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4日，作者在瑞士苏黎世参加了由Seif（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mpactand Finance）主办、瑞银基金会（UBSOptimus Foundation）协办的欧洲影响力投资年会（Impact Investing Congress 2017）。会议邀请的来自瑞士政府、基金会、影响力投资基金、天使投资人、欧洲公益创投协会（EVPA）、英国和西班牙的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责任投资协会、中介机构、学术机构等各个参与方共聚一堂。演讲和参会嘉宾基于目前欧洲影响力投资的现状，从不同的视角各抒己见，辩论交锋，探讨各部门之间在影响力投资领域可能的合作空间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演讲环节，来自英国Esmée Fairbairn Foundation（EFF）的首席执行官Caroline Mason和ClearlySo的Rod Schwartz分别分享了来自英国基金会和影响力投资基金的经验。在加入EFF之前，Mason女士曾出任英国大社会资本（Big Society Capital）的首席运营官，对于影响力投资有独到的见解。Mason女士首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775的故事：Ketley经营着一家位于伯明翰的小酒馆，18世纪的英国，酒馆和咖啡馆是人们社交的重要场所。Ketley将经常来酒馆的客人们集结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名为房屋互助协会（Building Society）的会员组织，会员们基于契约精神陆续往一个罐子里投钱，一段时间后，当罐子里的钱达到一定数额，便会通过抽签的方式将这笔钱借给一个有买房或盖房需求的会员。当有了房屋后，会员便可以将房屋作为抵押从而得到更多的金融支持。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从一开始，金融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手段和工具，是促进社区发展的动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影响力投资并不是创新而是一种回归。
Mason女士介绍到，EFF在2008——2016的9年间共投资了450万英镑用于116个社会项目，投资方式以债权为主，平均项目年限为6年，平均投资回报率为2％。接下来，Mason女士又阐述了影响力投资领域的新趋势，其中包括为结果买单（Pay for Success或Pay by Results）、社会影响力债券（Social Impact Bond）、社会银行、以及若干针对小额投资人的产品和平台，如节税账户（ISAs）、公益债券（Charity Bonds）、社区股票（Community Shares）和散户在线投资（Ethex）等。Mason女士同时指出，影响力投资的使命——即解决社会问题是其发展的根本动因，因此影响力投资有时不能照搬商业领域投资的理念和模式。比如商业投资注重复制和扩张（scaling up），而这并不适用于所有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所期待的是问题被解决而不是将问题扩大化。
创建ClearlySo的 Rod Schwartz先生曾在多个世界知名投行工作，有着丰富的投资经验。Rod坦言，从2000年开始萌生成立影响力投资基金的想法，到2010年开始进行融资历经10年的时间，期间他不断咨询各方意见，成立团队和网站，参加会议，深入研究。为了更好的把投资者和创业家联系起来，ClearlySo形成了这样一个影响力投资价值观体系：首先，他认为影响力投资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资产类别，而是将影响力尽可能的纳入所有投资之中；其次，不在乎机构类型、大小和组织架构，都可能成为融资的合作方和参与方；第三，重视能够实际产生的影响力而不是无法衡量的动机和意图。
同时，Schwartz还分享了ClearlySo助力英国知名巴士公司HCT的融资经过，让与会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到影响力投资基金的运作流程。HCT成立于1982年，是英国目前最大的社会企业，它的巴士线路遍布英国各地。2007年，HCT想在保持现有融资成本（利率9％）的前提下，摆脱对商业银行融资的单一性依赖。ClearlySo在对比了各种融资模式之后，给出了创新性的融资意见，即结合了收益参与（revenue participation）的固定利率贷款计划。在英国最大的影响力投资基金桥基金（Bridge Ventures）的领投下，2010年共计筹得400万英镑，并通过多次磋商将贷款的利率定为5％。2016年，ClearlySo再次帮助HCT调整融资模式，成功吸引到汇丰银行的参与，主流资本与影响力资本共计8家机构共同融资1000万英镑。这个案例说明了影响力投资基金在协调与平衡社会企业融资需求与资本方收益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来自西班牙第二大银行BBVA的全球责任投资总监Antoni Ballabriga从金融机构的角度阐释了助力社会企业家、加速社会创新的新尝试，包括提供小额贷款服务、通过一对一辅导（mentorship）加速社会企业家的能力建设、以及专项支持移动互联网企业的计划等。
PhyllisCostanza女士介绍了瑞银基金会和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 Foundation，CIFF）在2014年共同发起的发展影响力债券（Development Impact Bonds，DIB）。DIB的运作模式如上图所示：瑞银基金会代表投资人先行投资一家名为EducateGirls的公益机构逾20万美元，用于提高印度某地区女童入学率和学习效果。项目运作周期为3年（2015——2018年），2018年项目到期后，CIFF将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IDinsight对Educate Girls是否实现先前约定的社会成果的报告，支付瑞银基金会投资人相应额度的经济回报。DIB的意义在于参与各方有着清晰的责任划分，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实现社会成果的最大化。作为资助方的政府和基金会只为产生的积极社会效益买单，作为评估方的第三方机构专注于客观准确的评判，作为服务提供方的公益机构有机会实践、调整、创新、扩大规模，为受助群体争取更多的福祉，而投资方也能在项目的最后获得相应的预期经济回报。
欧洲公益创投协会（EVPA）的德国代表Martin Vogelsang带来了2015——2016年度的调查报告。此次报告对EVPA的119位会员展开问卷调查，主要的发现包括：一、欧洲公益创投的项目分布仍然以欧洲本土为主（46％），其次是非洲（14％）、拉丁美洲（10％）和亚洲（6％）。二、公益创投的资本流向主要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24％）、包容性金融（19％）、教育（15％）、环境（14％）和健康（7％）。三、受助群体分为五大类，分别是儿童和青少年（52％）、贫困人群（39％）、妇女（26％）、残障人士（25％）和失业人群（25％）。四、接受公益创投的机构以社会企业为主，NGO为辅。五、69％公益创投机构对社会价值回报的关注高于经济回报，另外31％认为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回报同等重要。和2012、2013年的调查相比，公益创投机构对经济回报的积极预期上升了6％，而对资本回流的预期却下降了14％。六、用于公益创投的资金规模仍然以少于250万欧元为主（54％）。七、63％的公益创投机构表示曾经有过联合投资（co-investment）的情况。八、投资项目的运作周期以2至4年及4至6年居多（占全部项目的62％）。
在论坛最后的讨论（Panel）环节，来自瑞士可持续性金融协会（Swiss Sustainable Finance）的Sabine Döbeli表示，目前欧洲责任投资占各类投资的份额是5％，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开始关注责任投资，前景很乐观。来自Jacob基金会的Fabio Segura尖锐地指出，尽管影响力投资的未来发展看起来很美，然而却并没有充分利用资本的力量解决任何一个人类正在面临的社会问题，有时甚至忘记了影响力投资的初心和使命，一味追求资本运作。ResponsAbility是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负责人Philipp Cottier表示，在他管理的多达500个投资项目中，他一直不断在犯错中寻找合适的投资组合，以协调更多的资金来对抗更多的社会问题。来自Quadia的 Kostis Tselenis从投资基金经理人的角度表达了他的担忧，认为如果缺乏对市场理性的认知和评估，影响力投资或许会重蹈几年前大量资金涌入太阳能项目而导致资本堵塞的覆辙。目前影响力投资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衡量影响力，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与其开发更多的新项目，不如对现有的ESG（环境、社会、治理）项目进行重新打包以吸引更多投资方的关注和兴趣。讨论中，嘉宾站在各自的立场针锋相对，也在这种开诚布公的氛围中产生更多的交流和碰撞，给在座的与会者很多启发。
参加这次会议让我对影响力投资的欧洲版图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一方面，从地域上来看，英国显然走在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前列，相对宽松的政策加上政府的倡导，造就了开放而兼容的市场环境，使得潜在资本和社会资源能够自由流通。影响力投资基金的媒介作用显著，通过不懈的勾联与协调，博弈与尝试，不断改进让供给双方都满意的投资组合，促使更多影响力驱动型的企业和组织能够获得发展所需的金融援助与支持。瑞士的苏黎世是欧洲乃至世界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瑞士正在积极打造欧洲金融科技创新中心，着力扶持创新型创业。瑞士在资产和财富管理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又有着悠久的基金会传统，如果将这两方面可用于影响力投资的资本整合起来，前景不容小觑。相比之下，德国的政策限制和金融工具单一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各个利益相关方来看，同样作为投资方，基金会更倾向于社会价值的回报，对经济回报期望不高，而影响力投资基金则站在投资人的立场，要求与预期相符的稳定经济回报。尽管视角不同，但双方都认可的几点包括：一、作为先行者要勇于试错；二、要整合资源积极培育市场；三、要有承担风险的心理准备；四、不同类型机构之间的积极合作是重要且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