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全国各中小学开学正当时，一份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撰写的《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在京发布。报告呈现了“中小学生负担现状”、“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反噬教育的‘影子教育’”等方面的主要问题，同时提出改善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政策建议。
中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过长，校外补习时间“领跑”全球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于2010年与2015年进行的两次全国大范围调查，全国小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从2010年的6.7小时增长到8.1小时；中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从7.7小时增长到11小时。五年间小学生与中学生在校时间的增幅达到了20.9%与42.9%，在校学习时间显著增加。
2013年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1-3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4-6年级要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问题控制在1小时之内。实际情况是，当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调查发现，42.1%的四年级学生和68.8%的八年级学生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时间超标。这样的结论，在之后多年中、不同来源的调查中得到不断证实。
201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显示，小学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66%，初中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78%；而在休息日，小学生、中学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都在80%以上。
课外补习已经成为我国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另一重要来源，在上海、北京、成都、杭州等城市，课外补习已经演变成一场没有尽头的竞赛。在2012年PISA测试中，学生报告的平均每周课外学习时间13.8小时，名列全球第一，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每周校外学习时间达17小时左右，远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时，其中参加数学、语言、科学和其他补习的比例分别为71%、51%、55%和57%，时间分别为2.01、1.33、1.49和1.41小时。作为比较，港澳台的课外学习时间约为上海的1/2，日本仅为上海的1/3。
择校竞争愈演愈烈，新一轮“教育产业化”来势汹汹
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组织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从2014年开始对全国20个省、112所初中、近2万名初中生及其家长的调查结果显示，“小升初”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有择校行为。
在“小升初”竞争比较激烈的城市，都有一些家长追捧的“名校”。例如上海初中的“四大名校”、北京海淀区的“四小强”、西安市中学的“五大名校”、杭州的文澜、建兰、育才、采实，成都的“四七九”等等。具体分析，除北京和深圳初中阶段的“名校”主要是公办学校；在上海、杭州、南京、西安、成都、广州等地，家长竞争的主要是民办学校。家长的择校的“金句”是“初中不上民办学校，高中就要上民办学校。”
宏观统计，全国初中阶段民办学校在校生约占10%左右；但是在成都，初中阶段民办学校学生的比例达19.8%；在上海有的区，这一比例达到了30%、40%。由于民办学校具有招生自主权，可以“提前招生”和通过考试、“面试”选拔学生，将教育培训机构的统测成绩和杯赛证书作为入学依据，从而囊括了优质生源，以此拉开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差距。
义务教育学校系统正在发生的分化，使民办教育成为优质教育的代名词，而公办学校逐渐被“边缘化”。上海2016年中考成绩排名，前十名均为民办(平均分从 570 到 590分)，而公办学校中成绩最好的，平均分则在 560 分以下。杭州市2015 年的中考成绩统计，500分以上的考生中来自民办学校的超过90%；2011年，这一比例为70%；而3年之后该比例提升到了90%。如此大的学校差距加剧了小升初的竞争，致使民办的独木桥更加拥挤，家长也更加纠结。
义务教育学校系统两极分化的后果，有可能出现令人担忧的“教育的拉丁美洲化”现象，即社会优势阶层上优质的私立学校，普通老百姓上平庸的公办学校。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理想吗？
课外教育培训在国外被称为“影子教育”，是在市场环境中家长自主选择的教育消费行为，可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但与此同时，它强化应试教育价值、加重学业负担、加剧教育不公的负面作用也日益凸显，成为政府教育治理的重要对象。
“抢跑”的起跑线不断下移，已经到了幼儿园和托儿所。2017年8月，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发布《上海幼儿早期教育（0-6岁）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有57.1%的家长为孩子报名幼儿园以外的早教课程。其中，0至3周岁幼儿有39.9%参加过早教课程，4至6周岁孩子有73.5%参加过。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要花费17832元，占父母年收入的11.9%。最为惊人的，是培训机构对3岁前的婴儿开展的奥数教育，举办所谓的“托奥班”。
过度的课外培训极大地增加了学生课业负担，高昂的补习费用成为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
据2011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成本”调查，对北京、广州等8个城市近5000名中小学家长的调查，76%家庭年均支付子女课外补习费用3820元，最高的达到年均8万元。家庭平均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子女总支出的76.1%，占家庭总支出的35.1%，占家庭总收入的30.1%。
我国义务教育的现实，不同家庭背景对孩子所在的学校教育质量有明显影响，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越高的学生，就读的学校质量越好。课外补习正在成为学校教育之外一种新的社会再生产的机制，家境优越的学生选择接受更多的补习教育。课外补习与学校教育的双重压力，致使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教育公平的价值被进一步损害，对义务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构成了严重挑战。
从应试教育突围要如何突？
有人说，我国的“择校热”源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失衡，固化于公办教育价值的错位，恶化于市场化、商业化的肆虐。长期以来政府热衷于建设“重点学校”的思路，一直在制造学校差距。在追求升学率、排名等“教育GDP”的集体行为中，地方政府、名校、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形成阻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利益集团。由政府打造的“优质学校”致力于维系自身的特殊地位；经济利益巨大的奥数、杯赛背后，往往有政府机构、政府人员的身影；重点学校、民办学校违规招生屡禁不止，背后是与主管部门千丝万缕的利益输送。
要有效地维护义务教育秩序，必须从改善政府治理入手，解决政府缺位的突出问题。政府行为不仅是开会发文，关键是言而有信，令行禁止。另一方面，教育治理需要引入反腐机制，对地方政府和公务员的失职、渎职行为进行查究。
改善政府治理的另一途径，是要超越单纯的公办学校管理，在政府-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社会力量并存的格局中，走向多元主体参与、共建共享的现代教育治理。通过树立共同的价值观，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规范和治理教育培训机构，改善公办教育的品质。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治理小升初择校竞争，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需要贯彻落实国家的各项立法和政策要求，避免义务教育被资本市场、房地产和培训机构绑架，恢复义务教育的保障性、公益性价值。
同时，要改变政府缺位状态，通过加强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等不同渠道，促进培训行业健康发展和转型发展。
经过20余年的发展，教育培训机构已经成为教育生态的组成部分，而且体量和能力巨大。面对新的形势和教育发展，教育培训机构需要审时度势，建立转型发展的思路，不是提供更为精准和高效的应试教育，而是回应日渐强劲的素质教育需求，更为正面和有效地参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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