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下午，反家暴网络举办反家暴预算和施暴者处遇“双月论坛”。此次论坛的主讲人是远道而来的台湾实践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严祥鸾博士。反家暴网络成员、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妇女权益机构，首都高校反家暴联盟的代表等参与了论坛的讨论。中国新闻社、中国妇女报等新闻媒体也对此次论坛给与了关注。
严祥鸾教授毕业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学系，曾先后任教于北美和台湾地区多所高校，致力于女性平权的研究和行动，并于2003年至2005年出任台北市劳工局局长。严教授带着她独特的视角与经验，在三个小时内做了上下两场专题报告，生动、翔实地讲述了台湾地区政府、民间双方在反对家庭暴力方面的互动经验，并和与会者就两岸反对家庭暴力、保障妇女权益的实践，展开了交流。
在上半场的报告中，严教授以自己在政府机构工作的经验为基础,介绍了近三年来台湾地区政府在防治家暴预算分配上的变化及原因。严教授介绍说，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政府拨给防暴委员会等反家暴机构的经费有所下降，但是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台湾地区已经形成了从立法、行政，到社区、民间一体的反家暴网络，其中尤以高度制度化立法、司法程序。例如，从1989年颁布的青少年法到2005年颁布的反性骚扰法，台湾在不到二十年间，已经先后出台九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其中1994年的“邓如雯杀夫案”更是直接推进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此外，严教授也展示了台湾地区在政府、地方之间形成的反家暴网络的具体形态。这一网络由“社会福利”、“警政”、“司法”、“教育”、“职业训练”、“庇护中心”、“法律咨询”、“心理咨商”、“医疗照顾”等节点组成，诸节点在资源分配上有所重叠，但又分工明确。
在下半场报告中，严教授以其本人近一年半来在彰化县进行的行动研究项目——“家庭暴力相对人（即大陆惯用的‘加害人’）”为例，介绍了在台湾地区推广“预防性认知教育课程发展计划”的经验。在这一行动研究课题中，严教授及其同事借鉴美国加州推出的“Getting Men to Move”（让男性动起来）概念，以改变施暴者认知模式为基本方法，对彰化地区96人次的施暴者，进行了半自愿、半强制性的“开庭前认知教育”。这种干预形式的主要理念是把“打人不对”、“自己家人也不可以打”这样直白、易懂的道理告知施暴者，以引导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同时，严教授的课题组还对所有受干预案例进行长期追踪研究评估，希冀通过这一项目，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提高家暴防治工作的水平。
严教授多年致力于性别和族群、法律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研究，卸任政府官员后，深入家暴防治工作，尽可能结合自己的学界、政界双重经验，冲在行动的第一线。在像她这样一批女性主义行动者的推动下，台湾地区的各种反家暴活动，可以说是规模可观。但是严教授也十分中肯地和大家分享了台湾在反家暴的宣传、推广、执行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比如，作为大学独立学科的社会工作专业和实践工作脱节，社工人力资源匮乏，一线人员经验不足、流失率高，相对于政府每年1兆8千亿的财政预算，仅占0.02%的防暴开支无法解决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对资源的激烈争夺；反家暴网络各个节点间缺乏配合，例如主审家暴案的法官本人对家暴没有正确的认识、轻视家暴问题，地方政府财政向可以突出政绩的建筑、交通工程倾斜，不愿出钱出力搞家暴防治，等等。
两个阶段的后面分别有互动问答，与会者就如何推动反家暴制度化，反家暴工作的经费来源、评估体系、督导体系，反家暴工作的本土化与社区化，以及社工与心理咨询行业的结合等问题，和严教授进行了商讨切磋。大家发现，大陆和台湾在反家暴工作方面面临许多相似的问题，例如在对施暴者进行隔离的时候，受到三代同堂居住模式的限制；很多男性认为“家暴法是‘恶法’、‘女人法’”，采取不配合态度；以及民众普遍不知道如何处理冲突情绪与行为,等等。面对这些共同问题，台湾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也许相比台湾，我们的优势是汇聚了一批有志于此事业的青年人。正像严教授在现场看到许多反家暴网络的志愿者以后感慨的那样，“我非常高兴看到大陆有这么多年轻人做这个工作。在台湾，很多年轻人觉得不需要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以为"已经够平等啦"，殊不知台湾高校的约会暴力非常普遍,而这种约会暴力，很可能转化为日后的家庭暴力!"
总体来说，大家认为，台湾地区和家暴有关的立法工作比内地先行一步，在法律的武器下，防暴工作拥有更加正规、体制化的渠道；和他们相比，内地消除对妇女暴力工作面临着文化和体制的双重落后局面，尤其在立法推动方面，更是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