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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公众参与:自下而上的视角

        主流观察者认为,像越南这样一党威权体制的国家,总体上处于封闭的政治结构和不自由的社会政治制度之下。但从地方活动者的角度来看,越南政治结构已经为集体行动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

 

        通过对2007年发生的两起案例的研究以及对相关公民社会活动者的访谈,本文作者提出,越南有可能在未来保持一党制国家的前提下,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草根民主,而公民社会行动者将继续在越南政治空间的拓展过程中产生影响。

 

 

 

 

 

“统一公园”运动

 

 

       “统一公园”(Reunification Park)是位于拥挤的越南首都河内的中心区最大的一片绿地,60年代由百姓志愿投劳建成,曾以列宁的名字命名。参观者无论贫富,均可以同样便宜的票价入内。园内设施由一家国营公司管理,多数区域经营破败。2001年,有跨国公司开始经营几个较好的游乐场地,由于公园过去和意识形态的关联,跨国公司的介入甚至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2007年早期,在公园更新改造动议被搁置数年之后,河内人民委员会对两家私人公司开了绿灯,将公园交由这两家公司私营,变为小型的迪斯尼公园。有关这项计划的细节,包括公司领导层的详细访谈,被发表在报纸,特别是由(官方的)青年团(Youth Union)不同分支机构下属的一些报纸上面(这类报纸总体上被认为比其他官办媒体要更为独立)。尽管公司坚持说公园的再开发计划符合所有河内民众的利益,但仍无法掩盖规划中预算投资近4千5百万美元建设一个五层的地下停车场和购物区、3D影院和夜总会的事实。

 

 

        公司的开发计划公布之后,公共舆论转为失望和强烈反对。4月中旬,当地的一位建筑师Hai Nguyen第一个在网站上表达了他的不满,他的呼吁被放在有关城市问题的一个网站上。其他声明也很快陆续出现在博客和网站上面,甚至出现了一个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网站。曾报道这项计划并成为公司传声筒的主流媒体,一开始并未把民怨沸腾当回事,直到5月份英文媒体《越南新闻》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河内居民的抗议之声,但这篇文章立场中立,呈现了争议双方的困惑矛盾。

 

 

        制止公司开发行动的发起者是一个由建筑师、退休政府官员、记者和博客写手组成的网络,他们中一些人本来就与市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有着业务上的联系。一位非常有名的网络成员是退休的城市规划师Tran Thanh Van(此人以前是建设部城乡规划研究院的工程师,2000年的时候就曾领导过由一起水上公园开发事件引发的反腐败行动)。与此类似,另外一位顶尖的来自政府研究机构的生物学家Ha Dinh Duc,将一份抗议信发给国家主席并且上传到网上。

 

 

        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将环保和政治诉求结合起来,试图终止“统一公园”的私有化方案实施。网上,低收入者有无权利出入公园,以及公司介入经营等成为发帖的主要话题。但公众的最大担忧在于,河内市中心将失去这片唯一的公共空间,公园中的树林作为城市之肺,也将被砍伐殆尽。

 

 

        到2007年夏天,反对公园私营化的行动变为更为广泛的公众倡导运动。8月,领头的学者和建筑师组织了一次由一家国际NGO资助的会议,以“河内的绿色公共空间体系”为题,发出了“拯救河内的绿色空间”的倡议。官方媒体采访了与会者并大幅报道了公众的态度,反对和支持方比例大约各占80%和20%。8月17日,市政当局暂停了再开发计划,反对者暂时取得胜利。

 

 

      “统一公园”运动很显然是一个公民社会网络行动的案例。这个网络通过组织和个人联合行动,围绕共同利益的理念去影响决策者。在这个案例中,个人活动者起到关键作用,利用他们在媒体和政府内的关系,去倡导城市决策的改变。他们引发了公共讨论,使成百上千人参与其中,反思公共空间的价值,以及城市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这场讨论也凸显了越南媒体的复杂角色。最终,官方控制下的媒体在一定的自由空间之下,在不同的时间内既迎合了政府和公司的利益,也反映了抗议者的声音。这场运动并没有被政府禁止,一些官员对此保持了容忍(甚至鼓励),而另外一些官员持相反态度。

 

 

        此外值得思考的是,这场运动并非主要由NGO所领导,一些NGO只是在运动接近尾声之际才加入到行动网络中来。国际NGO的作用也很小,只是帮助将事件予以公开,以及为2007年8月的会议提供资助。尽管活动者对公司和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没有任何人公开表示反对政府。有几位公开发表批评言论者是现任或前政府雇员,但很重要的是,他们是中央政府官员而非直接涉及开发项目的地方官员。这些情况表明在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多元的、难以清晰界定边界而又相互冲突的互动关系,挑战我们通常将公民社会简单地定义为非政府的、完全独立的看法。

 

 

       “统一公园”运动是越南历史上首次具备实质意义的公共倡导活动。如果不存在互联网提供的政治空间,要形成网络的组织化行为,其难度将大大增加。而实体性的会议需要更多的后勤准备和资金支持,外加和官方以及公司方发生冲突或受到限制的风险。利用博客这种形式则使活动者可以绕过官方媒体直接发布意见和表达关注,有一些网站能够比平面媒体更为自由地传递更多的信息。反对者很小心地将他们的批评限制在公园私有化这个单一议题上面,只要不被认定为反对政府,政府就不会对其言论严加审查限制。由此,运动的参与者策略性地利用了现有政治空间中的机遇,以便表达意见,达成目标。

 

 

 

 

 

土地抗议

 

 

        当代越南政治中充满矛盾冲突的领域或多或少都与土地问题相关。在革命时期的北方以及1975年以后的南方,农民都以不同的方式抵制土地的集体化运动。1997年发生在Thai Binh省,2001年和2004年在中部高地发生的抗争事件都是围绕税收、腐败和土地权问题。在过去数年没有发生大范围抗争事件的同时,地方局部的土地抗议事件已成为越南土地问题的普遍特征。例如,针对高尔夫球场开发的抗议活动就在河内和胡志明市周边地区屡屡发生。和主题公园一样,高尔夫球场也是高度缺乏公平、具有排他性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大城市周边的土地对开发行为而言极具价值,但当土地被政府征用,农民通常只能得到相当于土地农业产出价值而非其市场价值的那部分补偿。不同于“统一公园”事件中围绕公共空间发生争议,许多农村抗议者主要关注的是土地在经济活动中的使用价值,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国家但分配给农户使用。

 

 

        在征地中未能获得足够补偿的农村和城市周边居民越来越多地跑到大城市里面去表达自己的诉求。2007-2008年间,发生了数十起抗议者在河内市政府、国会办公楼和司法部门前的便道抗议甚至阻断道路交通的事件,参与者从30到数百人不等。抗议一般持续2到3天,抗议者夜晚就睡在现场。制服警察和便衣都会在现场,但通常和抗议者保持距离,有时会没收抗议者打出的标语横幅。多数情况下双方都是和平相处,最终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使示威者在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回家。没有资料说明多少起示威活动达到了目的。

 

 

        多数土地抗议者并未引起国际媒体的报道,以及高层政治人物的关注。学者Nguyen Vu Hoang在河内一个处于改建的城区实地调研,考察受到拆迁威胁的一个社区,以及一条街道沿线因受道路扩建拆迁房屋补偿不足的居民情况。在这个社区,居民签署了抗议信,举行了会议和静坐。抗议过程中,居民们还找到一张规划图,和地方官员出示给他们的图有差异。经过努力,他们最后引起了市政府的注意,后者否决了区政府的决定,使这片社区免于拆迁。

 

 

        这个社区所采取的策略成功之处在于,他们创造性地利用国家机器对政府自身进行了修正,用政府内部的一部分来对另一部分施加压力。街道一级党的负责人,实际上成为社区群体的代言人和领导者。作为退休的国有企业负责人,他受过教育,在社区内备受尊敬。在相邻的计划被拓宽的街道,居民小组由一位现职警察领导,他比上述退休的街道党的负责人掌握了更多的资讯。利用这种方式得到体制内“持不同意见者”的支持,避免直接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降低了行动的风险。这是地方政治中,居民和官员使用道德争论、个人关系和互惠关系以达成目标的常见方式。

 

 

        这种策略并不必然导致成功,但给予弱势一方意见被听取的机会。在上述案例中,社区的活动者达到了目的,但相邻街道的居民小组最终并未能使他们的房屋免于拆迁,后来这个小组随着居民被迁往其他区而自行解散。

 

 

        上述两个案例表明,当今越南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空间。尽管仍然处于党的控制之下,媒体作为公众利益的看门狗,在腐败、环境污染和土地利用问题方面担当了更为积极的角色。特别是互联网为公共讨论和批评言论提供了比平面媒体和广播更多的空间。互联网也为海外越南人将跨国议题纳入国内政治议程提供了更大的潜力。在越南国内,关系广泛、受人尊敬的个人如知识分子、艺术家和退休官员,越来越感觉到围绕公共议题发表言论的自由。同时,贫民和农民也试图通过党政系统传递他们的声音,但当此类努力失败之后,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诉诸公共抗议行动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

 

 

 

 

 

公民社会对政治空间的看法

 

 

        我对上述抗争政治的研究有一个假设:行动者是在意识到政治机会和相应风险的情况下介入集体行动的。事实上,他们在了解这些机会和风险大小上处于最有利的位置。相应的,他们的声音和经验,对于理解越南政治空间非常重要。2008年2~7月,我在河内和胡志明市与20位公民社会活动者和支持者进行了面谈。其中十位是越南NGO和NGO网络的创办人,其他人则是在越南的国际NGO的本土员工、记者和支持公民社会发展的国际资助方代表。所有受访者自我认定的身份是公民社会的成员,或是为公民社会提供支持的国际NGO和资助方。我向每一位受访者所提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从公民社会活动者的角度看待越南政治空间:“在过去5年内,你认为像你所在的组织,其运作空间是扩大了,缩小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越南的20位受访者回答说,空间是扩大了。越南的受访者都认为公民社会组织在运作中受到国家的限制减少了,感觉独立性加强了,但受访者对其原因的解释却各不相同。

 

 

        下面是一些越南NGO受访者的回答:

 

 

      “我们机构运作的空间扩大了很多。从谈论公民社会话题到实施项目而言,现在更加自由了。”

 

 

      “5年前,没有人知道‘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但现在使用这个词已经不再敏感了。”

 

 

      “现在要注册一个新的组织比过去容易多了。政府主管方也更理解,有更多的能力和更支持的态度。”

 

 

      “空间扩大了,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形成网络。作为组织能做的事情我们就自己做,不能自己做的就以网络的形式去做。”

 

 

        采访中接下来的问题是,“你期望未来5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多数人回答,期望将来获得更多的机会。在问及越南公民社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和障碍时,多数回答集中于后勤保障和资源方面。

 

 

        以下是一些受访者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当我创建这个机构并开始活动时,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与政府搞好关系和筹资。但事实上,这些都根本不是问题,最大的障碍在于招募和保持合格的机构成员。”

 

 

      “我们和政府的关系很好,但我们几乎没有机会介入像135工程这样较大的政府项目(135工程是在弱势社区中进行扶贫的项目)。”

 

 

      “我们需要了解如何吸纳来自企业的良好实践,但同时要保持非营利性。”

 

 

        对越南宏观政治层面的问题,这些受访者可能并不了解,或者没有兴趣关注,或者缺乏准确的概念,但他们就自己的运作和本组织面临的机会和风险而言有着自己的认识。受访者都没有简单地附和政府或者党的政策,多数人实际上对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态度、经济政策、少数民族问题和扶贫方面的做法持批评态度。越南本土和在越南从事发展工作的国际组织受访者之间,对越南的现状并无认识上的差异,但就对中国的采访样本分析结果来看,则存在很大的差异。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受访者认为越南已经具备了公民社会的理想环境,或者已经没有改进的余地。但多数人将现在和过去比较,而不是和想象中的理想状态去比较。

 

 

        这样的观点对多数外界人士而言并不多见,这并非因为他们无知或者越南有什么独特之处,而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越南活动者身体力行的经历。我们需要首先从越南本身的背景去理解公民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总体情况,然后才谈得上和其他国家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国家对日益增长的政治空间的反应

 

 

        自1997年Thai Binh 发生民众集体抗争行动之后,越南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民众集体行动构成的挑战。

 

 

        发生在Thai Binh的抗争行动是引发越南政府在公社层面出台民主法令(Nghi quyet ve Dan chu co so)的直接动因。2007年,这条法令被推及所有的地方行政区划内。不同于选举制的程序民主,这是一种参与式的民主方式,重点在于分权,采用政府预算,利用咨询过程使决策地方化。其实质正如在越南人人皆知的胡志明的名言:“对人民有利的我们必须尽力去做,对人民有害的我们必须尽力去避免。”

 

 

        实际上,越南在1997和2007年颁布的法令都对一些特别的法律和政治议题必须在地方层面公开化做了规定(“保证人民有权利知道,在村一级必须和人民直接讨论并决策。“必须经过与人民协商和咨询才能由政府官员做出决策。”)

 

 

        不能将草根民主(Rice-roots democracy)和西方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这里所谈的越南草根民主,更多意味着“社会的价值”或者治理的一种方式,而非政治体制。因此,正如一位政府顾问所解释的:“越南有着与自由民主不同的政治导向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然而,在发展民主的进程方面,越南正有意识地学习和运用发达国家的适当理论和实践,以及西方拥有几个世纪民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的法治国家的管理经验。”

 

 

        这些针对草根民主的法令是在目前越南政治体制内新出现的,旨在增加公众声音的立法。和法律改革相应的是国会作为讨论并通过法律的机构,其作用越来越大。在过去的十年,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性别平等、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冲突和地方争议调解的法案。越南共产党第9次(2001年)和第10次(2006年)代表大会决议规定,要迈向“依法治国”和“民主社会”。正如现在越南家喻户晓的一句口号所描述的,要建立“一个国民富足的强大国家和公正、民主、文明的社会。”其含义并非国际观察家通常理解的只限于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将经济和政治改革两方面的因素纳入到国家发展规划里。

 

 

 

 

 

结语

 

 

        至少在书面上,越南已经在一党制的政治体制下开始扩大民主范围。有关民主的系列立法,其目的并非为结束党对权力的掌控而设,而是希望避免发生类似过去的重大冲突。但如果这些法律能在实践层面得以实现的话,将导致政治空间的重大开放。当然,目前越南在贯彻这些法律方面还存在种种局限。此外,地方政府也缺乏政治意愿来贯彻这些立法,使草根民主机制的实施缺乏实效。外部评估表明,一方面这些法律已经产生了有限的积极影响,但总体上执行能力较低、资金有限,实施效果较差。

 

 

        越南未来的变化将视一系列的因素,包括政府和国家、以及国际的影响等等而定,但也不能忽视公民社会活动者在拓展政治空间方面产生的作用。

 

 

        实际上,越南正在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之下发生着变化,公众和体制内的人士已开始联合起来表达自己的主张。随着越南政治日渐趋于开放,变化将首先始于基层。

 

 

(原文作者系英国伯明翰大学政治学和外语系博士生。付涛编译,如需原文请联系中国发展简报public@chinadevelopmentbrief.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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