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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发展议题值得放在C20上谈?

 

       9月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设置有各种前置讨论会,例如W20(妇女20)、T20(智库20)、Y20(青年20)以及由普京大帝在2013年倡议设置的C20(公民社会20),一些需要在GG20上定调的核心事件,也会经由不同层级的政府间会议(如农业部长级会议),在正式峰会前形成官方表达。

       SRI从去年开始参与筹备当时仍然悬而未决的中国C20会议,并牵头农业与食物网络工作组。从我们的工作目标来看,一个是推动农业与食物领域中的中国民间组织能够更多参与国际平台的倡导工作;另一个,是在有限的政策空间里,尽可能使得本次C20的官方文件表达,在小规模农户权益、减贫、农业投资等具体议题上能够与过往三届C20的视野和层次接近,顺利过渡到下一届C20,不至于在中国C20上出现“画风急转”的局面。

       有赖各位同仁的协助,通过国内和国际工作坊、磋商、咨询、提交意见书,在本次中国C20上,正式公布的大会公报平稳过渡了过往C20的成果和认知,也结合了中国本土发展经验。

       然而问题来了,并没有多少本土发展机构的工作人员,听说了在上个月的中国青岛,举办的为期三天的C20。这也是情有可原,即使我们现在用度娘搜中国C20,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本土研发的C20运输机。

       以及有限的诸如以下的新闻。

 

照片说明:一些外国民间组织代表被邀请参观了海尔工业园,为什么不是参观民间组织孵化器什么的呢?

来源:人民日报网站截图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推动农业与食物领域中的中国民间组织能够更多参与国际平台的倡导工作。现在回头来看,成效有限。究其背后原因,得分拆来想,也与诸位探讨。

 

首先,参与国际倡导工作的“效益”到底是什么?

 

       虽然发展机构的从业者,或者扩大到整个公益领域,甚至是慈善领域的工作人员,其英语表达能力,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机会,都已经今非昔比。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正是在“样本”总量急剧扩大的背景下,才愈发凸显在国际倡导平台上的形单影只。

       有太多的唇舌花费在类似“公益机构是否应该市场化”这样连内涵和外延都没有界定清楚的辩论上,真正需要落实到业务层面,需要公益机构以公民社会的名义,到国际倡导平台上去唇枪舌剑如何推动某个具体政策的改变时,却应者寥寥。

       由西方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设定游戏规则的国际倡导平台,如G8、G20、Post2015,以及由联合国发展署(UNDP)、粮农组织(FAO)、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国家间组织设置的特定议题下的NGO谘商平台,并没有“过气”,反而是日益重要。仍然拿SRI的日常工作-农业与小农生计为例。一方面,全球的食物体系都在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日渐集中到跨国加工企业和连锁超市手中,同时在其边缘产生了规模不一的以环境保护、食物主权、本地化为特征的社会运动。任何一个发展机构试图在本国地理范围以内解决小农生计问题,只有在尚未高度市场化和商品化的食物体系中才有可能性。另一方面,一个残忍的事实是,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最难联合起来。远看英国公投脱欧,近看特朗普要在墨西哥边境筑起长城。先不说中国河南的棉农和美国的棉农存在利益冲突,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从越南走私而来的牛肉,有一天也可以摧毁河北肉牛养殖户的生计。也只有在国际倡导平台上,各国的发展机构可以把自身服务对象的关切摊开来争论,在政府的政策交换中,从更为微观的公民社会视角出发,寻求能够平衡受冲击人群损失的途径。

 

其次,什么是参与国际倡导工作?

 

       拿这次青岛的C20来讲,政府较为谨慎,对能够参会的人员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许多国内民间组织递交了参会申请,但并未获得批准。这是中国的现实,背后原因复杂,不做动机推论,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许多工作可以做。

       一个近似的比喻: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前期的咨询、磋商、递交意见书,是台下的功夫。辨别出关键环节,做好相应的准备,机会来到之时有充分的知识和经验储备,能够从公民社会的视角呈现出经过深思熟虑和总结的在地经验,避免使用发展工作者自己才能听得懂的行话和套路。以及,熟悉诸多国际倡导平台的优势和劣势,建立一套针对性强,扩展性强的政策建议书和倡导工作流程,数十年如一日地利用不同倡导平台,推动少数几个目标的改变,善于连横,勇于合纵,积累经验,对于还处在青春期的中国本土发展机构来说,要远比获得参会邀请,陪政要们走一趟“致辞鼓掌散会”重要得多。

 

最后,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倡导工作?而不是在那些来自成熟公民社会的NGO代表们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呆若木鸡。当大家突然转过头来问:“请问中国代表是什么意见?”我们只能艰难地吐出一句:Pardon?

 

       这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人而异。但一般来说,对于相对不擅长使用英语的我们,同时也不可能指望未来二十年内国际会议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现实下,最有用的一句老话是“笨鸟先飞”:早做准备,反复练习特定议题,学会辩论和演讲。

       对于我们NGO而言,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日日创新,制造概念和名词。更多的时候,是要在弱势人群自己都放弃的时候,因为心中的使命和责任(并不是爱心,谢谢),日复一日地游说利益相关者,在各种可供利用的场合。

 

文章转载自社会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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