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3日下午，第二期21世纪教育沙龙在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朴道草堂书店举行，本期沙龙主题为“学校的困境与教育的现代化”，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主讲。现场听众发言踊跃，就这一主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从课程改革到学校改造
康健教授结合世界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说明以往的教育改革往往重视课程，但是，如果没有学校建设，在学校和教师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二战以后，世界范围的基础教育改革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课程，二是学校。起初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课程方面，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许多国家发现，如果学校和教师没有准备好，不但课程的目标不能实现，教育质量不能提高，甚至国家在教育普及、公平上的理想也无法实现。例如，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卡内基教育基金会的报告《国家处在危急之中》，60年代开始的布鲁纳的课程改革，非但没有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反而使国家处在危急之中。又如，美国布什政府提出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令，至今没能实现，其重要原因是“有三分之一的学校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美国的课程改革，日本的教育改革，以及我国台湾的教育改革都有类似情况发生，可谓二战之后世界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一言以蔽之，学校和教师没有准备好。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在普及教育领先的国家已经将重心转移到学校改革上，以校为本成为学校改革的关键词。由于对传统公办学校的不满和失望，许多国家出现“第三者插足”的现象，即新学校、新的教育方式的出现。首先是家庭学校（home school）在美国出现，接着是磁石学校、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1)的兴起。特许学校是举办者依据本州的《特许学校法》通过与当地学区董事会、公立大学或州教育董事会签订特许状(charter)或合同(contract)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公立学校，招收的多为少数民族学生、贫困家庭学生和学习困难的学生。英国的专长学校组织更是如火如荼。各种各样的NGO教育专业实体和组织超越教育行政机构涉足学校改造。大量的社会补习机构借着“市场化”机制“趁火打劫”。
但是，这场以学校改造为主战场的基础教育改革眼下还没有最后的结果。究其原因，一是世界各国基本都没有放弃公办学校教育作为国家法定的主流教育形式，二是学校改革在公平和质量二者的平衡中都没有找到最好的出路。黛安·拉维奇今年三月出版新著：《伟大的美国学校系统的死与生：考试与选择是如何腐蚀教育的》，在美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她激烈批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她自己曾经积极倡导的特许学校。她认为由于对教育质量的重视，特许学校急功近利，过于重视考试，使得学校出现“课程窄化”现象，导致一些教师的“应试教学”，挤压了非考试科目的教学；降低了及格标准，甚至出现舞弊；择校政策并未让不达标学校的家长和学生享受到相关福利，还造成公立学校的生源和教师的流失。何况，有的特许学校的平均成绩的提高并不比普通学校强。
我国的教育改革，在课程是“教育心脏”、“教育法律”的观念影响下，把新世纪的第一场战役放在了课程改革上。而这10年来，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陷入课程改革沉重的负担之中。我们必须面对一个课题：庞大的课程改革计划靠什么来实现？我在广东、四川、辽宁、北京的学校评估中，看到学校深陷在等级化、行政化、应试化的困境之中，深陷在高考和分数的困境之中，造成了千校一面的窘况和学校激情、活力不足的现状，大量学校沦为薄弱校和差校，重点学校也不能幸免，也是这种结局的制造者和受害者之一。
这里有一个对课程性质和价值的判断问题，或许是一个理论问题。课程和教学，谁大？学校、课堂、教师，谁大？是改课程，还是改学校？当然是教师为大，是教学为大。一切教育都是在师生交流之中实现的，在教学最“草根”的形态中实现的。再好的课程“大餐”也要装在学校的“盘子”里，转化成教师的行为，转化成学生的学习结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设定的目标是在未来10年基本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我们仍然需要提问：我们的学校准备好了吗？教师准备好了吗？
学校的出路在哪里？
学校的出路在于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以校为本。最近，我在《教育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学校重建势在必行》，主要阐述了为什么要实行学校重建的问题。
学校的重建首先是体制问题，其核心是去行政化、官僚化。实现学校的独立性和专业化，不是简单的下放权力，是权力性质的改变。彻底实现教育重心下移，实行以校为本。尊重学校作为一个专业化组织的地位，尊重教育和教学的规律，真正回到尊师重教的原点上来。我当校长的体会，感到最悲哀的，不是没有理念、没有想法，而是没有自主权，做不到。英国的伊顿公学，学校的课程、内容、教材完全是自主设计和确定的，学生下午全部是自由活动时间，由学生自主支配。我们可以想象吗？
第二，是学校内部组织和机制的重建。现行的学校组织是在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注重的是划一的批量化生产的规模效益。公立学校的建立帮助人类实现了教育理想的第一步——形式上的公平。黛安的老师克雷名甚至使用“尽善尽美”这个词形容早期的美国公立学校体制。杜威也肯定了这个制度具有简化、净化和同化作用。然而，学校体制的过度划一、教育过程的过度简化、评价标准的过度量化逐渐使学校从内部失去了活力的，出现了普遍退化的现象。我以为，即使现在给学校自主权，也未必会立即出现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动力机制。这需要学校自己从内部改革才能实行。所以，学校改革，必须眼睛向内，促进内涵发展，坚持多元生态。
第三，更核心的问题是学校教育和教学方式的改革。传统的教育方式靠体力投入，靠增加时间，靠竞争淘汰，靠重复训练，靠封闭管理，靠争夺生源。这种只顾短期功利的教育方式，办学方式致使学校的教育性质被扭曲、异化，教育的功能在退化，教育的生态严重失衡。好像学校和教育离开了分数，就不知道怎样评价学生了。驱使2亿6千万受教育者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高低，其恶果可想而知。
第四，课程改革与课程体系的重建。课程改革让我们重新审视教育培养人的道路。我们力图改变传统课程的繁、难、偏、旧的问题，解决一纲一本的单一教育生态和教材垄断问题。蔡元培认为，教材不过是举例而已。更重要的是学校课程发展与建设机制的建立。学校消极的就范眼下的课程标准和教材，把眼下的课程当作终级目的和“知识常数”，必然治标不治本，且可能重蹈覆辙。
当然，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我们还必须上一个大台阶，就是实现教育内涵的公平。没有教育公平，就不会有现代学校制度。这个教育公平必须有一个新的质量观的支撑，而不是以省重点的“北清率”（北大、清华的升学率），县重点的“一本率”，普通学校的“三本率”，薄弱学校的“专科率”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如按这个标准，可以设想将给多少学生带来终身的痛苦，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给社会带来多少报复与后患。
我们还有哪些可资骄傲的中国元素？
经常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基础教育在中国。但在眼下的国际基础教育评价，中国的名声并不像有些人说得那么好。芬兰是目前世界上基础教育发展最好的国家，学校设施远没有中国重点学校那么奢华，也没有花佷大代价推行高标准的统一配置，一些教学生物实验设施还停留在中国80年代的水平。但芬兰的学校确实承担了教育责任，即公平、优质、学生学习自由，压力不大，社会补习机构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公众对学校的抱怨很少。
还需要讨论基础教育的国际化问题。国际化不等于中国普通高中成为国外大学的预科，更不是预科化加商业化（高收费）。如果用本来就严重不足的中国基础教育资源替人做嫁衣裳就更不对路了。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基础教育阶段为什么会一再涌起出国潮，是什么人成为出国低龄化的主体？中国基础教育关注的重点应当放在哪里？听说，庞大的出国热把几乎所有的出国考试通道都改造了，外国原本设计的原理也被中国式的升学对策和移民式留学改造了，比如A-Level等。据说，英国已在谋求重新设计这个以多元出路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幼儿园的蒙台梭里热也是如此。为什么挂一个“蒙班”就高收费？中国教育的“中国认同”越来越薄弱。陶行知说，中国的现代学校教育是法国的、日本的、德国的，都不是中国的。陶先生的这个历史命题似乎有点大实话的味道，可要仔细想一想呢？
现在，我们必须想一想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教育的问题了。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先进的教育经验？什么是真正让我们骄傲于世界，自立于世界的教育模式和教育道路？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国人似乎越来越被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问题所困惑和焦虑，担心盲目照搬，学了个不伦不类，担心中国教育失去民族的尊严。这也中了一句话，没了中国的，还有世界的吗？
辜鸿铭说，中国人的精神是博大、深沉、淳朴和灵气。当年，这个留着辫子的“怪才”要用他精通的六国语言为中国和中国的精神辩护。试问，今天我们能为自己的教育辩护什么？
（责任编辑：王丽 邓宇虹）
备注：21世纪教育沙龙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民间公益沙龙，其宗旨是以公众关心的中国教育问题为关注点，为各界人士提供讨论及思想交流平台，凝聚民间力量与智慧，倡导知行合一，引领并推动当下中国教育变革。每月一期，沙龙地址在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朴道草堂书店”。现更多消息请关注www.21cedu.or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