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硅谷的语汇——从Facebook的“社区”口号，到谷歌的前座右铭“不作恶”，再到特斯拉对可持续能源的强调——都意味着“社会公益”，或者至少是它的影子，已经植入了这些企业的DNA中。
以盖茨、扎克伯格等为代表的一批硅谷精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颠覆性”的方式进入慈善领域，并创造了一系列创新的慈善方式和公益语汇。本文作者提示读者，在这种新趋势为社会带来变革的同时，也要警惕有可能为传统公益带来的冲击和负面效应。
去年7月泰国12名青少年足球队员被困在洞穴中时，硅谷显然不是一个适合的救援方。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委任一组工程师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并最终派遣了一艘微型潜艇前往泰国。
有公众支持，但更大量的嘲笑随之而来，因为潜艇方案最终没有被使用。马斯克是众多试图提供帮助的人之一，为什么他的行为却会招致如此多的反诘呢?
社会学家图菲克西(Zeynep Tufekci)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撰文，将硅谷“敢想敢干的乐观主义（can-do optimism）”和“喜欢快速、炫技、高调的行动（a preference for rapid, flashy, high-profile action）”的模式，与“慢条斯理、专业化的解决方法（slower, more methodical, more narrowly specialized approach to problems）”进行了对比，她发现后者才是成功救援行动的基础。
科技行业倾向于以工程技术为主导的干预，与潜水者的惯例做法；颠覆与延续之间，存在着情感上的冲突。
看到马斯克的自尊心被刺伤，人们不禁多少有些幸灾乐祸——不过，毕竟，这个牛人最近把自己的电动跑车射进了轨道，虽然马斯克的潜水艇没有被使用，但它反映了现代慈善事业下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正在稳步改变非营利部门的运作方式。
过去十年里，美国西海岸涌现出了新一代精英慈善家，其中以“陈-扎克伯格计划”(CZI)为代表。这家成立3年的公司由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他的妻子普莉希拉·陈（Priscilla Chan）拥有。该公司表示，它为教育、住房和医疗项目带来了“世界级的尖端社会改造工程”。
将工程技术与社会进步相结合，可以说是借用了硅谷更广泛的语汇和商业思维。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非营利与慈善中心研究员索斯基斯(Benjamin Soskis)说，这种结合是意料之中的。
“从历史角度看，人们捐钱的方式反映了他们赚钱的方式，”索斯基斯告诉我。“这是真的，工业大亨们做企业慈善的方式与他们经营企业类似，现在也是如此。”
这种联系很重要。Facebook前总裁肖恩·帕克在2015年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所称的“黑客慈善”（hacker philanthropy），这是由“地球财富分配的巨大转变”所带来的，其核心是一个拥有电信和互联网服务背景的精英群体。
帕克认为，这些IT新贵的心态必然是反体制的，他们以数据为导向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并渴望使用技术来“破解”复杂的问题。以工程为基础的干预，从教育应用到微型潜艇，都体现了这种心态。富人利用使他们致富的商业战略，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他们对技术解决方案的兴趣，反映了慈善事业在本质上的更深层次变化。
近年来，营利和慈善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2008年，财经作家马修·毕索普(Matthew Bishop)和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创造了“慈善资本主义philanthrocapitalism”一词，包括一种鼓励积极投资于有回报的社会项目的方法。克林顿基金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直是这种方式的倡导者。在《天下没有免费的礼物》(No Such Thing as a Free Gift)一书中，社会学家林西·麦克戈伊(Linsey McGoey)甚至写道，“盖茨被誉为新慈善事业的万人迷（MacDaddy）”他是利用市场力量助力社会公益的新一代捐赠者的缩影。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年轻一代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行业中最著名的两个组织：陈-扎克伯格计划（CZI）和乔布斯遗孀劳伦·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经营的艾默生集团（Emerson Collective）都采用有限责任公司（LLCs），而不是基金会。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投资于私人公司、政治宣传以及非营利组织。
“这反映了一种心态，即慈善基本上被整合到一整套战略中，”索斯基斯说。“从某种意义上，这是慈善资本主义思维模式的一种衍生，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行为和慈善活动之间的界线几乎模糊到了不存在的地步。”
有限责任公司模式为捐赠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之间进行选择，但其结构远不如基金会透明。CZI和艾默生集团不需要报告他们的资产和支出，这引发了对这些组织如何对公众负责的批评，特别是如果他们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系统性的社会变革。毕竟，这些人不是选举出来的。
对于二三十岁的年轻而富有的“颠覆者”来说，慈善事业正在成为一种更广泛的职业战略的一部分，这种战略自由地在营利和非营利之间转换，再加上一种商业辞令，把产品本身作为社会公益的目标。
硅谷的语汇——从Facebook的“社区”口号，到谷歌的前座右铭“不作恶”，再到特斯拉对可持续能源的强调——都意味着“社会公益”，或者至少是它的影子，已经植入了这些企业的DNA中。
在泰国的洞穴救援中，马斯克的颠覆型救援提议被放弃了，潜水员的专业技能和有条不紊的救援方法获得了成功。值得思考的是，从长远来看，在灾区做类似工作的非营利组织是否会因为需要资金而不得不把他们的思维转向科技巨头的提议呢。
原题：Silicon Valley’s Business Of Giving: Too Disruptive?
来源：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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