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公民自愿捐献来源不足，供需缺口巨大。在8月17日的中国医院论坛OPO（器官获取组织）建设与规范管理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明确表示要依法治国，推动器官移植立法改革，也要鼓励公民捐献，争取彻底停用死囚器官。
供需比例1：30
自中国推行公民逝世后器官自愿捐献制度以来，捐献器官用于移植的数量逐渐增加。黄洁夫在会上介绍，截至2014年8月14日，全国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2107例，累计捐献器官5787个。
据黄洁夫提供的数据看，实行器官捐献的省份当中，做得最好的是广东省，完成449例。湖南、浙江、广西、湖北、陕西、山东、河南都被称为先进省份。“但是很遗憾，北京上海很落后。北京37例，上海38例。”
然而，移植所需的器官数量仍嫌不足。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王羽在会上介绍，中国器官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的比例为1：30。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中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约1万人能够真正完成移植。器官捐献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郝琳娜则介绍，截止2014年8月11日，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网站报名登记的人数已达26746人，相比2010年首次试点的34例，“增长已经超出预期”。但她也认为，相对于13亿人口的基数，这个数据仍是杯水车薪，距离彻底切断死囚器官供应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黄洁夫表示，要彻底扭转中国器官衰竭患者供体短缺的局面，“中国（报名登记）自愿捐献的要达到1亿人，才符合中国的情况。”
自愿捐献应是唯一选择
多年以来，黄洁夫一直在推动并呼吁建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制度。早在2005年，他就首次在国际会议上公开承认中国用于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囚，此举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在此次会议上，黄洁夫强调，死囚捐献不是满足中国器官需求的好方法，“中国要改成以公民捐献为主体”。
黄洁夫在会上呼吁，中国亟需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器官捐献体系。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器官自愿捐献体制已经初具形态。
但目前器官捐献的法治化进程的推动仍有不少障碍。王羽表示，中国人体器官移植组织联盟获取组织联盟（OPO联盟）在广州正式成立，这使得中国的器官获取组织有了行业管理组织。2013年9月1日，《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实施，要求所有器官获取组织必须将获取的器官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进行分配。分配过程必须按照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要求：公正、透明、可溯源。所有不进入该系统的器官分配均将视为违规。对此，王羽直言，OPO组织的运行和管理仍有不规范之处。
郝琳娜也说：“对各卫生行政部门、红会系统、各医疗机构的职责还没有完全的明确清晰，相关的公安、民政、宣传等部门的协调工作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
对此，黄洁夫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阻碍国内器官捐献的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而是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他说：“现在的领导人是坚决高度地支持改革……唯一的道路就是公民自愿捐献。”
王羽则介绍，今年卫计委将建立健全人体器官移植评价体系和资格准入制度，对人体器官移植的医院和医生的能力进行定期考核评价，并建立器官移植医师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对于违规进行人体器官买卖和私下分配、移植死囚器官的，将依法严处。
黄洁夫指出，有了国务院的《器官移植条例》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才走向了法治的轨道，但目前“只是刚刚迈上了步伐，现在还不是法治，现在的器官来源还不符合《条例》，《条例》的要求就是公开透明可溯源，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