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际金融研究所的预估，2012年海湾国家的政府开支将达到4886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35%。2010年年底，由突尼斯小贩引发的“政变”已经让四个国家实现了政权更迭，其中利比亚的卡扎菲在内战中毙命。虽然倒下的四个政权都是“共和国”，但并不意味着海湾君主国是稳定的。
2011年2月13日，巴林的什叶派反对者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一个月之后海合会出兵将巴林的抗议活动给掐灭了。此后，海湾国家似乎成为阿拉伯政治运动的“免疫区”，当叙利亚政局扰动不安之际，海合会成为倒巴沙尔的急先锋。在海湾国家“平静”的背后是君主们花钱买稳定的大手笔。
2011年，沙特阿拉伯政府拿出1300亿美元，为国民发红包：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的工资、开建住房等。其他海湾小国也不同程度地拿出红包，以此来平息国民的怨气。拿红包堵住国民的嘴，用民生工程来延缓民主的诉求，是目前海湾国家“维稳”的主要思路。但是政治的合法性似乎不是可以用钱来购买的，金钱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却非治本良策。
一般而言，政治合法性有两种来源：绩效与程序，海湾国家的民生工程便是以绩效换取政治合法性之举。当然，任何政府都需要绩效来获得国民的支持，在选举政治中尤甚。海湾国家之所以可以如此慷慨，根源在于这些国家都是富得流油的产油国，过去几年中油价飙升让这些国家赚得盘满钵满。坐拥大量石油美元的海湾国家，在面对阿拉伯政治危机的时候，就多了一条选择：大把撒钱。如果巴沙尔、萨利赫也有这么多美元的话，他们会从容得多。
民生工程实际就是一种福利分配，让更多的国民分享“石油红利”。福利开支是一种刚性开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欧洲债务危机就是一个例证。海湾国家的国际收支情况要比欧洲好得多，手握大量的盈余，但是海湾国家的经济结构能否支撑起不断扩大的民生工程呢？
众所周知，海湾国家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石油出口，其经济状况也随着石油价格而起伏不定，幸运的是，石油价格总体而言是处于上升之中。政府开支源于石油收入，油价时起时伏，但是政府开支却处于不断膨胀之中，沙特2011年的政府开支超出预算，达到2200亿美元，超过石油收入的三分之二。要维持政局稳定，海湾国家需要拿出更多的石油收入来贿赂“臣民”。要达到预算平衡、政局稳定，海湾国家需要越来越高的油价，目前，沙特需要80美元每桶，阿联酋是90美元，而巴林则超过了100美元，相比于2003年的30美元，海湾国家的“维稳成本”处于飙升状态。
目前而言，石油价格还能满足海湾国家“维稳”的需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油价能保持高位运行，海湾国家有足够的石油出口吗？石油财富让海湾国家可以“购买”西方的现代化设施而无需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现代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之上的，随着海湾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国内石油消耗量不断增加，2020年之后，巴林、阿曼等国石油出口量会锐减，其他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隐忧。
财富，不等于资本，海湾国家拥有大量的财富，却未必拥有资本。在市场中流动并获得利润的财富才是资本，海湾国家毋宁说是资本的匮乏之地，因为没有人愿意到市场中搏击风浪，而是削减脑袋挤进政府机构，等待分享红利。冥冥之中，这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经济习俗的再现，游牧意味着没有固定的产权，意味着平等分配要比创生财富更重要，意味着劳动不光荣。因此，海湾国家的劳动力多半来自国外，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70%左右。在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是一种寄生性的政治经济体制。
“资源诅咒”是海湾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大发意外之财的国家几乎难以建立其健全的政治经济体制。原因很简单：统治者根本不需要征税就可以获得足够的收入，国民反而要依赖于政府的红包。一个正常的国家需要与国民不断“商量”征税数额，在这个过程中，国民逐渐获得了选举权，“无代表不纳税”是现代政治体制的精髓。海湾国家基本属于“租金国家”，省去了与国民博弈的繁琐过程，所以，海湾地区成为世界上君主国最集中的地区。
有得必有失，海湾君主国也失去了政治合法性的另外一个来源：程序。虽然这些君主国有王位继承的规矩，但是这些规矩却越来越不受欢迎了。越来越多的人要求选举权，人的民主权的观念激荡着君主制的堤坝。此外，既有的继承制度让海湾成为老人政治的重灾区，尤其是沙特。现任国王阿卜杜拉已经88岁，王储纳伊夫也79岁了，去年前任王储苏尔坦83岁高龄去世。目前海湾国家中近70%的人口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能接受80岁的老人继续统治吗？
激进革命固然不能带来一个善治的秩序，但是，固步自封往往是在积聚革命风暴。对于海湾国家而言，未雨绸缪，在石油财富尚未耗竭之前，审慎渐进地建立更加均衡完备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上上策。民生工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不是终点，民生不能代替民主，当然，民主并不意味着打翻君主。海湾国家能寻找到民主与君主和谐共存之道吗？
（作者系国际关系史博士）
