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没有乌托邦，对完美世界的向往都是不可实现的追求，但仍然选择行动。
卢思骋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总干事
撰文：张玲 题图摄影：张旭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7月刊，原文标题《卢思骋：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卢思骋穿了一件蓝白相间的细格子衬衫。站在镜头前，他觉得自己应该再穿一件外套，于是转身走向通往办公大厅的过道。过道左侧1米多高的衣柜紧贴着墙，顶上紧凑地摆放着近两年WWF（中国）所获的奖杯和证书。
他从衣柜里取出一件黑色的西服穿上。“我瘦了诶”，低下头扣扣子时，他发现这件两年前量身定制的西服和肚子之间居然拉出了不小的空当。“肯定是衣服被谁撑大了，”站在一旁的同事顺势“补刀”。
因为熬夜看世界杯，卢思骋有些疲惫。为了在镜头前显得精神些，跟一只捧着书的穿山甲（海报）拍照时，他回到办公室取出美国自然诗人Gary Snyder的诗集捧在手中，以作呼应。
这一天适逢一位同事生日，卢思骋念了一首Gary Snyder翻译的唐朝诗僧寒山的诗《我家本住在寒山》。“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念诗。”他说。
“泯时万象无痕迹，舒处周流遍大千。”寒山笔下的世界，天人合一，万物相连，泯然无隙。如何确保人与自然生生不息？卢思骋体味，寒山道出的最后一句—“解用无方处处圆”，或许是解开奥秘的钥匙。
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追求“只要今天行动，明天就是新世界”的变革方式，但他仍然相信行动的力量。
如何更有效地往前走？
“我想，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智慧。”卢思骋揉了揉有些疲惫的眼睛，补充道，“还有更多的平和吧。”
“荷戟呐喊，反抗绝望”
1973年，卢思骋出生于香港。十六七岁时，深受20世纪60年代欧美青年文化的影响，他顶着冬菇头，喜欢披头士的摇滚，鲍勃·迪伦的民谣，关注男女平权、思想自由、环保等议题。
在香港中文大学主修“政府与公共行政”期间，卢思骋是校园里积极的左翼青年，他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而非只顾赚钱的机器。“但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只是利用大学教育生产‘顺民’。”卢思骋不满于此，于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建校30周年庆典上，将一个被安全套包裹的学生玩偶塞到时任校长，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琨手中，寓意“大学生被隔离在真实世界之外的‘安全空间’”。现场一片哗然，高琨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
这一惊人之举后来被同届的梁文道记在《我的老校长高琨》一文中。在校期间，卢思骋和梁文道一开始互相看不顺眼。“我们在学生组织的觉得他光说不练。他反说我等只有行动，理论不足。”卢思骋回忆，后来二人不打不相识，住在校外吃宵夜、喝啤酒的时光，一起畅聊哲学、加缪、存在主义、福柯……逐渐发现彼此投契，成为好友。多年以后，卢思骋的婚礼，梁文道当的主持。
“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最对的。”卢思骋自嘲，“哪怕差别只（有）一点点，好像都证明了比别人好。”
大学期间，卢思骋开始关心国际大事。他了解到，20世纪80年代，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几个非洲国家的大规模饥荒导致“几十万人被饿死”。这让他多少有些震惊。
卢思骋为此连续吃了7年的素食，并推动学生餐厅提供素食。他觉得如果大家都不吃肉，可以减少很多因为能量转换而造成的食物浪费，世界就不会有饥荒。
“现在想起来是很单纯、过于简单的想法。”他说，“后来了解更多之后，发现问题在于分配不均，而不在于大家（吃肉还是吃素）的选择。”
让卢思骋更深刻地感受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在马来西亚原始森林里的见闻。
在马来西亚砂捞越（Sarawak），卢思骋跟着当地两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在森林里转，他惊讶于他们拿着刀和火石就可以在森林里活下来。
1992年的暑假，19岁的卢思骋代表香港青年到马来西亚参加一个青年论坛。“那时候，亚马逊流域和非洲的森林尚未被大肆砍伐，森林破坏的热点是经济发展迅速的马来西亚。”正式开会前，卢思骋进入砂捞越（Sarawak）的热带雨林进行了一周的学习考察。他从吉隆坡倒了两趟飞机，换了两条船，最后被一条独木舟送达森林深处。
在那里，卢思骋第一次深切感受到自然，并发现有的人就生活在自然之中。他跟着两个十来岁的当地小男孩在森林里转，惊讶于“他们拿着刀和火石就可以在森林里活下来”。
当时，日本的跨国企业要砍伐砂捞越的森林用来生产各种木制品，这一行为遭到当地土著的强烈反对。因为这将“不可逆转地改变他们的生活、生存方式”。
在砂捞越，卢思骋第一次鲜活地感受到什么是全球化、地球村。“我们在香港用的一次性筷子，可能想都没想就扔掉了。”他说，“对于地球上某个角落的人来说，我们扔掉的是他们的家园和赖以生存的环境。”
这段经历让年轻的卢思骋对环境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1999年，他进入环保NGO组织绿色和平香港分部，随后到北京担任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组建团队，开展项目。
其间所遇困难，远超卢思骋所料。“当年官员诸多推搪，媒体亦不敢报道。”他回忆，“连NGO的前辈也语重心长，婉转地说激进的绿色和平不符合中国国情。”
彼时，大陆的环保NGO组织尚处在发展初期，主要做环境教育、捡垃圾等基础性工作。卢思骋则逐渐在转基因食品、电子垃圾、企业非法毁林等领域展开了数场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环境战役。
2004年底，绿色和平揭露新加坡金光集团（以下简称APP）在海南、云南非法毁林的事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遇到APP这样强大的对手，卢思骋给同事加油鼓气，表现出一定能赢的信心。“其实他自己压力很大，很紧张。”当年一起共事的白韫雯回忆，“在与APP的高层谈判之前，他连着两三天没怎么睡觉。”
双方的谈判持续了一晚上。凌晨3点多谈判破裂，两小时后，APP一方回来继续谈，并做出了“整改非法毁林、开放第三方环境评估”等承诺。
费劲周折获取的成果，却因一个电话付诸流水。就在卢思骋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APP打来电话说，“总裁反悔了”。卢思骋只得亲手将一份双方共同签署的声明一撕两半。
发布会开完后，卢思骋独自待在办公室，看到窗外飘起的雪花，忍不住哭了。“倒不是因为失败，而是感到几千万亩森林，就在我手上给毁了。”他说。
走出办公室时，看到他脸上有哭过的痕迹，同事们纷纷上前拥抱安慰。“为了环保，他已经有情怀在里面，才能这么努力。”白韫雯说。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卢思骋常常借诗词文章自勉，“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在绿色和平的10年，卢思骋带领团队揭露电子垃圾问题，并先后收到了索尼、诺基亚、戴尔、联想等8家公司的无毒化承诺；调查湖北省扩大种植转基因水稻，并将调查报告提交农业部；在香港和广州披露百佳超市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的检验结果……
在当时的语境下，绿色和平的一系列环保行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常规，刷新了本土环保NGO的想象。“我们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可能的、可做的，并且扩展了中国环保NGO的行动空间。”卢思骋说，“绿色和平连续四五年在媒体公开批评企业的环境破坏行为之后，中国草根NGO对企业提出批评甚至环境诉讼已经很常见。”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卢思骋希望参与环境评估。“经济强国的形象是国家希望通过北京奥运会呈现给世界的。”他说，“在那个节点参与进去，是想说经济强了，但必须是绿色的才能永续。”
卢思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跟北京奥组委环境部建立信任。除了三天两头儿拜访，“他们去联合国开会，我们也跟着”。最终，绿色和平顺利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的绿色评估。
在那份《超越北京，超越2008》的评估报告中，卢思骋从大气污染、水资源保护、能源和木材等维度对北京奥运会进行绿色评估，结论里赞许与建议并存。
面对外国媒体对北京空气质量的质疑，卢思骋自认提出了一个比较公允的论述框架。“北京的空气确实比伦敦、维也纳差一些。”他说，“但由于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的不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为他们提供廉价的产品，污染留在了中国，发达国家享受生态红利的同时却反过来指责北京空气差，这不是虚伪吗？”
除了横向比较，卢思骋也从历史的视角，对比2008年时北京相较于前几年的空气状况。“北京在GDP、人口、车辆同时增长的情况下，能基本维持就很不容易了。”他说，“我们提出的评估框架没有说为北京脱罪，也没有要给北京‘洗白’。”
“卢思骋是一个有战略眼光并善于把握时机的人。”相识十几年，白韫雯说这一点让她挺佩服的。
做完北京奥运会的环境评估之后，卢思骋决定离开绿色和平。在中文版《绿色和平》一书中，他写了跋文《荷戟呐喊，反抗绝望》，提及10年来的成绩与反思。他认为时过境迁，NGO环保人需要思考时代语境，反躬自问，并不断调整行动，以更有效的方式推进环保事业。
2018年3月24日，“地球一小时”十周年。北京会场活动结束后，卢思骋和员工们在LOGO灯前合影。
“脚踏实地，追求乌有”
离开绿色和平后，卢思骋先后担任了阿拉善SEE的秘书长和自然之友的执行理事长。对本土环保NGO有更多了解之后，他决定自己成立一个环保NGO，“用10年时间帮助中国本土NGO成长”。
2011年，卢思骋在担任自然之友执行理事长期间获得SEE-TNC生态奖。他和时任绿色和平资深行动统筹钟峪捐出了所获的10万元奖金作为新机构的启动资金。次年，卢思骋联合白韫雯等人一起成立“创绿中心”，一个“创”字寓意“绿是可以创出来的，不要等着别人给你”。
创绿中心选择了气候变化和绿色金融这两项本土环保NGO很少涉猎的领域，此外还做了“一杯干净水”项目。
以前在绿色和平调查电子垃圾时，卢思骋接触到一些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其中一个母亲抱着患白血病小孩的画面，让他感到心痛。
“他们生活的地方有很严重的水污染，甚至小孩的病就是水污染造成的，但他们还是只能继续喝那些被污染的水。”他做不到假装这些没有发生，“午夜发梦你会梦见这些事，所以我们做了‘一杯干净水’项目，为‘癌症村’的污染受害者解决饮用水安全的问题。”
2013年雅安地震时，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罗丹在地震当天上午找到卢思骋，希望一起进灾区做饮用水项目。地震发生48小时后，卢思骋和团队一起进入震中附近的太平镇、宝盛、龙门、清仁等十多个地方。
罗丹以前一直把卢思骋当作专业的前辈来仰视。“但在雅安的在地协调和统筹安排等方面，他会听我的，也完全信任我。”她回忆。
卢思骋和罗丹带领团队分工协作：了解灾民的实际需求，检测水样，安装饮用水设备，寻找志愿者和各种资源支持……
在各种资源和安装条件都比较差的情况下，团队就地取材。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在卢思骋看来就是很好的社会创新。
在雅安地震灾区，卢思骋拍摄了这张他最喜欢的工作照片，并用它当了很久的电脑桌面。他和团队就地取材搭建的这处起码管用一个月的干净水供应点，可以满足附近的一两百户居民（所需）。
在雅安芦山县清仁乡仁加村前坝组，卢思骋拍摄了一张自己最喜欢的工作照片，并用它当了很久的电脑桌面。画面中，一个笑容羞涩的小女孩正在取水。这处临时搭建的取水台所用的砖头和木块，都是从附近塌掉的房子里捡来的。卢思骋和同事找到附近没有被破坏的水源，把水引到这里，安装了一套过滤系统。“这处起码管用一个月的干净水供应点，可以满足附近的一两百户居民（所需）。”
在灾区的26天里，卢思骋和罗丹带领的临时团队“为灾区的62个学校和居民安置点，累计安装净水设备314台，为3.4万灾民送去‘一杯干净水’，占灾区临时安置人口的10%”。
团队即将离开时，其他村子的村民跑来问卢思骋，能不能到他们的村子检测水质。“没有比这种时刻更让我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卢思骋说，“在我20多年的公益工作中，雅安震区的工作我觉得最有成就感。”
这一年的年底，卢思骋离开创绿中心到WWF（中国）担任总干事。彼时，创绿中心成立不到两年。
“其实有点偶然，离开绿色和平后，我就不想再去国际NGO工作了，后来，Anyway……”卢思骋言语之中似有愧疚，他坦言，“当时走确实没到最好的时机。”
对于卢思骋的离开，白韫雯的第一反应是“有点失望”。她试图去理解，“但头半年还是有点想不通”。
为了把创绿继续发展下去，白韫雯比以往承担了更多。主动性被充分调动之后，她发现，原来自己也能扛。
她后来尝试站在卢思骋的角度去想，“我觉得那时候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发展，他压力都挺大的。他是一个很好的帅才，如果放在只有几个人的阵营里，他的能量可能没办法释放。”
“站得再高一点看，我们只是站在了不同的生态位。”白韫雯说，“如果环保的大战役我们在一个战营，无论他在哪条船上，都是我的战友。”
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最初听到卢思骋的决定时，第一反应是，“你都敢去WWF（中国），我就更不觉得我回自然之友推动改变有什么难的了”。
在张伯驹看来，虽然WWF（中国）负有盛名，但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思骋去是要把它改造成更有行动力、更能产生社会价值的组织。”他评价卢思骋，“一直是一个愿意去回应问题和挑战的人”。
10多年前，张伯驹在北京鼓楼的小酒馆里认识了卢思骋。卢思骋当时还在绿色和平，下了班经常带着同事去喝酒，听现场音乐。两个文艺青年在独立音乐、思想层面有更多交流之后，发现彼此志趣相投。
随着工作上更多地接触和交流，张伯驹认为卢思骋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同时又很务实的行动者。“他会通过战略推动管理和行动，更强调做事情到底为了什么。”
有时候，张伯驹看绿色和平做的一些项目，觉得有点剑走偏锋，但卢思骋告诉他：“团队刚刚建立起来，我要通过打一场硬仗来磨炼团队。”卢思骋看问题的视角、做事的方式，包括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多多少少影响了比他年轻一轮的张伯驹。
“思骋会让我进一步相信我相信的东西。”张伯驹说。
2018年4月20日，WWF和腾讯签署合作意向书，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左至右分别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腾讯副总裁程武、卢思骋、WWF全球总干事Marco Lambertini。
“解用无方处处圆”
2013年底，卢思骋正式担任WWF（中国）总干事，成为WWF进入中国三十多年来首位领航的中国人。
上任伊始，他表示会促进WWF更加融入中国。要做到这一点，懂中国很重要。“中国的很多事儿不能只看表面。”卢思骋用浓浓的港腔讲着笨拙的京味儿普通话，“老外看京剧看的是打来打去很过瘾，我们看的是眉来眼去，手指怎么动，关注的是那些没说的潜台词。”
卢思骋认为，要做好中国的环保工作，需要思考中国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他觉得中国的环保行动者一直不是很有主体意识，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提出了“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个概念被翻译成“可持续发展”时，可能并没有深究中国的环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相较于“可持续发展”，卢思骋认为，更契合中国的翻译是“生生不息”——一个生命带来另一个生命，生命与生命连成一片，永续下去。
“我们对自然的理解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他说，“在英文里，没有人的地方叫Nature。在中国的文化中，天人合一，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就像中国的山水画里，总有人的痕迹。”
所以，中国的一些自然保护区里有居民居住，比如上海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住有渔民，四川大凉山熊猫保护区住有很多彝族老乡。“这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卢思骋说。
深究环境问题出现的根源，卢思骋认为保护环境主要是做“人”的工作。减少人与动物栖息地争夺资源、林地，缓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很多问题便迎刃而解。
“保护环境不能把环境问题环境化，要去看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说，“所以现在国家提出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金融的方向是对的。”
保护江豚行动
掌舵WWF（中国）4年多来，卢思骋聚焦中国面临的更现实、更迫切的环境问题，比如“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治理空气污染、保护长江流域的湿地和江豚、推动地球一小时延展开去的可持续生活方式”等。
在垃圾问题、海洋保护等方面，卢思骋也在推动一些更加融入本土的尝试。“思骋上任之后，WWF（中国）与本土NGO的交流多了一些。”自然教育机构野声的创始人姚松乔说，“今年4月，在一个海洋保护议题的活动上，他还说希望海洋保护能像当年的气候变化议题一样，大家共同推进。”
卢思骋在联合国发言
卢思骋多次作为中国民间环保代表参与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简称CYCAN）的理事长王怡婷也是在气候变化行动中与卢思骋不打不相识的。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卢思骋针对在联合国天津气候变化大会中接触到的一些年轻人提出批评——“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参与气候谈判，可是对谈判的认识却非常浅薄，确实让人失望”。
王怡婷觉得，“有一部分说得挺对的，但有一部分我还想再跟他理论理论，请教请教”。
一个多月后的坎昆世界气候大会上，王怡婷与卢思骋正式见面。“我记得他当时坐在好几排人中间，跷着二郎腿，边说边挥舞着双手，给人特别迫切的感觉。”会议结束后，王怡婷找到卢思骋，交流CYCAN在行动上的思考和改变。
在工作上有更多交集之后，王怡婷发现彼此在一些有关历史和社会变革的看法上特别谈得来。
“他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对于中国、地球的未来，他有非常理想主义的一面，但他做事的方式又是非常切合实际的。”王怡婷分析，不管是跟企业的博弈，还是与NGO同行的合作，与政府的协作和互相推动的关系，“他都能找出各方迫切的利益和兴趣点，并能够以此为基础展开互动与合作。”
卢思骋在环保领域做的不少事情，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本职工作”。“这些事，是我发自内心想做的”，他知道没有乌托邦，对完美世界的向往都是不可实现的追求，但仍然选择行动。“因为这样会往前走一点”。
在《野草》中，鲁迅写道：“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好似鲁迅笔下的小飞虫，卢思骋深知“吾生之须臾，长江之无穷”。“如果有历史视野的话，其实我们眼前面对的困难根本不是事儿。”他说，“先贤们早就经历过了，只不过具体的事情不一样。”
卢思骋习惯思考之后再表达，这在张伯驹看来，更像是交流的常态。相识十余年，令他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卢思骋“不假思索的状态”。
二人曾经一起踢过毽子。毽子在几个人的脚下飞来飞去，卢思骋毽子踢得很好，大家很意外。
“思骋，没想到你还会踢毽子。”张伯驹记得自己话音刚落，卢思骋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灿烂笑容，“那当然，我很灵活的”。
记者手记
过客
对卢思骋的好奇，始于去年11月阿拉善SEE在长沙的换届选举。我负责采访阿拉善SEE第三任会长韩家寰，为此也采访了他任上的两位秘书长——杨鹏和刘小钢。三人在接受采访时多多少少都提及阿拉善SEE的另一位秘书长卢思骋，他们的描述拼凑了一个碎片化的形象。卢思骋离开阿拉善SEE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仍有疑问。
当视线和思绪不断转向一个又一个受访者，这份好奇也在不知不觉中不了了之。直到在“2℃正在改变的未来”这个讨论气候变化的论坛上第一次见到了他，这份好奇又被勾了回来。
卢思骋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经历了香港回归前后两个时期，并在内地工作了近20年。他的人生经历是怎样的？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先后在绿色和平、阿拉善SEE、自然之友、创绿中心、WWF（中国）等国际和本土环保机构任职，他对中国的环保问题有怎样的见解？如何推动中国环保问题的改善？我想要知道的太多。
翻看与卢思骋有关的报道，发现媒体对他在绿色和平的经历多有着墨。或许是了解得越多越容易产生疑问，我的采访提纲里相当一部分提问跟他在绿色和平的经历相关。也正因如此，一开始的采访并不顺利。回答有关绿色和平的提问时，卢思骋在言语之间多有回避。
几番追问之后，他解释了回避的原因——绿色和平的经历很重要，但从别人的角度看，一个已经离开近10年的人还在指手画脚并不妥当。“我不想被人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不是这样的。”卢思骋说。
我告诉他，这是一篇人物报道，人生的重要经历没办法忽视，并非为了噱头仅仅聚焦于此。我想探知的是他人生里一以贯之的是什么，影响他人生路径走向的是什么。
一番坦诚的沟通之后，卢思骋不再“打太极”。采访期间，他推掉了一个会议，但时间仍显仓促，我厚着脸皮坚持再多问了一些问题，最后采访时长从原定的1小时变成了近3个小时。
采访结束当晚，卢思骋将一些不常见于媒体，但他认为比较能表达他的想法的9篇文章整理好发给我。邮件的正文里，他对每篇文章都做了简要的介绍，告诉我，“我看到你很认真地准备，在你眼中看到火焰和真诚，希望助你写出好稿子。”
第二天上午，我联系卢思骋的媒体负责人阿桢，询问他近期是否有公开的活动，希望能多一些现场素材。阿桢告诉我，他当晚将回香港，可能半个月后回京。卢思骋也希望在离京前能有一个更充分的沟通，于是重新安排了当天下午的工作，接受了我两个多小时的补采。
之后，在采访卢思骋的老同事，现任创绿研究院执行主任白韫雯时，提及卢思骋离开创绿的事情，白韫雯表达了自己的“失望甚至郁闷”。她对卢思骋的真实评价，令我有些意外。
采访快结束时，白韫雯聊了几句“题外话”——“卢思骋打电话来跟我说有个采访。我问他，‘是说你的好，还是……’”“你真实就好。”卢思骋回答。
卢思骋跟青年环保人交流时常说，“铁打的兵，流水的营盘”，他认为无所谓在哪个环保组织，只要“这些兵是铁打的”，对于宏观的环保事业就有所助益。
卢思骋的微信签名是“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他将自己定义为“过客”，鲁迅笔下那个“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的过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