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9年7月12日下午，“规范与发展：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9）蓝皮书发布会暨研讨会”在京举行。
蓝皮书发布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社会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共同承办。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社会组织数量信息，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1.6万个，与2017年的76.2万个相比，总量增长了5.4万个，增速为7.1%，增速下降了约1.3%。与十年前相比，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增长了近一倍，即便是增速下降，一年来新增社会组织的总量并不少。
资料来源：2004-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10-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4季度民政统计季报》
从社会组织的三大类型来看，2018年社会团体总量为36.6万个，2018年的增长率为3.1%。由于社会团体连续多年增长率均低于社会组织整体增长率，社会团体总量占社会组织总量也呈逐步下降态势，2018年占比仅为社会组织总量的44.9%（见图2）。
图2 2005-2018年社会团体数量、增长率、占社会组织总量的比
资料来源：2004-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10-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4季度民政统计季报》
2018年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总量为44.3万个，年度增长率为10.8%。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增长率连续多年高于社会组织的整体增长率，占比数量已超过社会组织总量的一半，2018年已占社会组织总量的54.3%。
图3 2005-2018年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增长率、占社会组织总量的比
资料来源：2004-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10-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4季度民政统计季报》
2018年基金会总量已达7027个，年度增长率为11.4%，占社会组织总量的0.9%（见图4）。基金会增速虽然连续多年走低，但在社会组织总量占中一直稳步小幅提升，而且从规范性、影响力等方面来看，基金会在社会组织所有类型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
图4 2005-2018年基金会数量、增长率、占社会组织总量的比
资料来源：2004-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10-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4季度民政统计季报》
《中国社会组织保告》执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社会组织与公共治理中心主任蔡礼强教授对这一现状作出解读：
2018年增速略微下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国社会组织开始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重视数量扩张到更重视质量提升，注重社会组织的规范性、活跃度以及作用发挥等“质”的提升；
二是我国社会组织开始步入严登记、严监管时代，对社会组织的审核把关更加严格；
三是打击整治合法社会组织违法违规活动的力度进一步加大，长期以来不开展活动、不进行年检、不正常换届的大量僵尸型、休眠型社会组织受到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大量社会组织受到撤销登记处罚导致数量减少。
不容忽视的是，政策基调和政策环境从严是社会组织增速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策基调和政策环境从严，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得到的支持减少和发展环境恶化。在政策从严的同时，政府针对社会组织的各类支持持续增强，社会组织正进一步制度性、结构性地参与国家战略和治理体系。
尤为难得的是，社会组织内部生态系统和支持体系逐步形成，来自社会组织系统的内生驱动和支持力量越来越大。
从严管理的政策环境，以及来自政府与社会组织内部的两种支持驱动力量，正在推动我国社会组织步入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之路：我国社会组织正在从一个从追求数量扩张的高速度发展阶段，转型迈入一个追求内在品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在从管理手段单一、管理方式落后的粗放式管理阶段，迈入一个管理手段多样、管理方式先进的精细化管理转变。
研究发现，2018年以来我国针对社会组织的打击整治、清理规范、审核处罚、登记把关以及综合监管等方面的力度之大为近年来所罕见，登记从严、监管从严、处罚从严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主基调。在严格管理的政策基调下，我国社会组织增速明显下滑，开始从追求数量增长的高速度发展阶段向追求质量和效益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
《中国社会组织报告》执行主编、社会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蔡礼强在报告中指出：
社会组织向高质量转型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持续严格的监管和处罚逼着社会组织只能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另一方面来自政府和来自社会组织系统自身的支持力量都变得越来越大，这两股力量成为社会组织走上高质量发展转型之路的双轮驱动。
3:互联网公益构建了中国公益新生态
《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9）指出，中国互联网公益发展迅猛，无论是网络公益活跃度、网络公益活动的创新性、社会公众的网络参与度等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领先位置。
互联网公益的兴起突破了传统公益的局限，极大地改善了公益资源的配置方式。公众参与公益的形式更加多元化，常态化和专门化、常规化与个性化、线上与线下一体化等多种方式，构建了中国公益的新生态、形成了公益参与的新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整个社会组织领域的资金来源。
由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在2018年共募集善款总额超过31.7亿元，比上年增长26.8%，超过84.6亿人次网民点击、关注和参与。
腾讯的99公益日、阿里的95公益周等大型互联网募捐活动产生巨大影响力，募捐场景多元化、表现形式多样化、参与形式便捷化，“互联网+慈善”深度融合，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鲜活的互联网慈善的“中国样本”。
2018年腾讯的99公益日已经办了第四届，阿里也举办了第二届95公益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2018年拿出的配捐金额达到2.99亿元并新增1亿元作为公益慈善组织的成长基金。
阿里电商+公益的方式把公益组织、用户、爱心企业很好地联系在一起，筹集了巨额资源，形成公益合力。阿里巴巴公益和支付宝公益两大平台，累计捐赠笔数超300亿笔，阿里巴巴2019财年为公益机构筹款达12.7亿元。
除了直接捐赠和筹集的大量资金，阿里巴巴利用自身平台把数亿用户、上千万商家、过千家公益机构连接起来形成各方共同参与公益，提供丰富多样的多种公益参与方式，构建了一个阿里经济体公益生态。
互联网公益的兴起，在改变公益慈善组织资源状况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很多社会组织的资源状况。参与互联网筹款的很多社会组织通过互联网筹款平台，极大地改变了资金来源渠道、筹资能力和公开水平。
互联网公益平台通过一系列技术和管理创新，在帮助社会组织募集大量资源的同时，也为中小型组织能力建设提供支撑，提升了参与其中的社会组织的规范化、透明化和专业筹资能力。不少希望利用互联网筹款平台的公益组织因为财务披露、年报审核不合格被挡在了门外，由此可知互联网平台发挥着重要的监督管理和规范提升作用。
1、必须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范围内规范运行。
2、进一步提升信息公开力度，重视自身信用。
3、明确组织的使命和愿景，坚守正确的价值观。
4、致力于提升专业化能力、依据使命打造品牌项目。
针对政府的政策建议：
1、应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高度准确理解、全面认识社会组织的定位与作用。
2、制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应全面理解中央政策并与上位法有效衔接。
4、应辩证的处理社会组织发展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培育扶持与监督管理的关系、 出政策与抓落实的关系。
6、社会组织管理部门应改进日常监管和执法方式、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10、应把社会组织制度性、结构性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整体规划。
尤为重要的是，报告中特别指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和广泛的共识，但民心相通不足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开展卓有成效的民生援助，推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是当前和今后“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的重点。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许多政府、企业不能解决或不好解决的问题，多样化的民间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不仅可以促进彼此民心互通，也能为“一带一路”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
目前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和国际活动的民间社会组织数量少、规模小，与发达国家民间社会组织参与的数量和影响力相比有极大的差距。
民间社会组织深度参与“一带一路”中的民生援助，可以发挥灵活性强、专业度高、精细扎实的优势，在弱势群体帮扶、人道主义救助、医疗卫生健康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
我国应在认真研究发达国家通行做法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其经验，把本国的民间社会组织纳入“一带一路”以及对外援助制度体系，给予资金和制度保障。中小型社会福利性项目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的一些民生项目，可以主要由民间社会组织深入受援国落地实施，政府发挥支持、监督和评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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