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由中国发展简报主办，以“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为主题的简报论坛2020，12月9日在北京举办。
2020年，“隔离”当仁不让的成为第一关键词，但一年一度的简报论坛依然如约将大家聚在一起。来自国际NGO、本土NGO和联合国驻华机构负责人、公益相关领域的智库专家相遇在此，每个人带着热忱和善意，不仅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为他者的苦难，为了社会的福祉，共同完成一个关于“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的思考。
在整个研讨会过程中，与会嘉宾各有倾听和讲述，互相发问和回答，共同思考和行动。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国际、国内公益践行者展开了不同视角的思想碰撞，理念交锋，以及对自身及行业的直面反思。
论坛设有四个圆桌讨论环节。本文由参与圆桌论坛四：【国际视角】讨论的各位嘉宾发言整理，内容有删减，以飨读者。
【圆桌讨论四】主题：
“走出去”的NGO如何在当地扩大影响
【主持人】：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强
【参与讨论嘉宾】：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王亚琳
亚洲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官员李莉萍
中南屋创始人黄泓翔
福特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项目官员李艾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南南合作与伙伴关系处处长金秀丽
中国NGO走出去，
如何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
主持人：张强
中国NGO走出去，不仅是在地球仪上多了一个点，而是要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不仅递送服务，而是创造一个用不同方式学习的窗口。
今天有三轮问题，首先请各位嘉宾谈谈走出去的NGO如何建设在当地的影响力。
嘉宾：金秀丽
我是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金秀丽。一个适合儿童的世界离不开世界组织的参与，2019年在全球范围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人道主义救援和项目中与1394个社会组织伙伴开展合作，其中三分之二是当地合作伙伴。
如何提高影响力，具体从四个维度来讲，
第一是契合度；符合SDG设定的目标，并符合机构使命和愿景。
第二是适应当地情况与文化；
第三是可行性项目研究；高效交付，满足当地人民群众的需求。
第四是伙伴关系；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建立多元、包容的平等伙伴关系。
主持人：张强
刚才讲的四点都很重要，因为项目管理的目的就是如何将服务有效递送到服务群体，如何递送大家可接受的服务内容。我想不仅仅是儿童服务，所有的社会服务都需要强调这几点。
嘉宾：王亚琳
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能够带来什么价值，我认为是“多元化”，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身份；过去只有中国政府和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开展工作，中国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代表民间声音，从身份上能使中国的海外形象更加多元。
二是议题；相较于政府和企业关注的议题，社会组织所关注的议题及参与的方式更加多元，例如应对气候变化，性别平等和妇女儿童等，更容易与当地产生共通和交汇。
三是资金来源；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大多数资金来自于民间，比如多边或双边发展机构、国内外基金会，企业及社会众筹等，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为“走出去”的社会组织扮演独立和灵活的角色提供了前提。
四是合作伙伴；与企业和政府不同，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相对中立或更加民间的身份与不同伙伴开展合作，例如像联合国这样的多边发展机构也敞开大门积极拓展与中国社会组织的合作。
本土化与国际视野相结合
怎样创造影响力？
主持人：张强
因为影响力有时是对外，有时是对内，从形式到资金都需要多元化。大家都知道福特基金会的模式非常积极，是国际NGO在中国发挥影响力的典型体现，下面请福特基金会李艾谈谈关于影响力的看法。
嘉宾：李艾
走出去社会组织如何创造影响力？我的思考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价值观、使命、目标；社会组织走出去，“三观”（价值观）是否与所在国一致和融合？是否按照社会组织自身的使命做事？社会组织走出去开展项目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三点需要想清楚，否则在国外做项目就会产生困惑，也会遇到很多误解和困难。
第二是独立性；社会组织走出去代表的是谁，是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盈利，是为了拓展外交关系？社会组织自身的角色定位是什么？社会组织在所在国社区开展项目，是否具有独立性，能不能与当地的弱势群体产生共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是准备、资源、持续的时间；走出去的社会组织，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是否分析了走出去的资金持续能力和人才储备等能力，这决定了一个组织在海外社区是否能持续地开展工作。我们都是NGO工作者，从评估的角度来看，一个项目实施三至五年、甚至十年才能谈到影响力，因此，社会组织走出去要创造影响力，还需要考量其是否做好了在海外社区就某一议题深入而持续地工作十年、二十年的准备？
第四是本土化和国际视野结合；本土化不仅包含社会组织海外项目办公室雇佣一定比例的当地员工，更多地是对项目所在国的社会问题是否有深入研究，比如经济、社会和文化，以及不平等、贫困、性别平等或种族歧视等各方面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与国际视野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四点对产生影响力比较重要。
主持人：张强
谢谢李艾将话题回归到使命、价值观及持续性，持续性跟组织使命、服务能力有关，还需要有本土化与国际视野的结合。
嘉宾：李莉萍
前面几位嘉宾对影响力总结的已经非常充分到位。从我们基金会的经验来看，首先是确保资金的多元化。亚洲基金会的资金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确保我们在亚洲开展项目有资金的可持续性。不管是国际NGO还是国内NGO，其实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当中主要的议题。我们都很关注弱势群体，也很重视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跟影响力息息相关。
影响力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机构影响力，取决于社会组织在当在地长期耕耘和坚守，还有专业性和在这个领域里是否起到引领性作用，直接关系到机构的影响力。
二是项目影响力，但这个需要机制的保证。比如，在项目中是否有特别完善的监督与评估机制，确保在实施中不断改进并总结经验用于项目推广和进一步传播。
影响力的核心是解决
“严峻而迫切”的社会问题吗？
主持人：张强
谢谢李莉萍，让我们的视角又沉下来。影响力有项目影响力和机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项目管理流程规范化直接影响着使命瞄准的是不是准确，影响着项目能否长续。如果要实现项目长期持续，就要看机构有没有一个长期战略，同时组织使命和组织文化要有机融合。我想这样的挣扎来自中南屋的黄泓翔可能都有，请问你怎么判断自己的影响力？
嘉宾：黄泓翔
我们中南屋有一个特征：特别小、特别草根、特别穷、特别“屌丝”，特别感谢大家给我们一个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挣扎”的经历。当我们在讲中国NGO“走出去”影响力的时候，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思考。
一是其作为一家NGO的影响力；
二是其作为一家中国NGO的影响力。
评估其作为一家NGO的影响力，我认为核心是在于其是否正在解决“严峻而迫切”的社会问题，以及它到底在这方面产生了多大价值。这也是我们评估NGO影响力时最本质的标准。
评估其作为一家中国NGO的影响力，我们知道我们对于中国NGO“走出去”还抱有通过他们来“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在国外，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国家，我们讲好故事，最大的障碍很显然不是当地政府，也不是当地国际政府间组织，而是当地媒体与国际媒体，以及当地及国际NGO组织。所以，我们去评价一家机构作为中国NGO的影响力，要看这些当地NGO与国际NGO是否知道我们，是否喜欢认可我们做的事情，是否因为认识和喜欢我们，逐渐改变他们对中国、中国人的认知和行为。
走出去是给予，
还是打开窗口学习的过程？
主持人：张强
任何时代青年人的发展都具有战略意义，我们同样希望像中南屋这样的项目能够在海外持续推动。刚才五位分享了什么是影响力，不仅涉及到机构的独特性、规范性、监测评估等管理层面，也关乎使命价值观等文化层面。如果中国NGO走出去，我们需要有能力进行制度供给、文化供给、资金供给、人力供给。但我反倒希望，对于当地而言不一定是给予，而是打开窗口学习的过程。
嘉宾：金秀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过往经验当中，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中国在母婴健康方面有很多数据，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他们愿意学习和倾听中国经验。提到适应性问题，每个国家跟中国有很大不同，社会组织在走出去时，可以更好地跟当地组织或国际机构合作，把中国的经验更有效的分享出去。
嘉宾：黄泓翔
我相信论穷，很少机构比我们还穷，但穷不一定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做好事情。2016到2018年我们做了一个项目，针对非洲五个国家的华人进行野生动物保护教育和宣传。在非洲有100万到150万华人，非洲的很多野生动物制品贸易和他们密切相关，像穿山甲贸易等问题。其实，当地也有很多NGO想了解和影响华人，但很遗憾，他们不知道怎样对话在非洲的中国人。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当时做了一个针对非洲不同华人群体的项目。从国企到民企，从民营企业到个体户，用不同方式影响他们，这个项目真的没有太多经费，所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草根的方法，但后来还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我们大量深入到社区，到工地去，到中国城去，去影响一个个非洲的华人。本来消费过野生动物制品的华人，在我们宣传和倡导之后，发生了许多行为和态度的转变。有一个南非华人首富，我印象特别深，几年前我们促成了第一次非洲华人对穿山甲保护的捐赠，他就是捐赠人之一。活动后他跟我说：“泓翔，穿山甲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我做了这个事，以后就不吃穿山甲了”，然后他跟一家中餐厅老板也说“我们以后都不吃穿山甲了”。所以，我认为没有钱不代表不能用比较低支出的方式去增强影响力。
前面说的是作为NGO本身的影响力，我再说说作为中国NGO的影响力：在一带一路国家，我们与很多本地NGO有合作，这些NGO刚开始对中国NGO持非常敌对的态度。但由于我们不断接触，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逐渐有所改变，后来越来越多的采用建设性、对话性的方式来实现目标。这个过程，我们其实也没有花太多的资金，更多是花了精力。
NGO本土经验
能否在别国语境下发挥作用？
主持人：张强
要讨论影响力是什么，也要从国际观察和机构本身来看，有哪些好的案例？刚才黄泓翔提到，我们没有钱也可以干活，但对问题的瞄准和干预的方式还有哪些，请大家分享一下。
嘉宾：王亚琳
为推动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UNDP、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深圳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中国（深圳）社会组织‘走出去’能力建设平台”的合作项目。该项目希望借助平台效应，通过搭建行业基础设施，例如开发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能力评估工具、数据库及在线培训课程等，与其它利益相关方共同推动行业发展。另外，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UNDP还发挥其国际平台的优势，例如通过联合国志愿服务人员等方式，选派优秀的青年人，到国际机构和项目上去工作，从而提升中国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国际化能力。最后，我们还希望平台能够搭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对话和交流的机制，例如通过研究和试点项目等方式，将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困难和诉求，通过政策对话的形式，反映到相关政府部门并寻求解决方案。
主持人：张强
感谢大家关注能力建设，包括推动标准工具的设计和编制。这涉及到“公益新基建”这样一个新概念，就像中国整体的新基建大格局一样，如何用物联网、大数据、AI技术，如何用新的技术方式、沟通方式，培养行业软实力，不仅仅是资金支持，还需要为行业规范赋能。
嘉宾：金秀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致力于联合国儿童公约，保护儿童权利。在全球范围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1300多个社会组织合作，将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目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已经与中国社会组织建立南南合作关系，虽然这项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开展，但双方有共同支持其他国家人道和社会组织的项目。
我们觉得，中国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扶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所以希望“走出去”的中国社会组织在其他国家开展业务，经验是南南合作很重要的财富。当然，因地制宜意味着中国NGO要适应当地情况，从而解决当地具体需求，为当地人民带来更长远的影响和利益。社会组织与相关领域的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就是孕育一条路径，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想法。
主持人：张强
谢谢秀丽！南南合作是一个通道，不仅有利于NGO之间合作，而且能充分利用政策资源进行多方面整合。关于中国的扶贫经验，2020年832个国定贫困县都摘帽之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型，低收入地区的持续性发展是又一个长期问题。扶贫是一个综合实践，中国经验如何在别国的语境下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去想象、构建。其他两个基金会的看法和经验是什么？
嘉宾：李莉萍
亚洲基金会成立于1954年，总部在美国，在18个国家设有办公室，致力于气候变化、区域协调合作等项目。从2015年尼泊尔地震开始，中国NGO大规模走出去，关注到这个现象后，我们开展了项目支持NGO“走出去”。主要侧重于能力建设、知识储备还有工具开发，比如开发了《民间组织走出去操作手册》，其中包括怎样建立日常关系、运营、筹资，甚至专门针对尼泊尔做了国别操作手册，聚焦于尼泊尔的概况、政治格局、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如何在尼泊尔注册管理项目等实用性很强的操作手册。
因为中国NGO走出去项目很多是人道主义援助，我们专门开展中国社会组织参与人道主义援助的行动能力建设项目，协助中国社会组织更好的了解国际救援体系和机制，参与国际项目合作的自律行为守则，帮助社会组织开展海外项目时，如何更好地遵守国际公约、法律文本，实现自觉自律，提升国际参与合作的能力。未来，利用亚洲基金会多年的深耕运营经验，继续开发国别性手册，有针对性的为NGO在这些国家开展项目提供支持。
关于资金的问题，亚洲基金会是运营性基金会，我们既是资助方，同时也承担很多具体项目的实施。资金来源有公共部门也有私营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自己的使命，同时跟捐赠方包括受益方找到共同价值，同时要利用专业性和经验创造共享价值，能够让各方在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实现共赢，这一点非常重要。
想清楚为什么走出去了吗？
主持人：张强
针对性的国别手册特别适合中国NGO走出去学习，这对NGO生存也很重要，就像交朋友之前要知道别人的好恶才能在一起。
嘉宾：李艾
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有的已经走出去，有的也正在准备走出去。所以，在此我想分享一下福特基金会当年“走出去”所做的一些准备。为什么要走出去，这是每一个有‘走出去’想法的公益机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福特基金会同样如此，基金会在1936年成立之时，其定位、目标与如今的福特基金会并不相同。1950年，一份历时近2年，长达100多页的报告-《关于福特基金会的政策和规划的报告》(1948年秋开始，1949年11月完成，报告共142页，被称为福特基金会大宪章。)就基金会应如何最有效、最明智地使用其资源造福人类进行了详尽论述，正是基于这份报告，福特基金会开始着手重组并对自身宗旨及发展方向做出重大调整，进而从一个美国本土基金会转变为一个致力于国际和平和改善人类福祉的国际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驻华北京代表处作为福特基金会10个国际项目办公室之一，建立于1988年。我们的资助领域一直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相关，从减贫、教育改革等，并随着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而变化。2018年整个基金会的国际项目经历了调整，开始回应全球不平等问题，经过两年探索，2020年确立了新的战略方向和资助领域。新的战略和资助领域是关注中国对海外的金融政策的有效问责，重点关注中国对外投资是否遵守环境、社会和治理的国际准则，帮助投资所在社区减少不平等。福特基金会也支持在南方国家建立一些“知识中心”，支持南方国家的学者通过研究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话语体系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思维方式等。基金会也将继续支持中国慈善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中美关系及全球治理相关的工作。
为什么世界公民意识
与多做“与人的沟通”很重要？
主持人：张强
福特基金会的经验，告诉我们使命为先，需求为基础，如何实时回应需求，是一个机构发展和保持活力的重要基础。在公共管理领域，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热的议题，但又缺乏方法论，当前全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都比较滞后或不尽如人意。但有意思的是，在公益领域我们希望跟NGO伙伴分享，要理解宏观政策，要有讨论政策议题的知识殿堂，不仅从草根里拔出来，从田间里带回来的实践很重要，知识和视野同样非常重要。我们更希望知识不仅仅是停留在资本上，也不是放在PPT里，是真正能够帮忙大家解读对国际同行的分享，形成可以对中国内在激励的发展推动。
嘉宾：黄泓翔
讲到中国NGO“走出去”如何有更大的影响力，对我们一家小机构来说，谈不上给大家什么建议，但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我们需要增强自己的世界公民意识。我认为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NGO”身份是第一位，“中国NGO”身份是第二位。如果我们带着这个价值观走出去，无论与当地NGO还是国际NGO的沟通对话，都会比较顺畅。有人问我们，我们的名字叫China House，一听就是中国机构，当地人如果对中国有排斥、敌意，那我们是不是要换一个名字，听上去不像中国机构才更好？我们的经验是：完全不是。相反，中国组织要把这个身份堂堂正正地亮给对方看。我们能否被当地人和当地组织接受，关键不在于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我们是不是中国组织，而在于我们是否把NGO属性作为我们的第一属性。
第二、我们需要多方接触当地NGO和国际组织；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经验，就是每到一个当地都要“拜码头、混圈子”，尤其注重接触领头的本土NGO和当地比较有影响力的国际NGO。有的“走出去”机构不愿接触排华的NGO，我们恰恰相反，越排华越要跟他们接触。接触之后，发现他们只是反对中国企业在当地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社区问题，只是不了解中国，而不是不喜欢中国。我们会发现他们往往特别喜欢跟中国NGO对话。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我们可以了解各自的需求、想法，还有不同的话语体系。
第三、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本地需求；不只是了解当地某个社会问题与需求，更要去了解当地与国际NGO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什么。因为别人把一件事做得很好，我们就没有必要还做这件事了。以国外动物保护为例，当地保护动物的NGO有很多方面做得比我们都好，并不太需要我们去另起炉灶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但他们有两个诉求，一是向中国要钱，二是尝试影响当地华人。当我们做的事情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些需求时，也非常有助于在本地产生影响力。
最后我想总结的一个经验是，在走出去这个过程中多做“与人的沟通”。对于产生影响力而言，在过去六年，我们带着一千多名中国学生走出去，发现中国青年人与当地人之间大量的互动交流，是一种比在当地花很多钱、建很多建筑可能更有效的扩大影响力的方式。
对中国NGO走出去的建议？
主持人：张强
请问2021年各位对未来的建议？
嘉宾：金秀丽
今天的讨论很有启示意义，祝愿中国有“走出去”意愿的社会组织走得更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期发布全球针对儿童的人道主义呼吁函，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呼吁，在新冠疫情全球挑战下，我们希望和中国的社会组织共同努力，因为儿童的事业不光是联合国一家的事业，更是全人类的、大家的事业。
嘉宾：王亚琳
目前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还处于初级阶段，应该借力如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国际通用的话语体系，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及合作。同时，还可以考虑借力合作伙伴的资源和网络，不仅局限于中国的合作方，应该扩大朋友圈，包括国际组织、联合国等。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并不缺乏参与国际对话的平台，而是大家没有意识或不够重视，尤其在一些大的国际平台和场合，听不到中国社会组织的声音，虽然在气候变化等议题方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组织的参与，但在其它一些议题，例如，商业与可持续发展，妇女与儿童等，还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
嘉宾：李艾
我和王亚琳的建议特别一致，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不仅要踏实做项目，也要关注国际倡导平台的倡导工作，比如联合国商业人权准则、G20等多边倡导平台，中国社会组织的参与少之又少。中国社会组织更需要将海外的项目工作和国际倡导相结合，积极地在国际倡导平台推动政策改变和标准提升等，这一点对于创造社会组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非常重要。
主持人：张强：
要多方借力，要多参与，被看见才能成为朋友。
嘉宾：李莉萍
中国的NGO要想更有影响力，不仅开展落地项目，同时也要积极参与政策对话和倡导活动，并且能够真正的带来机制和政策性变化，这对NGO影响力有很大的作用。还要创建自己的可持续品牌性项目，比如亚洲基金会有一个历史最悠久的项目是亚洲赠书项目，在20个亚洲国家推行。还有亚洲对话系列，从2010年到现在，而且会一直延续下去，品牌项目的可持续对于中国NGO产生影响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张强
要落地、要服务，更要对话！有品牌，别人才会记住你。
嘉宾：黄泓翔：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中国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公益可持续发展、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NGO走出去感兴趣。这些青年人既有对中国的了解，也具有一定国际视野和国际沟通能力，如果大家能看到他们，给他们一些帮助、支持和引导，在整个中国NGO走出去的进程中，他们也许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希望未来彼此温暖、共同应对
主持人：张强
我们希望今天的聚会不仅是为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让这样的光芒照见普通青年人。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和倾听。
回想2020年，有很多令人难以忘记的生与死，以及相依为命的时光。我想提醒各位社会组织的同仁，这个世界本身就很复杂，其实在疫情之前，全球治理已然陷入困顿，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是那么纠结，到底哪条道路可以，到底疫情是助长了人类文化中的更加亲密还是更加疏离？更加信任还是更加不信任？当下都难以破解。在年底这样一个守望时刻，我想，因为我们在路上，初心会决定着一切，会看到我们的同理心和对这个世界的热忱。
再次感谢五位嘉宾的分享和所有参与伙伴的回应。今天无论是思考、讨论、提问、回答，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我们的思考还将继续、行动还将继续！希望未来能够彼此温暖、共同应对。
掌声感谢所有伙伴的分享！
简报论坛2020精彩瞬间
简报论坛 . 明年再会！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