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维权突显劳动法正当性危机
事件：台媒报道称，广东东莞发生重大台商命案，东莞大朗镇的展明五金制品公司员工刘汉黄向厂方索讨赔偿金不成，15日中午持弹簧刀刺杀台商老板及台干，造成两死一重伤。台商林骏宏称当时现场有200人围观却无人相救，保安目睹刺杀事件时也躲开了。对这起命案很多网友持这样的态度，“中国需要多出几个这样的好汉，现在中国部分老板都依仗社会地位或官方背景又或是黑社会势力，欺压善良的工人，拖欠工资，―――他就算杀人了，还不是给逼的吗？豺狼们，即便你们再强势，请不要把兔子逼上绝路！要知道兔子急了也咬人的。”网上又将刘汉黄称为“为民除害”，或称此事件为“布衣之怒”。
布衣之怒？是的，很多布衣怒了，看那满腔的愤恨吧。
富人之悲？是的，很多富人悲了，看那被刺杀的富贵吧。
悲怒之后，人总会理性的思考一些问题，当然有人喜欢情绪化，不喜欢逻辑，不过，这也不会阻挡大家在如此重大事件上总结经验。不过，把经验和分析归向何方呢？
丢去纯粹的道德评价，回归法律，这是一种方法。这比一些纯粹的漫骂要理性的多，也有实际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行为论此行为，我们要寻根。想起来，许多人寻根的心好久没有动了。
暴力维权之根在哪里？到底是富人之苛，还是穷人之怒，或者制度之缺失？也许都不是。
富人苛钱，无善心，资本求富之心无从贬斥。
穷人嗜血，暴力，反抗之心也可以理解。
但是他们都违法，这本是不可以原谅的。但是，看到群众在此事件中，对杀人者竟是那样的支持，我不禁心头一颤，劳动法在民众与社会中是否还有正当性？
正当性是法律的终极评价机制，国人历来以道德来评价法律的正当性，不过中国法历史学告诉我们，道德过度渗入法律，造成了两种窘境：一是法律道德化，以至于法律标准的丧失，因为道德的本质是人的内心自由，如果法律道德化就缺乏稳定的标准，所以我们就看到我国法律权威如此低下，就是因为法律不是一个标准，它的标准决定于道德、人情；二是道德法律化，以至于普遍虚伪的产生，因为法律是普遍确定的，与道德的自由完全不同，如果要求道德统一，只能造成人们普遍虚伪，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上的表面文章做足，执行却一踏糊涂。
可见，道德评价作为法律正当性根据是有严重缺陷的，其实认真考查法史学，也会发现，虽然古人喜欢用道德语言来论证法律正当性，但是这也是表面文章，实际情况则是用社会实践效果来证明法律的正当性。遇贤君则法律清明，遇暴君则法律混浊，遇治世则民众信任法律，遇乱世则民众鄙视法律。这也就是说明，在人们的心理，法律得到良好的实践效果，才能证明其正当性。
据此，劳动法显然已面临正当性危机。因为劳动法实施的效果已得不到广大民众的认可，于是当员工为讨薪杀了老板，竟出现了支持者众多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在法律遭遇正当性危机的情形下，这个现象又是可以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