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危机发生于部分民间资本发达地区，它是在我国宏观政策收紧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经营难度增大、民间资本脱离正规金融体系发展等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民间借贷危机凸显在我国金融体制中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比重过大、二元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化改革滞后三大问题。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破解民间借贷困局。
2011年一季度以来，温州、鄂尔多斯等民间资本发达的地区出现一些中小企业尤其是规模以下的小微型企业因资金链断裂造成的倒闭、关停和企业主逃债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对3．8万家的小微型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出现大面积小微型企业的倒闭、关停的情况，目前民间借贷资本风险尚在可控范围内，说明“民间借贷危机”是局部的、暂时的危机。但是因为民间资本发展问题与中小企业融资相互纠缠，及其反映出的体制性痼疾应引起警惕与深思，以避免对经济产生系统性冲击。
一、民间借贷危机是宏观政策趋紧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民间借贷不规范发展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一）2010年以来通胀压力加大宏观政策趋紧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2010年开始出现逐季上涨，全年平均比上年上涨3．3％。进入2011年，通货膨胀形势更加严峻，CPI在7月份达到近年来的峰值6．5％。2010年起，中国央行5次加息并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逐渐加大收紧的力度，市场流动性出现相对紧张。
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加大，只能转向民间资本寻求短期融资，民间借贷利率随之攀升。人行温州支行数据，2011年一季度温州担保类融资中介机构借贷资金用于垫资续贷的比例高达63．7％，民间借贷的月息是银行基准利率的3—5倍甚至更高。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持续发酵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在现有金融体系中却受到不公正待遇。据统计，我国大约有中小企业4200多万户，占企业总数的99．8％，经工商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460万户个体、私营企业达3800万户。中小企业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生产的商品占社会销售总额的60％，上缴的税收占比超过50％，提供了全国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中小企业贷款余额14．43万亿元，仅占当年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36．10％。国内中小企业因为规模小、缺乏抵押物等先天缺陷，难以获得信贷资金青睐。金融服务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型企业金融服务不到位。2011年以来，面临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大幅度上涨压力，企业本身技术含量低、抗风险能力比较弱，使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型企业经营出现了一定困难。
（三）民间融资高利贷化
在国有金融体系之外，我国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积累了一批雄厚的民间资本，主要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以温州为代表；还有资源富集的山西、内蒙古等地，以鄂尔多斯为代表。至2011年中期，中国民间借贷余额达3．8万亿元。截至2010年年底，温州融资性中介机构数量达1879家，包括186家担保公司、1088家投资咨询公司等。民间借贷需求一部分来自实体部门，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因为银行信贷政策收紧，导致获得贷款困难，从而寻求成本极高的短期融资。民间信贷需求的另一部分来自投机资本，部分民间资本炒房、炒矿、炒大宗商品，追求短期高盈利的炒作机会。一旦相关资产价格下跌，投资投机资本就被套牢，资金链断裂，无力还贷，形成借贷危机。在鄂尔多斯，房地产开发的资金主要来自民间借贷。至2011年2月底，鄂尔多斯银行系统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59．7亿元，占360．7亿元的投资规模的16．55％。鄂尔多斯民间融资成本大约在月息2．5％左右，而借贷成本一般为月息3％，最高达4％—5％。
（一）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和金融资源合理配置
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在我国融资结构中占比过高是我国经济中的长期问题。虽历经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但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目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资产占比和信贷规模等方面都居于优势地位。这种金融体制产生如下弊端：
中小企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处于最弱势地位。在银行与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与中小银行，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关系中，前者都处于主导地位。国有商业银行的首选服务对象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给小企业放贷的意愿较弱。首先，给中小企业贷款的成本更高，因为单笔贷款规模小，但是审批费用固定。其次，小企业因自身脆弱性风险更高。研究表明，银行规模与其服务的企业规模呈正相关。大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既缺乏意愿也缺乏相关产品设计。
强势市场地位使商业银行拥有更高的定价能力。稳定的息差收入外，商业银行还可收取高额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当前在成本上升和外部环境复杂的双重压力下，实体经济困难增多，金融企业的高定价能力，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2011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8173亿元。而1—11月的央企收入总和为8318亿元。同期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占所有商业银行净利润的66％。在高融资成本条件下，中小企业寻求更高回报投资项目，而不是利润微薄的制造业，导致经营行为短期化，实体经济空心化。
间接融资体系挤占直接融资市场的生存空间。银行业在与基金、私募等金融机构的业务往来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大银行利用遍布全国的物理网点和境内外结算、清算和托管等领域的基础服务，牢牢把握在直接融资市场的主动权。2010年债券发行和股票融资占社会融资比例不到15％，而美国同期债券市场融资占社会融资比达38％。另外，国有银行通过股市融资，壮大了自身，却因长期股价低迷拖累了二级市场表现。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缓慢，影响了中小企业通过直接市场融资能力的提升。
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难以进入主流金融体系。我国金融机构的发起与设立都实行严格管制，虽然银监会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入股现有商业银行，如2010年9月出台相关措施鼓励民间资本重组高风险农信社，但是要求单个企业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能超过20％。民间资本在草根金融体系中的作用空间也有限，如村镇银行的发起人必须是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只能放贷不能揽储，作为金融机构难以持续发展。上万亿的民间资本只能以非正规金融方式运营。
民间资本流向难以监管。游离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民间资本，一部分满足主流金融机构不能满足的正常民间借贷需求，成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一部分却通过资金腾挪，谋取高息收入，涉及违法融资，以及资金流向矿产等暴利行业及赌博等不法行业。民间资本使监管难以有效覆盖，风险防控机制难以建立。
民间资本累积金融风险，威胁到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温州等地的民间融资事件表明，民间融资中存在的高利贷、企业主逃债，中介非法揽存等现象，一旦融资链断裂，就会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部分地下钱庄帮助洗钱，央行《反洗钱报告》显示，内地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的黑钱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部分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冲击国家正常金融秩序。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金融资源配置扭曲
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民间借贷的无序发展相互纠缠，导致民间借贷危机的发生和蔓延。追根溯源，信贷利率管制形成的利率双轨制是金融市场发展失衡导致民间借贷危机的主要原因。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滞后，已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阻碍。
信贷利率管制是造成体制分割的根源。在正规金融中，我国企业债、金融债、商业票据以及货币市场交易已全部实行市场定价，外币存贷款利率也已完全市场化，仅有人民币存贷款领域存在“贷款下限、存款上限”的利率管制。在信贷市场中，银行存贷款利率和和民间借贷利率严重脱节，中小企业从国有商业银行的借贷年利率是7％—8％，从股份制银行融资的成本是年利率12％，从民间资本的借贷成本高达年息24％—30％。两类利率双轨制造成金融市场体制性分割。
催生规模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两种市场、两种利率，形成巨大的利差。庞大资金通过金融中介和所谓的表外业务的方式从主流金融系统流向民间金融牟利，从而打通两种市场的金融资源，也打通了两种市场的风险隔离体系。这些资金包括银行的各种理财产品、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大企业财务公司的打包贷款等。据银监会统计，仅工商银行2010年对公和个人理财产品销售额就达到4．5万亿元，而同期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50．92万亿元。一些金融中介通过非正当关系从大银行拿到规模贷款指标，进行技术处理后参与民间高利贷行为。
信贷利率管制扭曲资源配置。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这一进程。金融资源支配实物资源配置的属性，资金价格信号扭曲使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乏力。较低的利率水平，使借款人以较低成本使用资金，导致过度投资；高物价条件下产生负利率，导致财富从储户向银行和借款人转移，扩大消费的政策诉求难以实现。
一是积极发展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性银行机构。成立全国性中小企业银行，由政策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提供补贴。推广中小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试点经验，鼓励地方政府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探索。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立全国、省、县分级担保体系，以政策性担保带动商业性担保和民间互助担保，分散商业银行贷款风险。
二是大力发展市场化中小银行体系。发展完善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等在内的中小银行体系，发展专业于地域、专业于社区、专业于特色产品的草根银行体系。支持已经在小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的金融机构发展，如包商银行、台州银行和哈尔滨银行等。在银行业总结推广中小企业贷款和微型贷款技术。
一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银行业金融机构重组和兼并进入国家间接融资体系。成立一批像民生银行、浙商银行这样的以民间资本为主发起成立的民资商业银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参与城信社和农信社改制或股权融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合作社和互助社。
二是建立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直接融资体系。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科技企业孵化器和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发展场外市场和股权交易市场，引入海外优质股权交易基金。
三是严格民间资本监管，规范民间资本发展。规范地下标会、票号。坚决取缔违法地下金融行为，严厉打击民间借贷高利贷化、黑社会化。在部分热点地区建立试点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为民间借贷提供登记、结算、评估、公证、法律等服务，促使地下金融阳光化。加强民间资本监测，掌握民间资本规模、发放对象、利率、风险等情况。
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我们认为已经到了加快推进的时机。推进完善利率市场化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完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运行机制，完善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随着银行风险定价水平及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逐步放开存贷款利率。制定利率市场化时间表和路线图，给市场以稳定预期。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市场利率体系及其形成机制。
优化金融市场结构，促进金融市场的竞争。吸收国际社会治理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问题的经验，评估国有大商业银行的市场影响，缩减大商业银行的规模，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促进公平竞争，保持金融市场活力。加快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市场，降低企业债发行门槛。稳步发展以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为主的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场外市场体系建设，改革完善证券发行体制，加快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四）完善金融顶层设计，保障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加强金融体制改革顶层设计，规范引导金融市场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实现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战略目标服务。
一是提高政策设计的前瞻性。结合国家经济战略目标，明确金融发展战略目标，站在未来金融发展的角度结合当前的金融实践经验设计政策，加快推进改革。
二是要注重政策设计的全局性。金融顶层设计至少包括以下五大方面内容，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核心的对外金融开放问题、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问题、包括贷款担保和存款保险在内的信贷市场结构改革问题、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问题、金融立法与金融监管等制度保障问题。
三是要实现政策设计的科学性。从理论、实践和法律的层面全面论证政策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功效。局部金融问题统筹解决，理论模型与实践效果结合运用。
（工作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