开通，似乎让我们感觉与苏丹更近了些。
中国人在苏丹做一切在别的非洲国家做的事情：开采石油、架桥梁、修公路、派遣医疗队、开私人医院、开餐馆、办农场、开超市……，几乎在各个领域都能看见中国人的身影。苏丹成为华人最多的非洲国家，到底有多少人，虽然官方提供的数据是1.5万人，但是在无论从官方还是非官方的进一步了解中，我们得知实际人数远不止这个数，而这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
目前，苏丹已成为中国在海外最大、最完整的石油投资国，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海外投资最成功的国家。基于长期的成功合作，苏丹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已不仅在于双方的合作，更在于它关系到中国与整个非洲的政治经济战略合作。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到非政府组织合作领域时，却发现难以找到像样的数据和实例。从苏丹人道事务署和中国驻苏丹全权特命大使李成文的介绍中，我们得知：苏丹本土注册的NGO达3000家左右，国际NGO146家，而其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3000美元的国民收入是一个转折点，人均3000美元收入往上走，用于慈善的资源会加速地增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中国也不会太例外。现在，中国2009年GDP总额超过4.9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3800美元。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投资热点，且中国在美国及海外股市上市的企业增多，表现空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形象开始有新的定义和要求，要求中国不仅仅关注自身的发展，更要在国际社会上担负起更大的责任。这一责任，不仅仅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还要在人道主义方面有所作为。这一责任的履行，不仅仅在政府和企业，也包括我们作为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然而，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领域，却很难看到中国NGO活跃的身影。可以说，这与中国在国际和世界的影响力完全不符。
2009年10月，应苏丹本土慈善机构BTO的邀请，中国扶贫基金会代表团对苏丹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在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的大力支持下，此次考察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国扶贫基金会与BTO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决定今后在医疗卫生、社区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通过前期深入调研和考察，中国扶贫基金会认为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时机已经到来，于2010年1月正式成立国际发展部。3月，向苏丹12所医院援助的医疗设备和援助达尔富尔难民营的太阳能手电，已运抵苏丹并投入使用。4月邀请了20多名来自苏丹9个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前往北京，参加“苏丹民间组织扶贫能力建设培训班”。目前，向苏丹援建的第一所妇幼保健医院正在筹备中，预计将于今年底落成，后续将开展医务培训、向苏丹派遣医务志愿者等工作。
为了对苏丹的社会基本情况有更进一步深入客观的了解，2010年3月，中国扶贫基金会特意委托国内两名一流的摄影记者，前往苏丹开展了为期一月余的实地拍摄，希望能用镜头记录下一个真实客观的苏丹。而我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有幸成为这次探寻之旅的亲历者。
苏丹：遥远的近邻
苏丹，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被一条看不见摸不着不甚明确的边界线分为北苏丹和南苏丹，因此苏丹人常被分别称为北方人和南方人；政府被泾渭分明地称为北方中央政府和南方政府，分别由执政党“全国大会党”和最大的反对党“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简称苏人解）”领导。北方推行伊斯兰化政教合一的国家道路，南方主张建立社会经济平等、公正和政教分离的世俗社会。北方多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居多；南方则多信奉原始部落宗教、拜物教以及基督教，以黑人居多。南北方因为政见分歧和资源分配等问题而持续了25年的内战，在2005年终于告一段落，并将于2011年1月举行公投，由南方人自己决定是否独立，国际观察家纷纷预测南北分离已成定局，其中尤以美国方面的呼声最高。
大多数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苏丹一个也不少：干旱、洪水、沙漠化、战乱、种族部落纷争、贫困、难民营、匮乏的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以及高得惊人的母婴死亡率……但是，这里也有大多数非洲国家没有的东西：高速增长的GDP和达尔富尔。一方面，苏丹拥有令其他非洲国家羡慕的经济增长——连续5年超过8%的GDP增长率，2006年开始达到两位数。另一方面，苏丹的达尔富尔，因2003年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一度成为西方媒体口中贫穷和屠杀的代名词。尽管联合国于2005年1月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气候变暖和沙漠化是达尔富尔问题的主要原因，但2008年7月，国际法庭仍以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十项罪名对苏丹时任总统巴希尔进行调查，并最终在2009年3月以战争罪的名义发布了对巴希尔的逮捕令。同时，由于中国与苏丹的盟友和伙伴关系，中国被认为负有相当责任而备受指责。面对一些西方人权组织的批评，中国政府承受了巨大压力。
达尔富尔事件被联合国、众多国际救援机构高度关注，它们纷纷进驻，联合国还专门通过一系列决议，使其成为联合国维和任务中花费最大的任务区——在这个相当于法国大小的地方，每月的维和经费将近1.4亿美元。
达尔富尔难民营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共由三个州组成：北达尔富尔、南达尔富尔和西达尔富尔（以下分别简称为北达、南达、西达），其中北达州首府法希尔是该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当然，如果那里有经济和文化的话。达尔富尔是苏丹安全局势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其中又以和乍得接壤的西达最不容乐观。在国际社会上，达尔富尔几乎就是难民营的代名词，难民主要来自边界战争和部落冲突地区。我们前前后后进了七八趟难民营，包括北达的阿布舒克和阿布贾难民营、西达的阿布扎难民营，这是当地最大的三个难民营，容纳人数分别为5万、3.5万和1.5万。每次进出都有携带武器的政府武装在前后护卫。按当地政府官员的说法，难民营中的一些人，拿起枪支就是反政府武装分子，放下武器回到难民营就是难民。
难民营的每家每户几乎都住在极尽低矮简陋的茅草房中，家徒四壁。那样的茅草房，如何躲避非洲大地的骄阳和凶猛的雨季，是难以想象的。我曾走进难民营的一户人家，这家只剩下一位老妇和一个年轻妇女，家里的男人都在部落战争中死去，老妇失去儿子，年轻女人失去丈夫。她们表情漠然、神情呆滞地坐在所谓房间的地上，对我的到来似乎视若无睹。我想她们大概对外界的任何动静已经没有任何好奇了。我很难想象，她们本来与这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有平等的生命、相同的七情六欲，可是为什么她们的生命就如此轻贱？她们生下来似乎就是为了像蝼蚁一般活着或死去。
在与难民营首领的交谈中，我问最需要什么？他们说，田地和打工的机会。这让我吃惊不已，因为我一直以为，就像我们常常听到的那样，他们要的就是粮食和水，他们只需要救济，然而他们更需要的是生活的希望。我记得在首领家低矮茅草房里又小又破的书桌上，看到一本很旧的硬皮英阿牛津字典；在这个几乎半定居的地方，我们看到规模宏大的砖窑，那些妇女穿着质地粗陋但鲜艳夺目被称作扫普的服装，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砖窑里取土、烧制。由于原料粗陋、制作简单，这些泥砖在每一年凶猛的雨季几乎都会被冲刷殆尽，但他们却仍然坚持着这希望渺茫、却是盖起一所房子的唯一可能。我们甚至看到，在制砖取土后的土坑里的女学生，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在复习功课，也有成群善跑的孩子，随便一块空地就是他们天然的足球场……
我相信，他们生下来是想奔赴更好一些的生活，不是为了一次毫无意义的死亡。而他们往往不是在出生时缺医少药的分娩中死去，就是在幼儿时因为饥饿或者缺乏营养而死去；不在战乱中死去，就是在一年的旱灾或洪灾中死去；不是被疾病折磨致死，就是在一天天的煎熬里等待一个未知的死亡。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机会，生存几乎全部依靠外界的援助。然而即便是这些遥不可及的援助，也由于发放不准确、过高的管理成本、甚至由于劫掠使得这些援助反而成为当地部落战争的补给，还有时常发生的驱逐事件……，使得当地人总是在这种绝望中等待煎熬。
在达尔富尔期间各式各样的集会上，当地代表一次次言之凿凿地说：我们不愿意和西方组织合作，但是我们欢迎中国的NGO过来，并明确提出：中国在经济方面给予了苏丹很大帮助，但是慈善领域的合作方面，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家中国的NGO去他们那里，这次我们能过去，他们非常高兴，他们需要中国的NGO！
事实上，难民营随处可见印着星条旗的罐头盒和粮食包装袋，也有一些管理完善的医疗点和学校，很多都是西方组织援助的。可是为什么他们对这些视而不见、却对素昧平生的我们表示如此热烈的欢迎？我想，至少有一种原因：在各种国际力量交织的夹缝中，纯粹的救援离他们如此遥远，他们看不清各种援助背后的故事，在一次次的盼望和失望后，最后竟不知该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何方。
作为应以中立客观形象示人的NGO，本不必过于深究达尔富尔背后的各种政治较量和经济企图。但是，处于这夹缝中的达尔富尔，那里无所适从的达尔富尔人，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虽然面对他们深重无边的苦难，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我们仍希望，能竭尽所能用最有效的方式，为他们的生活带去哪怕是一点点的改善，为他们的命运带去哪怕是一点点的希望。
水之殇
谈到非洲，大多数人立刻都会想起撒哈拉沙漠的漫漫黄沙。然而，苏丹不只有沙漠，也是一个具有海洋性气候的国家，地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热带沙漠三个气候带。苏丹不仅拥有尼罗河中最长的部分，也拥有853公里长的红海海岸线。遗憾的是，对这个250万平方公里的非洲大地来说，尼罗河的安详、红海的清澈，美好得近乎一个梦境，但这里面临更多的却是严重的缺水和恶劣的水质。苏丹的25个州，只有喀土穆州和森纳尔州的水质达到国际饮用水标准。只要走出喀土穆，就会发现老百姓的日常活动大多与水有关。大多数居民还在直接饮用随便一个水洼里的水，达尔富尔还在为争夺水草不断发生着部落冲突。
来到达尔富尔，到处是一眼望去无边的黄土地，偶尔空阔的沙地上能看见一丛丛泛白的绿色植物，当地人说这叫面包树，有毒，不然它们不可能在这个荒漠里幸存。在靠近市中心的一些地方，也能看到一些人家门口栽种的小树苗，但是每颗树苗都被当作宝贝一样用半人多高的砖墙精心地保护，否则风沙的侵袭、牲口的饥不择食，会很快让这些树苗夭折。
这个地区所有水的来源，几乎都来自外界援助的水塔。取水是难民营每天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也许是水压的原因，从水塔向四周延伸的取水点，其水管出水量一般比较小，接满一桶水，需要不少时间。为了控制取水量，难民营严格规定只有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才能取水。取水点是难民营里戒备最森严的地方，不同的取水点有不同的防卫级别，用简陋的手编铁丝网、或者是专业制作的铁丝架将取水点四周围起来。由于水管不能得到很好的维护，很多取水点断了水源，很多居民只能到离自己住处很远的地方排队取水。等水、取水、运水、加上路途往返，这就是他们一天里的主要活动。而运水方式如此简陋，我们在每家看到的蓄水桶都非常破旧，常常大敞着，遗洒和蒸发又不知会浪费掉多少珍贵的水分。
除了专门的取水点，难民营里集中蓄水的方式还有一种巨大的水袋，一般也是来自外界援助，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蒸发和污染。除此之外，当地人还常常垒出一个土坑，用一种蓝色防雨布铺上，便成了一个露天水池，供这里的人直接取用。
我曾讶异于他们对这种不洁净水质的耐受性，以为他们已经具备某种特殊的适应性。但是难民营的首领说，在当地人中比较流行的一种疾病便是肠道疾病，营养不良造成免疫力低下，难民营医疗点检测试纸的匮乏，使得很多普通痢疾无法诊断和治疗，有些时候，普通的肠道疾病便可致命。
与难民营相比，农村有逐水而居的自由，但是用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摄影记者实地探访的一个村子，不过离喀土穆180公里的郊区，他们从远处的尼罗河引一条水渠到村里，水渠的尽头挖一个水塘，这个水塘维系着全村人的生产和生活，全村人一天的生活，洗漱、洗衣服、饮用、取水，也包括牲口饮水，全部在这个水塘。虽然里面的水看上去和黄泥浆差不多，而且水面上漂满了不知道是什么的垃圾，但这里的人都是打水回家后直接用来饮用或用作其它生活所需。
有更多的村子根本没有引水的便利，用水主要靠打井。在靠近尼罗河的地方，打口能出水的井还不算难。只是打井需要资金，当地人打井的技术又非常落后，用水习惯也一时难改，所以即便水资源比较充足的地方，用水环境也没有太多改观。
难怪在一次与苏丹驻华大使萨利赫的闲谈中，他忧心忡忡地说：All the Sudans problem is water! （苏丹的所有问题都是水的问题）。
医之患
苏丹允许外国人在苏丹投资开医院。在我们去苏丹之前，就知道苏丹有好几个中国人开的私人医院，而且生意都非常好。不仅在首都喀土穆，在苏丹南部、达尔富尔地区都有中国人开的医院。在苏丹与一位华人朋友聊天时，他甚至说，如果现在有一笔钱在苏丹投资，他的第一建议就是开医院，其次才是工程设备租赁。因为这里需求大，而且利润高。有人举例说，最基本的消毒用高锰酸钾药水，这里是论滴卖，滴一滴收一镑！能不挣钱吗？！由此可窥见苏丹医疗条件的匮乏现状。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的报告，苏丹的孕产妇死亡率为450/100000，位于世界的前五位。而另据苏丹卫生部2009年的内部报告，该数据实际为1107/100000，也就是意味着每100个婴儿诞生就有1.1个母亲因生产而死亡。如此高的死亡率，不仅与当地较高的怀孕率和较短的怀孕间隔有关，更重要在于医疗条件落后和医务人员匮乏。除此之外，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卫生状况报告中，苏丹的其他医疗指标也一直处于周边地区的平均水平以下或者最差。
苏丹沿袭英美体系的医生培养制度。医科学生毕业后要成为一名正式的专科医生，需要经历不同阶段的实践，这个过程往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因此，在苏丹真正持有行医执照的医生并不多，但能拿到执照的一般都具有过硬的技术。因此这些医生的待遇也相当高，比如在恩图曼友谊医院的本地医生，月收入可达8000苏丹镑（约合人民币2万）。不过可惜的是，由于多年的南北内战，苏丹的很多优秀医生外流，也使得原本就匮乏的医疗设施几乎被破坏殆尽。近年来，苏丹政府也在积极采取一些措施，改善民众的医疗条件，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医疗保障措施，包括剖宫产术、5岁以下儿童就医和外伤急救实行免费，分娩实行低收费等。苏丹卫生部向我们介绍说，他们有一个计划，想建一个“每5公里一个医疗点”的国家医疗系统，但同时也坦陈，由于资金和资源的缺乏，现实和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此次考察过程中，我们走访了州级和乡级的数家医院，以及社区和难民营医疗点，发现不同级别医院和医疗点的各方面条件差异较大。除了最大的州级医院，其他的都不同程度面临着严重缺医少药的困境。苏丹的医疗领域是接受国际捐赠最多的领域，来源非常广泛。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捐赠的物品一般都能物尽其用，对于他们来说，捐赠多多益善，再多也满足不了当地的需求。
苏方人员曾向我们反映说，苏丹妇女患肛瘘和尿瘘的产后后遗症非常普遍，这不仅让其丧失劳动力，而且身上散发很难闻的气味，因此常常遭到丈夫和娘家人的遗弃，对这些妇女造成很大的精神和生理伤害，而这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
一位中国的援苏医生向我讲述她在苏丹医院经常遇到的事情：一边是痛苦难捱的待产孕妇和心急如焚的中国医生，另一边则是“镇定自若”的病人家属和慢腾腾的苏丹护工，化验单怎么等也等不来，需要什么药都没有，只能临时去买。她说，待产时间过长，因此胎儿挤压产道时间过长，当然容易引发肛瘘尿瘘了！
我们还听说，当地流行产后缝合生殖器官，还有些地方还流传着古老的割礼习俗，这些都给妇女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苏方人员向我们提出，目前他们非常需要肛瘘尿瘘手术人才，急需相关的援助和培训。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苏丹的合作机构已经在这方面开展了不少援助项目。
此外在苏丹的医院，行政工作人员所占的比例非常大，后勤工作人员和医生的比例大概保持在10∶1，甚至更高。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即将援建的阿布欧舍医院，没有正式的当地医生，完全靠9个中国医生在支撑日常门诊，但是这个医院有将近110多名工作人员负责后勤。
在这一路的走访中，我们更加意识到，在医疗援助中，常规的硬件配套和软件培训只是一个开始，医疗保健意识的改变，将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作者系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项目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