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一年，扬帆已破茧而出。阮向荣的目标，是链接到更多的普通人。
阮向荣
大阮府珠宝董事长
新浪扬帆计划共同发起人
思源·新浪扬帆公益基金管理负责人
撰文：杨百会 题图摄影：张旭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3月刊，原文标题《阮向荣：重新出发》
十字路口
2016年底，扬帆即将年满10岁之时，阮汪二人在北京有过一次促膝长谈，讨论扬帆未来该去往何处。
2007年，新浪网创始人汪延与阮向荣共同发起“扬帆计划”（新浪扬帆公益基金前身，简称扬帆），聚焦偏远地区中小学扶贫助学，旨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近10年里，扬帆运作了“扬帆夏令营”“扬帆捐书”“思源方舟”“安全校服”等十几个公益项目，惠及全国1412所贫困中小学逾百万师生，并打造了国内最早的网络捐助平台，推出首款帮扶乡村学校教育公益APP。
但是，已经逼近“天花板”了，阮向荣和汪延清楚。最初，汪延提出扬帆要织三张网：受助学校、捐助企业以及个人、志愿者团队，10年后前两张网初具规模，第三张网却始终没有做大。“意识到了但没有重视。”阮向荣对《中国慈善家》说。
在影响力上，作为互联网公益的先行倡导者，扬帆亦远远落后于后起的一些基金会。“比如我们捐书，不经过中间层，直接发货到学校，O2O，这样做省事，但没有影响力，没有链接更多的人，没有让当地人和当地企业更多地参与进来。”阮向荣说，“我们10年前就意识到，只有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才可以链接到更多人参与公益，但却仅仅停留在线上。”
在宣传上，扬帆也没有充分利用新浪的媒体资源。“即使10年里我们有大量感人的故事，但大家仅仅知道有个扬帆，做什么，不知道。”阮向荣总结说，没有意识到让更多公众参与，是个严重的失策，而反观其他一些后起之秀，上来就知道吸引公众参与，“他们现在的影响力、劝募能力和帮扶成果，都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
汪延和阮向荣分析，除了主观上重视不够，客观上两人都自有事业，投入到扬帆的精力不足，导致扬帆无法做大。
摆在两人面前的有两条路：关掉扬帆，或者寻找突破继续发展。所谓“关掉扬帆”并非彻底撒手不做，而是解散现有团队，寻找更专业的公益基金或NGO组织接手。“交给更专业的团队去运营，也许更好。”
放弃养育了10年的孩子，终有不舍；而选择另一条路，意味着两人中有一人要全身心投入其中，运用自身做企业的经验，将扬帆当作一项事业去经营。
最终的决定是，阮向荣冲到前面，汪延做幕后支持，分工配合。谈话结束后，阮向荣回到深圳，将自己的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和太太打理，全心投入到扬帆的发展中去。
“有点像二次创业，但又不同。”2017年，阮向荣重新上路。
扬帆创始团队走访期间在某乡村学校看到，因为没有一个人会用，学校获赠的电脑被闲置一旁。
“软件扶贫”
自2007年始，连续6年，阮向荣、汪延和其助理肖登标三人自驾，带上饼干、矿泉水，甚至睡袋，一头扎到中国最偏远的乡野中，进行持续一两个月的走访。汪延的秘书胡谦在北京做后援支持。四人组成了扬帆的创始团队。
走访前他们会进行调研，查阅贫困县的资料，包括人均GDP、中小学数量，以及需要帮助的学校等。汪延和阮向荣二人都有民建身份，但他们尽量不通过官方，希望看到真实的东西。
“那时的学校（的门）还是很容易被敲开的。”大多数时候，三个“想做点好事的陌生人”得到了当地人充分的信任。“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人的眼睛是亮的”，走访甘肃藏区时得到的这一感悟，成为阮向荣多年来一直从事公益的动力之一。
他很容易被感动。早年间学艺术出身，虽然之后进入商界，习惯用数据和理性分析人，但还是磨灭不了随时冲出来的感性。
扬帆创始团队走访山东孟良崮地区的学校时看到的图书，与孩子们的阅读需求相去甚远。
三人走访学校，重点看的是图书和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有的学校根本没有互联网，有的学校学生们只会QQ聊天，其他不会。”在山东孟良崮地区一所学校，图书室的书满满当当，细看却发现很多图书都是文革年代的，甚至有讲怎么养猪的。阮向荣推测那些书可能是为了完成教育部门的有关指标硬凑的。
在贵州一所学校，掀开布满灰尘的帆布，阮向荣和汪延看到几十箱未拆封的电脑，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间专门腾出的教室里。门外加装了铁栅栏，学校甚至破天荒地派专人日夜看管。
学校老师告诉他们，这批“高科技”的东西，是城里的好心人捐助的，学校里没一个人会用，只能保管起来。
阮向荣陷入沉思：“是不是把我们想象的东西照搬过去，他们就能接受了？”
6年里，阮向荣、汪延三人走遍了除东北、新疆和西藏之外的大半个中国。“还是要背负一种责任，系统地影响他们”，原本只是想做一个小规模公益圈子的三人意识到。
扬帆提出了“放弃硬件捐助，重视软件扶贫，摆脱输血，重视造血”的思路，先后推出“扬帆捐书”“悦读会”等项目。“扬帆捐书”是国内首家公益自助捐助平台，一方面根据山区学校实际捐助最新最畅销的图书，另一方面也以做透明公益为目的，坚持信息公开原则。
阮向荣与扬帆深度结缘，则源于“扬帆夏令营”。2007年，听闻汪延要做一个带乡村孩子到大城市游学的公益计划，他问汪延：“你是不是就带他们出来看看，消费一下孩子？”汪延回复他：“你可以过来看看。”这一看，就让阮向荣从之前单纯捐款的大阮府珠宝董事长逐步转变为一名公益人。
夏令营内容的设置来自阮向荣和汪延的思考。二人都有管理企业的经验，招聘员工时曾发现一个突出问题——农村出身的员工在融入工作环境上非常困难。“他们的教育背景很好，但可能试用期都没过就离开了。问题出在哪里？没法儿与人交流，与人协作。”
在走访山区时，阮向荣也发现，农村学生只知道把学习搞好，其他方面完全没有得到培养，等他们考入大学，和城市学生完全在不同的圈子里。
扬帆计划一直和北大附中有合作。在这所中学，阮向荣看到了项目式教育。比如生物课会到自然保护区去上，孩子们需要到操场上跑20圈，体能达标才能参加。接下来分组，由team leader进行挑选，文笔好的，逻辑思维好的，表达能力好的，挑出来组成小组，以发挥各自所长。
“现在北上广深都开始了这种教育，让孩子知道自己的长处是什么，别人的长处又是什么，意识到用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板。这类孩子将来就很容易融入社会。”阮向荣说，“而现在的农村孩子，依然停留在以前的教育模式里。”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在扬帆夏令营，除了带孩子们参观城市景观，阮向荣做得更多的，就是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独立思考、与人协作的习惯。
比如，他发给孩子们每人一支笔，要求他们把笔立在桌子上。一开始孩子们总是失败，不久就有人寻求同伴的支持，几支笔靠在一起，或者依靠其他物品立起来。此时阮向荣就告诉他们，人生需要支点。而在提问时，他会鼓励他们举手：“敢于举手的人就又多了一个支点，因为你敢表达自己。”
类似的一些小游戏小方法来自随队的北大附中心理教师，阮向荣也会查阅资料学习心理学。有时他也会即兴发挥，拿自己当道具。“你们看阮叔叔慈眉善目的，但有时候也会暴跳如雷。”孩子们看着眼前这个长着圆圆的脑袋、胖胖的脸，笑起来像个和尚，人称“软老大”的人，都摇头。“你们要知道，人是多面体，每时每刻都是不同的。”他要教孩子们理性认知自己和他人。
扬帆还有一项使命是增强乡村孩子建设家乡的使命感，最终培养一批改变中国未来乡村命运的人才。阮向荣会有意识地往这方面引导孩子们，“我去建设你们的家乡，和你们建设，谁做得更好？”“当然是我们了，因为我们熟悉。”孩子们说。
每年阮向荣的生日都是在夏令营度过的，经常被孩子们涂得满脸都是蛋糕，这让他感到温暖。他对慈善的理解是，“受者”在与“施者”的互动中也为后者提供了心理慰藉，某种意义上也是“施者”。
扬帆夏令营结束时，孩子们与志愿者告别
扬帆夏令营人数最多的一年规模达到八百多人，加上志愿者有上千人。“其实我们直接给钱给物不就行了？那样还有好名声。带出来又麻烦，又担责任。”阮向荣说，“但我们给的是思想上的启迪。”
于阮向荣而言，扬帆做的不是慈善，“是教育，公益教育”。他认为教育是件严肃的事情，不像一般的慈善，把财富捐给社会之后，就不太关注之后的过程。“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大学教育是否与社会匹配，农村孩子进入城市能否扎根，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扬帆于2017年底提出一个规划：陪伴孩子成长10到15年。
防患于未然
也有做得艰难的项目。
2013年4月20日，雅安发生地震。当夜，汪延给阮向荣去电：“雅安地震了，知道吗？”接着又说了一句：“微公益上的公募，我给关了。”
阮向荣一时不解。汪延解释：短时间就募到了1400多万元，这钱怎么花啊？
两人商量，打算第二天飞去灾区，捐给民政部门，做第一个捐助者，也给捐赠的网友一个交代。
但想来想去，他们最后决定，做那件防患于未然的事。
2008年5·12汶川地震期间，汪延和阮向荣在灾区救援。
2008年5月，三人驱车前往四川回访受助学校。走到西安时，汶川地震发生了。一路艰险，他们到达北川，在北川中学，面对所见，阮向荣陷入深深的无力感。他原本觉得自己多年经商，又是民主党派人士，有很多的资金、资源和人脉，但在那一刻一切都派不上用场，甚至搬瓦砾，都不如普通人有力气——他开始意识到每一个普通人的价值。
而在成都的长夜里，阮向荣也只能通过博客呼吁救援，“无能为力，只有呐喊”。
在参与灾区援建时，汪延和扬帆团队萌生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防灾减灾的想法，之后扬帆决定设立“思源方舟校园减灾项目”，为地震多发区如横断山脉地区的学校配备防震设备并进行地震安全培训，防患于未然。
阮向荣去跟企业和当地学校谈，所有人都不相信。“还会有这么大的地震吗？他们反问。”由于资金和当地安全意识等原因，项目暂时停滞。
时隔不久，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从灾区回来后，阮向荣对汪延说：“这事我们不管社会能否接受，一定要做，麻烦也得做。”
项目重启，还没策划完毕，雅安发生了地震。两人决定用这次募来的资金实施这一项目。
四川雅安，扬帆“思源方舟校园减灾项目”请专家进校园对孩子们进行地震逃生训练。经过训练，孩子们的撤离时间从最开始的3到5分钟，缩短到一两分钟。
按照规划，项目分两大块。首先要教会孩子如何逃生。扬帆请专家进学校，研究建筑结构，规划逃生路线，反复演习。经过训练，孩子们的撤离时间从最开始的3到5分钟，缩短到一两分钟。
第二是利用技术设备。扬帆团队最初打算模仿日本的防灾头盔，进而做成一套系统，但是日本的建筑多为木结构，中国乡村中小学校舍多为砖瓦结构，所以头盔需要使用更加坚固的材料。而这套系统不仅需要做头盔，还需要服务器和搜寻机，并独立于电力、互联网系统。此前国内从未有过类似系统。
阮向荣揣着这个想法跑回深圳，挨家找企业咨询，最后在几家企业的通力合作下将这一系统攒了出来，即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DSSR系统。
按照设想，地震发生时，孩子们戴上内嵌个人信息（姓名、血型、紧急联系人电话等）的安全帽，按照平时演练的路线迅速撤离至安全区，通过信号搜寻，谁到谁没到，没到的在哪个位置，通过北斗卫星系统传回指挥中心，一目了然。另外，这套系统也可为政府救援提供参考，一旦发生地震，救援队可以参照这套系统有的放矢，保证有限的救援力量充分利用。
现在，这套系统已在雅安地区布局了100所学校，共提供了36500顶数码防护头盔。
“退一步讲，即使孩子们不用这套设备，光会跑我们就很知足了。”阮向荣说。但是，这个项目至今依然推进缓慢。“当地人对于地震这种小概率事件总是抱着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态度。赞助企业也不满意，他们觉得不如换成别的东西，比如安全校服，可以打上企业logo。”阮向荣说，“那个东西（系统）宣传效果弱。”
但扬帆团队仍在坚持。“哪怕能救一个孩子，也就值了。”
转型
确定转型之后，阮向荣找到自己的左膀右臂：钟珊和Lily。她们曾是扬帆最初的捐助者。三人成立工作小组，开始新的规划和布局。
他们首先做的是打破封闭状态，走出去，和所有人聊，包括相关企业、基金会、NGO组织、学校老师等，大量时间用于沟通和交流。
按照阮向荣的观点，做公益的不一定都是财务自由的人。“我不希望一个人捐了100万，我希望的是100万人每人都捐了1块钱，因为互联网时代追求的是随手公益。”在他看来，不只是捐钱捐物，捐时间、捐想法，一次转发、一次呐喊，都是符合公益精神的。
其次，扬帆开始组建地方志愿者团队，均注册自媒体构成宣传矩阵，然后招募志愿者，对接新浪媒体资源和民建的企业家群体。“本身民建就像一个企业家联盟，里面不少企业家有做公益的意愿。”
2017年，扬帆在10个省市组建了志愿者站点，规模达到近1万人，就像一个个省级分公司。阮向荣提出的运营思路也是公司化的：重视对外宣传，重视品牌塑造，重视对“客户”春天般的服务。
独立于地方志愿者站之外，扬帆另建有一支大学生志愿者团队，这源于扬帆提出的“百年公益”目标，需要有年轻人作为第二、第三梯队不断顶上来。扬帆一方面与新浪“微博校园”合作，招募普通大学生志愿者，一方面寻找曾经的“扬帆宝贝”（参加过扬帆夏令营和扬帆移民班的孩子）加入志愿者行列。“10年前获得扬帆帮扶的孩子现在很多都进入大学了，我们希望他们能回归扬帆。”阮向荣说，“他们曾受益于扬帆，参与进来会很积极。”
转变思路之后，2017年扬帆增强了项目之间的关联性，侧重于孩子成长阶段的衔接。“从捐一本书开始，了解到他家庭困难，或者是留守儿童，可以来参加夏令营或悦读会，进入大学后出现新的问题，扬帆也有相应的项目帮扶，这个思路一直持续到他毕业后的就业阶段。等他有能力了，可以再回到公益圈来。”
项目的深度也在增加。比如扬帆开展的留守儿童关爱一小时活动，在捐体育用品、绘画用品的同时，会请专业老师深入学校，把这些物资用起来。“今年在音体美方面的物资和师资都会加强。”
在增加与志愿者团队的互动上扬帆亦着力不小。“注册志愿者数量只是个理论值，要让它活起来。”扬帆利用专业软件分析志愿者数据，根据专长分成不同小组，如客服团队、传播团队、策划团队等。“组成小组之后，志愿者会更有归属感，更有效率。”
变革一年，扬帆已破茧而出，以全新的面貌重新上路。但阮向荣并不满足于此，他着眼于更大的意义：扬帆只是一个载体，其最终目标在于推动社会进步，因为“公益是没有门槛的、普通人可以参与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方式”，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去链接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