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命运的新起点！
因为这场考试承载着每个考生对未来的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高考是人生旅途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悲喜。
2020年，来自山西、安徽、上海、西藏四个省、市、自治区的5名视障考生，使用盲文试卷参加了高考。其中，来自安徽的昂子喻第二次参加高考，以635分的优异成绩超出安徽理科一本线120分。
问题来了，既然2015年教育部就将考试中提供盲文试卷作为制度确立下来。可为什么参加高考的视障人数连续六年都是孤零零的个位数呢？为什么一项看似进步的改革没有惠及到更多的人，反而在实践中遇冷？
在关注昂子喻励志故事的同时，不禁想要追问，他身后那千百名视障考生在哪里？
······盲文考试有啥不同？······
2020年高考，来自山西、安徽、上海、西藏四个省、市、自治区共有5名全盲考生，使用盲文试卷参加考试，其中，有两名西藏全盲藏族考生使用的是藏文盲文试卷。
那么，盲文试卷与普通试卷有什么不同呢？盲文试卷的内容及难易程度，和普通考生大同小异。在招生录取时，分数线跟普通考生也一样，不享受加分等照顾，由于视障考生用手摸着盲文试卷来答题，花费的时间会比非盲人考生长，因此，视障考生的考试时间会更长。
《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中提出：
■ 为视力残疾考生提供现盲文试卷、大字号试卷（含大字号答题卡）或普通试卷；
■ 允许视力残疾考生携带答题所需的盲文笔、盲文手写板、盲文作图工具、橡胶垫、无存储功能的盲文打字机、无存储功能的电子助视器、盲杖、台灯、光学放大镜等辅助器具或设备；
■ 使用盲文试卷的视力残疾考生，可以在该科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延长50%。
不得不说，盲文试卷自2014年诞生，让无数盲人考生有机会实现大学梦：
■ 2014年，我国第一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盲文试卷诞生。河南46岁的视障考生李金生，成为第一个使用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的考生。
■ 2015年，参加普通高考的浙江视障考生郑荣权考出了570分，其中数学接近满分。
■ 2015年，宁夏视障考生黄莺考出了530分的成绩，高出宁夏理工类一本线85分。2019年黄莺又以优异成绩保送武汉理工大学。
■ 2017年，安徽视障考生王宠高考分数575分，超出本省一本线88分。
■ 2018年，上海市盲童学校应届高三毕业生王蕴，在高考中考出623分 的优异成绩。（备注：上海盲校当年属单考单招，使用单独试卷，只针对三所学校招录）
■ 2019年，山东视障考生邵宸，584分，超过文科普通批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81分。
■ 2019年，安徽视障考生昂子喻，考出551分，高出当地一本录取线55分，当年被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本硕连读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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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文考生为什么这么少？······
在大多数人看来，视障人士因为自身面临的障碍，只能学习按摩一类的技能，就业也只能选择按摩师，他们经常被周围人这样告诫。但他们自己难道甘愿因自身的障碍被局限吗？他们同样希望能和普通孩子一样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六年前的2014年，我国第一份高考盲文试卷诞生。当年，惟一来自河南的46岁视障人士李金生以“白卷”的考试结果令舆论哗然，成为新中国有据可查的除张铁生之外第二个在高考中交白卷的考生。巧合的是，这份“白卷”也推动了高考制度的改革。
2015年，教育部等发布《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暂行）》，将考试中提供盲文试卷作为制度确立下来。当年共计8人使用盲文试卷参加高考，7人被高校录取，且不存在额外加分政策。此后每年，视障考生的人数一直在2至10人之间徘徊，未见显著增长。
为什么参加高考的视障人数连续六年都是孤零零的数字呢？难道视障学生普遍学习差，所以参加高考的人数少吗？
其实不然，据业内人士介绍，盲文考生数量之少，自然不是因为盲校低视力人数是全盲的近百倍，而是本身这个政策受益的学生，大多在普通学校学习，而且是不需要太多支持的低视力学生。平日里，他们可能依靠放大镜、台灯或者不用辅助工具学习。虽然阅读速度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大多数低视力学生也许根本不知道盲文为何物，更别说用盲文去参加高考。因为摸读速度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越小学习越好，时间越长越好。
另一方面，使用盲文的视障学生，恰恰在隔离式的盲校教育体系中学习，其教学质量、教学深度和训练方式与普通学校有天壤之别。
目前国内拥有高中教育的盲校共有8所，最早的青岛盲校，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设了高中，但其对口学校主要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随后北京盲校，武汉盲校等开始尝试开办高中，但很长时间都是应者寥寥。而四平盲校、南京盲校，均是在盲文被纳入普通高考之后才开始设立。
所以，同样是高中，与普通高中相比，不管是实际教学，还是针对性的考试训练，其质量如何不难想象。因此，视障考生用盲文参加高考自然不是简单的“一张试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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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理事蔡聪认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制定法律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形式上的平等，还是为了让某些边缘群体获得实质上的平等？
就盲文考生数量少而言，一方面，可能由于当下盲校隔离式体系和普通教育之间缺乏有效衔接，而政策具体执行者对融合教育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理解还有待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人们长期对残障的负面态度，普通学校可能仍将残障学生视为一种负担。而特殊学校却需要通过扩大招生规模来获得资金与发展关注度，譬如生均经费的拨付要看招生人数。
但事实上，在融合教育的视角下，特殊学校的角色应作为专业支持者存在，并因此给予资金与发展方面的支持，这样也解决了普通学校的担忧。
在蔡聪看来，除了政策及专业选择的掣肘，即将迈入大学的残障同学，可能都会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基于残障特点，大学里的融合教育支持系统是否完善。
比如肢体障碍学生，特别是轮椅使用者，脑性麻痹的同学，学校的坡道、电梯、宿舍的床铺、卫浴设置等是否足够无障碍。而视力和听力障碍的同学，面临的可能更多是软性的，信息上的障碍，教材的无障碍、环境中的信息指示，考试形式的解决，与老师、同学们的沟通，在大学里独立自主的生活等等。
一句话，就是目前大学校园里是否能满足残障学生合理便利的个性化需求。
从个体而言，我们相信，大学会通过各种人力和特事特办来帮助残障学生。但更希望学校能建设一种良好的支持系统，让残障学生能够更加自主、平等、融合地在大学校园里，做一名和别的同学有一样尊严，有一样体验的普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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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来源：声波帮帮盲/ 残障之声，仅用于公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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