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经历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NGO开展工作时依然面临诸多政治和管理上的限制。然而，也有些NGO在开展机构自身工作之余，还在政府政策制定上发挥了作用。
过去十五年间，随着中央政府开始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和“社会管理创新”，地方政府也开始尝试有选择地与一些本地和国际NGO建构不同的伙伴关系。一些NGO进行了调整和创新，形成了一种影响政策制定进程的机制。
晨露国际（morning tears）是为数不多的这类NGO中的一家，它采取倡导的工作策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出声音。晨露国际于1998年创建于西安，起初是一家本土草根组织，后来为了有效开展工作而在国外注册，成为国际机构。目前晨露在郑州运营一家为服刑人员子女提供服务的儿童保护中心，该中心启动于2009年，是与政府协作开展的政策试点项目。在过去十五年里，晨露国际为800多名儿童提供了服务，目前正为250个孩子提供帮助。
晨露国际受到一个中外心理学家组成的团队的资助，主要目标是为中国的服刑人员子女提供支持和服务。在“十一五”计划中，中国政府首度将此类儿童纳入救助范围。民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十一五”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建设规划》呼吁社会力量，包括社会组织提供支持，以对这一群体提供切实帮助并将救助流程形成政策。救助的第一步——收容很重要，但后续跟进更应重视。当街头流浪儿童被收容之后，政府需要一整套标准化的措施进行后续跟进，并将之以政策的形式确定下来。
2003年后，晨露国际开展了一些以政策为导向的活动，如培训、项目试点、实地考察，都卓有成效。晨露国际最显著的成就是在地方和国家层面都参与了针对服刑人员子女这一目标群体的最低保护标准和救助标准流程相关政策的起草。晨露国际还起草了针对救助工作人员的培训材料，既适用于儿童保护中心，也能供上级管理单位参考。由于这一最低保护标准的出台，服刑人员子女最基本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其标准参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而制定。标准化流程则明确了对服刑人员子女进行保护和照料过程中的责任和形式。此外，为工作人员和监管部门提供的培训材料给相关工作群体提供了专业指引，比如孩子们面临心理创伤、社会污名以及犯罪的代际传承时，培训材料能指导工作人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或者如何寻求帮助。
为了实现这些成果，晨露国际与两家重要的中国儿童保护领域的政府机构——郑州市救助保护流浪少年儿童中心和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流浪未成年人保护发展培训基地建立了伙伴关系。作为一个NGO影响政策制定的稀有案例，晨露国际的经验弥足珍贵，足以为其他想在政策制定中发出声音的NGO借鉴。
晨露国际能参与政策制定进程，得益于它结合了本土组织和国际组织的优势。在第一个方面，晨露国际运作中的一些手法强化了这家机构在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合法性，并从本土角度深入理解目标群体的状况，这些运作上的特点包括：
1）去政治化
2）构建专业人士网络
3）进行中国特色的倡导
4）搭建双边信息交换平台
1）稳定持续的资金
2）国际专业知识
3）国际上的合法性
这几点让晨露国际获得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有渠道获取国际经验和知识，并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从而满足了影响政策制定所需的条件。
先来分析晨露的本土运作特点。在中国，去政治化是NGO获取政府承认的主要条件，之后才可能参与政策制定。实际上，通常只有不涉及政治的NGO才能存活下来。晨露国际的去政治化状态为其在和中国政府的伙伴关系中承担技术专家的角色提供了空间，从而能向政府提供服刑人员子女救助实践相关的专业意见。晨露国际之所以能充当这种专家角色，还因为它的几位资助者曾有过为服刑人员子女工作的经验，他们被视为这个领域里的国际专家，享有声望。
政治因素十分关键，晨露国际一直小心翼翼地在中国政府系统和等级制度中寻找工作空间。他们通常设法使工作获得上级政府的批准。为此，晨露国际同一些政府部门，包括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流浪未成年人保护发展培训基地以及郑州儿童保护中心建立了附属关系。前者由民政部直接管理，后者是郑州民政局的下属单位。晨露国际还展现出他们对科层制中等级关系的尊重：在参加会议时，晨露国际派出的代表——来自境外注册分支机构的外事联络人员的职务总是要和政府官员的职务相匹配。
政治上小心谨慎之外，晨露国际还通过打造一个专业网络使其政策倡导工作合法化。这一网络包括其他一些支持性的社会角色和政府部门，特别是郑州大学和西安东周儿童村，他们都向晨露国际提供资助和专业知识。除了有助于合法化其参与政策制定的角色之外，专业人士网络还为晨露国际扩展其对中国服刑人员子女的知识储备上提供了有力支持。例如，郑州大学曾帮助晨露国际制定服刑人员子女救助最低标准草案。晨露国际的一名资助者甚至入读了郑州大学的一个博士项目，以便全面了解郑州地区服刑人员子女的情况。这所大学为晨露国际提供了这类儿童的信息，包括他们所面临特定困难、遭受的心理创伤、个人成长上的失序，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西安东周儿童村则向晨露国际分享了许多在类似目标群体中工作的经验。
此外，在倡导手法上，晨露国际效仿了中国政府常用的一些政策制定方法，如由点到面。在这种方法中，政策出台往往源自高层决策者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下进行的地方“试点”。这种机制要求期望影响政策的NGO能够拿出过硬的实践经验数据。服刑人员子女往往是流浪儿童的一部分，郑州则是中国流浪儿童救助的模范试验点，由此晨露国际针对服刑人员子女开展的试点项目后来被总结为“郑州模式”。2009年，试点项目依托晨露国际在郑州建立的儿童保护中心开始运行，该中心救助了大约60名儿童，由包括护工、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家组成的团队管理，这些人负责开发救助标准、运作流程，并总结项目经验，编制培训材料。
晨露的工作路径，还与中国政府提倡的“群众路线”不谋而合，政府希望借助这一路线在政策制定和创新过程中吸纳社会力量的参与。作为政府的技术顾问，晨露国际正是在群众路线中扮演着角色，和政府建立了一种双边信息交换关系，经常共享资讯，比如项目开展的最佳地点、不同地区服刑人员子女的确切数字、国际专业知识以及当地的服刑人员子女情况等。
仅仅基于以上这些本土化的工作方法，还不足以让晨露国际有足够的影响力去参与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作为一个创建于中国本土的国际NGO，晨露国际具有吸纳国际资源的优势，它通过在几个西方国家注册，获取了合法的国际NGO身份。晨露国际在海外的注册始于2005年，最早在比利时的一个城市建立第一家分支机构；2006年，该机构在西班牙注册；2008年和2009年相继在荷兰和丹麦注册；2010年，同时在意大利和法国注册；2011年在美国注册，2013年则实现了在香港注册。在上述所有国家和地区，晨露国际都注册成非营利组织。这些分支机构即使有时候也开展一些意识宣传或资助其他小项目，但它们都把为中国的项目筹资作为主要目标。
国际NGO的身份首先有助于晨露国际的工作议题合法化，使其在中国从事的服刑人员子女救助工作更容易被接受，因为这意味着这个问题在多个国家都存在而非中国独有。这让晨露国际拥有政策制定中的发言权，因为政府觉得接受其帮助也不会显得自己无能。
国际化带来的第二个资源是晨露国际能带来国际专业知识。中国官员普遍认为，外国的知识通常比国内先进，因此外国政策专家一般都很受欢迎。例如，2006年，晨露国际的一位国外发起人被郑州市民政局聘为顾问。晨露国际还会邀请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儿童保护专家访问郑州的项目点，并对郑州的政府人员进行培训。
最后，作为一个国际注册的NGO，晨露国际能通过境外筹资活动获取财务支持。对中国草根组织，特别是那些没注册的草根组织来说，在国内筹款非常困难。此外，政府很少对GONGO（官方背景的NGO）之外的NGO提供财政支持。外国政府也通常更喜欢支持GONGO，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和政府打交道，而且和GONGO合作还不会引起政治麻烦。晨露国际在上述那些西方国家和地区注册的分支机构不仅能筹资，还能竞争欧盟针对中国项目的招标和资助。这为晨露国际提供了稳定的财源，而钱是政策倡导活动不可或缺的要素。
晨露国际这种糅杂了本土和国际优势的特征使其得以和政府合作，并对儿童保护政策的出台产生影响，其成功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外联合造就了这一独特的“中外合资”NGO的优势。首先是获得了本土和国际的双重合法性，而且两者相辅相成，良性循环，成为晨露国际得以影响政策的关键要素。此外，通过创建双边信息交换和专业人士组成的网络，晨露国际在本土的合法性得以强化。
晨露国际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项目管理、执行中，将西方与中国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相结合。晨露国际的中国特质使其通晓中国社会的潜规则，了解服刑人员子女的国内状况；国际化使其能够跟进、分享其他国家在服刑人员子女救助方面的最新发现。晨露国际在其他国家分支机构的筹款使上述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用倡导方式更有可持续性。这种混合结构使得晨露国际的工作相当灵活、注重实效，为其他有兴趣参与中国政策制定进程的NGO提供了一种参考模式。
（郭婷译，Shawn Shieh、付涛修订。本文是作者在清华大学国际发展专业攻读公共管理硕士的毕业论文缩编版，原名：A Chinese Core with Inter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Morning Tears Policy Influencing Model，该研究基于对晨露国际的工作人员、资助者、政府伙伴的访谈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