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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光明论坛·温故】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为事者,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出自白居易写给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晚唐张为著有《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诗人按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分为六类,其中白居易被列为第一类诗人之首,号为“广大教化主”。他对白居易的这一评判无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白氏获得这样的称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这一原则回应了当时文艺创作遇到的挑战,因其注重发挥文艺的基本功能,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获得后世广泛的共鸣,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我国在魏晋时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对文体、内容、语言等的反省与研究使文艺渐渐开拓出新的天地,为进一步走向繁荣奠定了基础。但过犹不及,片面重视形式、忽视内容的倾向一直存在,如六朝以来骈文讲求对偶、声律、用典、藻饰的特点,使其脱离生活,丧失了实用功能;诗歌在中唐出现了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创作倾向,他们追求丽辞、精于雕琢,反映的生活较为狭隘,“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以为己有”。而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已进入藩镇割据、朝局动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阶段,罔顾现实而空玩文字,自是背离了士人的责任,也扭曲了文艺的主要功用。于是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等发起“古文运动”,务求恢复文章质朴自由、言之有物的传统;白居易、元稹等发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承续《诗经》和汉魏乐府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能。白居易论诗文的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与元九书》中,除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还以自身创作实践为依据,提出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主张,如认为诗歌应“经之以六义”“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诗人应“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的诗文创作忠实地践行了他的上述理念。不论是他在入仕初期为盩厔尉时,还是他在朝为左拾遗、左赞善大夫,在地方为江州司马、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时,甚至是在为母丧丁忧期间,都有许多作品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的疾苦,如其《新制布裘》诗中言:“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夏旱》中言:“太阴不离毕,太岁仍在午。旱日与炎风,枯焦我田亩。金石欲销铄,况兹禾与黍。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悲悯情怀与杜甫一脉相承,所以清代叶舒璐《读杜白二集》言:“子美千间厦,香山万里裘。”白居易的《讽谕诗》一百五十首是他现实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其中《观刈麦》《卖炭翁》《采地黄者》等,都是广为人知的名篇。而其讽谕之作中却绝无怨毒,只是“愿得天子知”,以达到辅助君王革新天下的目的。当然,白居易也写有不少反映个人生活情趣的感伤诗和闲适诗,如《琵琶行》《钱塘湖春行》《问刘十九》等,情意真挚,充满着灵动的生活气息。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原则相关,他在诗歌创作中擅长以赋法铺陈,力避艰涩、怪险,而追求平易,以此形成了朴素的美学风格、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自有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语言的平易并不意味着艺术性的减弱,以诗歌为例,白居易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所以他非常重视以优美的意象兴发情感,注重以和谐的韵律连缀诗章,《琵琶行》《长恨歌》等作品皆为平易而美的佳作。

  清代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评价说:“白公之为广大教化主,实其诗合赋比兴之全体,合风雅颂之诸体,他家所不能奄有也。”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那些获得崇高声誉的文学艺术家,如屈原、庾信、杜甫、陆游、辛弃疾、郑板桥等,也多是和白居易一样,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如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等人,也是在发自深心的自由吟唱中表露高洁的情操,其作品同样是对特定阶段时与事的真切反映。文学史上也有远离社会生活、表现轻灵空寂个人情趣的一途,但究竟不是主流。事实上,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起,就形成了抒写人生、关注现实的传统,后经历代诗教的强化,遂成为民族的审美文化精神。这样的美学传统,使文学艺术总能反映人民的悲欢、时代的风云,成为裨补时阙、塑造民族灵魂的丰厚滋养。历史一再证明,如若脱离现实、远离人民,终将使创作走入死胡同,如明代前后七子中的一些作家,“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执迷于泥古,过于重视法度格调,雕章镂句,终难有大的文学成就,也说不上有多少历史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这样的创作观念,正是对传统文艺精神的继承和提升。当前适逢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新时代,国家空前强盛,人民生活丰富多彩,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为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自应被发扬光大,并被赋予与新时代相应的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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