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在的眼光观察传统中国，它其实并不像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强调的，是封建、落后。秦汉以来两千年的中国文明远比同时代的欧洲中世纪阳光、健康，富有活力。”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发表有关中西文明交流发展脉络的演讲。马勇提出了世界文化充分中国化和中国文化充分世界化的观点，认为西方文明与中国的接触，至少已有五百年的历史，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文明一致性的重要意义。近代百年，西方带给中国器物、力量，中国也在这个过程中带给世界仁爱、王道。世界人权宣言的指导思想即是来自中国。中国文明应该自信、坦然地面对这个世界，一定会构成自己的新文明形态。以下为部分内容：
五百年的时间，中国历史改朝换代已经好多次了，但中国所面对的近代主题始终没有变：一是中国能否从传统中走出，走到现代文明，这是五百年来不变的主题；二是中国能否接纳来自西方的东西，最大限度与世界一致。
我们以现在的眼光观察传统中国，它其实并不像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强调的，是封建、落后。研究表明古代中国生活形态的多样性远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描述的丰富多彩，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组织形态、行政效率等都有待于重新认识。秦汉以来两千年的中国文明远比同时代的欧洲中世纪阳光、健康，富有活力。据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张荫麟等新旧学者研究，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前，中国文明在亚洲确乎独树一帜，与其社会生活需求高度契合，超稳定的“四民社会”形态，崇尚精英的科举体制，贸易自由主义原则，都使中国社会在汉唐宋元一个漫长时间段充满活力。唐宋元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占有巨大份额，表明中国那时并不乏与世界密切交往的经验和诚意。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文明一致性的重要意义
西方社会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一切，这些工业化新元素进入中国后，迫使中国转型。中国转型的方向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就是要从传统中走出，走到现代文明，和世界一致。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一直讨论如果中国不能和世界一致，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如果仔细体会“中体西用”的出现及其语义、语感，各个时间段所强调的重心，就知道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文明一致性的重要意义，这正像宋代学者陆九渊所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文明会有区域性、时代性差异，但在根本点上，一定有其一致的东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孔子及其儒家坚定的信念。所谓大同世界，并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想。
西洋文明在明清社会上层并不被视为洪水猛兽
过去几百年，中国人很执着地学习、接纳西方，走西方的路。中国人在过去几百年遇到过短暂的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但总体来讲，从利玛窦开始一直到清代中早期，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并没有完全拒绝。利玛窦这一拨人非常了不起，和很多中国士大夫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过去很多历史研究刻意强调中国文明对西方的拒绝，但从乾隆时期完成的《四库全书》看，许多来自西方的作品仍被郑重其事地保留下来了，一些内容比如《几何原本》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个事实说明明清之际中国人并不排斥西学。如果结合传教士在华的情形，注意到十八世纪早期充分西洋化的圆明园建筑，我们应该很清楚，即便西方文明没有充分走进中国民间、底层，但西洋文明在社会上层，在统治者那里并不被视为洪水猛兽，并不一概拒斥。
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走向世界，要求必须了解世界。近代以来中国确实出现过“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一系列主张，仔细分析这些主张，无不与外来文化的进入、汉化有着相当关联，是外部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也是中国文明对外部挑战的回应。从古代学术史的观点看，中国文明从黄河中下游一个部落扩展为秦汉时期绵长的文化边疆，表明所谓最早的“中国文明”并不对外部文明的进入予以排斥，它没有纯粹的汉文明，也没有纯粹的儒家文明。最早的中国文明，无论是黄河中下游还是齐鲁地区，都是非常小的弹丸之地。在漫长的时间段中，中国文明容纳了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各文明体。中国文明的精神对异质文明，对和自己文明不一样的东西，并没有排斥。如果排斥，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文明融合与重构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历史的巧合在于，当中国本土文化整合完成不久，中国文明迅即面对本土之外的文明。这是真正的外来文明，或称之为域外文明，此即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来中土。这是今天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与域外文明接触。由于印度佛教提供了先前中国文明中并没有的轮回报应、因果报应等理念，因而迅即赢得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信仰，在东汉很长时间，流行于宫廷、达官贵人等上流社会，进而渗透到社会底层。
印度佛教带给中国人过去不曾有的观念，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中国文明的不足或缺憾。从孔子或者之前很长时间的中国文明并不关心人的来世，“未知生，焉知死”，成为儒家的人生观。但是人确实终有一死，死后的世界究竟怎样，尽管到现在为止的科学无法给予让人信服的解释，但任何时候都无法阻止、禁止人们对来世的思考、想象。佛教满足了这个需求，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读，至少提供了一种精神慰抚，有助于克服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因而能够在中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赢得越来越多的善男信女。这是从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给出的解读。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说，中国古典以孔孟为代表的思想价值和方法缺少逻辑体系，只是一堆道德箴言的堆砌。黑格尔也这样认为，以为中国文明从未走出混沌，缺少清晰的概念和逻辑。利玛窦、黑格尔的观察是对的，如果回到原始儒家，回到古典，中国文明确实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假如我们注意佛教进入中土并扎根之后的中国文明情形，比如我们去注意深受佛教逻辑影响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我们又必须承认中国文明在佛教思想方法的影响下也在渐渐改变，从初期的《四十二章经》到唐代高僧玄奘译经，在这前后几百年时间，中国僧人、居士将大量佛教经典译成中文，让中国文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中国文明和印度佛教文明的冲突比今天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大得多。看韩愈的传记，看唐代相关史料，可以看到当时反对佛教和拥戴佛教的，远比我们现在反对普世价值和拥护普世价值的争论激烈得多。
北宋初年重构了一个远高于原始儒家形态的新文明
到了北宋初年，中国文明在不经意间凤凰涅槃，重新建构了一个远远高于原始儒家形态的新文明。今天的经济史研究谈到宋朝时期如何如何，讲到贸易体系的时候，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以为宋朝主宰了全球贸易。它的经济增长在全球贸易中的获益非常巨大。据一些研究，宋朝后来失败的原因是只会“远交”，不会“近攻”或“近交”，宋朝能够很好地处理全球贸易事务，但没有能力很好处理周边外交，导致两宋贸易虽然全球化，但是最后被周边干掉。
佛教进入中国并改变中国文明既有架构，是中国文明和外来文明第一次交流。印度佛教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充分中国化，中国文明也最大限度接受了印度佛教，并借用印度佛教改变了中国文明固有形态，让中国文明升级换代。人类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各种因素导致中国文明在宋朝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形态。这个形态，有学者称为“宋代新儒家”，以为儒家思想经过此次改造，不仅与先前儒家渐行渐远，而且与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也很不一样了。
今人基于进化论立场往往低估古人生存能力
利玛窦和中国士大夫
宋代新儒家的建构，被后来一些学者誉为“新儒家的第一期发展”。从宋朝到明朝，到王阳明出现，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机遇，遇到一个更西方的东西。根据可信文献，在十六世纪中期西方人东来，标志性的人物就是沙勿略、利玛窦。
真实的历史一定早于有记录的历史。沙勿略、利玛窦的历史有白纸黑字记录，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中西接触一定早于他们。实际上，既往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并遗留有不少蛛丝马迹。三星堆古遗址一直让人困惑不解，从中国文明既有脉络中，实在找不到三星堆的来龙去脉，但三星堆又是确实存在。其实，中国与西方交往有很久远的历史，不要说什么《山海经》，读《史记》、《汉书》，我们就知道中国人很早就与真正意义的西方有联系。今人基于进化论立场，往往低估古人生存能力，无法想象古代人究竟怎样远距离来往。当然，古代人远距离来往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有规划的行动，各种自然因素让他们有过接触。这些接触有的留下了证据，更多的因为各种原因而淹没在历史尘埃中。
鸦片战争让中国人知道自己和世界的差距
自从大秦与罗马接触后，相信中西交往通过丝绸之路并没有完全中断。所谓通西域，肯定不是到西域为止，而是更远，否则无法解释许多历史现象。包括马可·波罗东来，这可以证明中国和真正的西方并不陌生。战国时期齐国人邹衍就知道大九州、小九州，南朝和尚法显不经意发现美洲，我们都有文献依据。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是鸦片战争打败中国后，让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鸦片战争让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其真实意思是中国人通过这场战争终于知道自己和世界的差距有多大。在这种状态下，中国人重新唤醒十五世纪以来西方人传递给中国历史记忆。
十六世纪的利玛窦和徐光启，代表了东西方最高水平，他们也有很好的私人情谊。他们的交往、合作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发展变化，对于中国古典数学、水利等现代学术在中国发生，都起到重要作用。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可以复盘。假如徐光启、利玛窦那代人的愿景成为事实，用二十年时间将从西方带来的六千部经籍都译成了中文，且都收入了《四库全书》，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今天中国的知识体系肯定不一样，从“四部”衍生现代科学或许可以早许多年，至少中国在重新面对西方时，可以从已有文明架构中找到相似的基因。
当下的中国需要一次更大规模的译书运动
至今五百多年过去了，这些经典还没有译成中文。19世纪60年代，江南制造局和同文馆的翻译馆也组织力量大规模地翻译西学，但是这时候翻译西学已不是原来利玛窦那一代人翻译的古典西学，而是近代西方的文化。过去一百年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战乱动荡，使西学翻译受到很大的阻碍，但是现在我们已有这种可能性时，我们应该全力去翻译西方，把整个世界闻名的东西都译成中文，因为只有充分的中国化才能解决文明的前途。
在今天的组织架构中，我们对西学的翻译也很重视。中央编译局一直在翻译西方，从革命时期开始至今，可惜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仅仅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著作翻译。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中央编译局改造成一个国家层面的编译行动计划，大规模把西方的东西都翻译过来？世界文化充分中国化，需要一次更大规模的译书运动，需要无数玄奘、徐光启、李之藻、严复、辜鸿铭、林纾、林语堂、傅雷、朱生豪、杨宪益等。
世界文化充分中国化，才会有中国文化充分世界化。中国文明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们也是各说各话。但是有一点，真正回到广义的中国文明中，中国本来就容纳了其他的东西，不存在纯粹的中国文明时，我们知道中国文明本身所包含的现代性和普世性非常浓厚。
我们过去一直研究中国朝贡体制，中国几千年的过程中通过柔性力量扩大自己的边疆，让周边非主流文明不断向中原主流文明靠拢。一直到19世纪中期，世界资本大规模东移的时候，这个过程才中断，即传统说法宗藩解体，中国文明周边扩大的趋势中断。今天我们说南海之外的东南亚，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都是一些中国人过去不断开疆扩土、繁衍生息。清朝势力最大的时候，南到南海以南，北到贝加尔湖以南。这么一个广大的区域一定有中国文明的力量在里面。中国文明充分世界化，本身包含了别人所向往的东西。后来我们面对西方强势的力量，确实有一百年时间，中国文明有它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过去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建构仍然发挥很大的作用。
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最初是中国的而非西方的
今天我们中国面对西方的普世观的时候感到一种恐惧，其实回到历史去看，我们就会发现1945年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人权宣言，实际上是中国将中国文明的因素强加给世界。我们过去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怎么会有普世的观念、人道的价值观呢？没有。资本主义早期就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拜金主义。
1884年中法越南问题发生，法国明白说这是一个“力的时代”，没有什么正义、王道、历史。我们今天看到在中国和世界融为一体的过程中，中国文明有几个东西深刻影响了今天的世界。一是王道主义立场，美国人引导这个世界，实际上回到了中国古人所向往的周天子格局，“率有道伐无道”。从原来一个小中国撑起现在的一个大世界，这就是王道主义立场。还有一个“仁者爱人”的儒家人道主义，我们讲的普世价值，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核心内容，而这些最初并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国的。
1947年的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并不隔膜
传统的中国思想不仅影响了世界，成为世界人权思想的指导，而且中国传统经过创造性的现代转化，至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颁布时，中国政治思想也就完成了现代化，这部宪法将儒家的道理、西方的道理比较完美地结合了。所以我一直说，儒家讲到1947年正好。这个正好，就是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并不隔膜，至少与现代化并不根本冲突，与来自西方的宪政并不矛盾。儒家的道理说到这儿正好。当代一些自诩为儒家的学者多走了一步，以为今日中国经济成长，特别是西方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证明儒家的道理比西方的还好，儒家宪政超过西方宪政。这就走过了，过犹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